宗教生活适应

三　宗教生活适应

流动穆斯林相比其他流动群体而言，有着特定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习惯。他们在离开原来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异质性高的城市之后，其宗教生活必然会发生变化。以下我们从去清真寺的频率、路程、礼拜、封斋、朝觐等方面的变化进行统计和说明。

（一）宗教功课情况

1.去清真寺的情况。由于迁入城市前和迁入城市后去清真寺情况的缺失值不同，因此为便于对两者进行比较，我们在误差分析的基础上，将这两道题中所有的缺失值剔除，得到了对迁入前和迁入后两道题都作答的问卷。所有的结论都是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得到的，旨在说明流动穆斯林在迁入城市前后宗教生活的变化情况。以下对礼拜、封斋、天课、朝觐和职业、收入的对比分析都依照此方法进行。

通过误差分析，我们将迁入城市前、迁入城市后去清真寺的情况两题都作答的1153份问卷进行了比较，从表19可以看出，有34.4%的被调查者在家乡时能够每天去清真寺，而进入城市后，能每天去清真寺的人数比例大大降低，只有原来的1/3。迁入城市后，选择每周、每年和特殊情况去清真寺的人数大大增加，尤其是后两者，人数比例分别增加了6.7%和10.5%。需要说明的是，穆斯林去清真寺并不一定就是礼拜，也可能从事其他活动，如宰鸡、宰羊、学习宗教或阿拉伯语知识、请阿訇等活动。特别是西部地区，穆斯林日常生活离不开清真寺；但是到东部城市以后，由于清真寺的功能减弱，穆斯林到清真寺主要是从事宗教活动，其他活动已经离开清真寺，所以去清真寺的频率已减少很多。

表19　迁入城市前后去清真寺的情况对比表

2.礼拜的情况。排除所有的缺失值后，全部填答这个问题的问卷共有1089份。被调查者做礼拜的情况在其进入城市前后的变化较大（表20）。在迁入城市前，有41.7%的人能完成每天五次礼拜，1/5的人每周能做多次礼拜；迁入城市后，能够每天继续完成五次礼拜的人数减少了约一半，只能参加每周聚礼或每年会礼的人数大量增加。在对迁入城市前后做礼拜的情况进行配对样本的均值检验时发现，流动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后礼拜的情况与其在迁入本城市前有明显差异。由此可见，他们进入城市后，原本正常、有规律性的宗教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些影响。

表20　迁入城市前后流动穆斯林做礼拜的情况对比表

注:迁入城市前的缺失值数量为65，迁入城市后的缺失值数量为112，两题都没填的数量为40，排除所有缺失数量后，总数为1089。

①每周并没有固定的次数，每天五次礼拜也并不全做，数量上相对少。

3．封斋的情况。每年封斋是穆斯林非常重要和独具特色的宗教习惯，封斋不仅是长期形成的固定民族传统，也是宗教信仰的要求。然而这一情况在流动穆斯林身上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从统计结果来看，在对迁入前和迁入后封斋情况两道题都回答的1142人中，每年都封斋的人数比例从迁入城市前的近八成下降到现在的72.2%，而由于条件不允许基本不封斋的人数比例增加了6.2个百分点（图9）。

图9　迁入城市前后封斋的情况

注:迁入城市前的缺失值数量为38，迁入城市后的缺失值数量为66，两题都没填的数量为20。

4.天课和朝觐。“天课”意为纯净及清洁，穆斯林从自己的财产中按规定取出一部分钱财来周济贫穷之人叫做完成天课。一个有条件出散天课的人，他的财产和他的本性（品格）就被净化了，吝而不散天课的人，其财产就变成不“洁”的，他的本性也变成不“洁”的了。因此每个收入达到一定数额的成年智力健全的穆斯林都有完纳天课的义务。礼拜和完纳天课是穆斯林宗教信仰五大功修中的两项。流动穆斯林完成天课的情况迁入城市前后变化较大。误差分析后^[4]，对迁入城市前后完成天课情况都作出选择的有1109人。被调查者不论是选择如实完成天课还是基本完成天课的人数比例都有所下降，分别下降6.1%和3.3%，而没有条件完成天课的人数比例则呈上升趋势，由34.4%增加到43.7%。

这里似乎有个矛盾，完成天课的条件是穆斯林家庭每年的经济收入需达到一定的条件。先知时代规定剩余财产达到20个金币或者100个银币者，称为“满贯”，就应交纳天课。20个金币相当于黄金约96克，约等于人民币10000元（2007年的价格），即每年除了正常开支之外，节余的部分是否达到人民币10000元。达到以后，就应该出散2.5%的钱财用于救济贫困的人。伊斯兰教认为，富人的财富中有穷人的权利，这是每个穆斯林的社会义务之一。前边讨论经济收入的时候看到大多数人的经济收入明显比迁入前提高了，为什么交纳天课的能力反而下降了？访谈得知，其中的原因是虽然收入提高了，但是生活成本增加了，没有了农业收入作为补充，所有消费品都需要在市场中购买，因此实际每年的节余反而不如迁入前，没有条件完成天课的人数反而呈现上升趋势。^[5]另一种解释是，穆斯林对“条件”这个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在城市中由于没有完纳天课的社会氛围，施散天课的渠道也不十分通畅，某些穆斯林要完纳天课可能还不知道施散到哪里。散居的状态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生活方式。

流动穆斯林完成朝觐功课的人数比例迁入城市前后变化不大。在1122份作答的问卷中，不论是“自己是否朝觐过”还是“支持长辈朝觐”，三个选项的人数比例在其迁入城市前后基本相同，约82%的人都没有条件朝觐。这个结果比较正常，任何时候前去朝觐的都只能是少数人。

5.清真饮食不便。调查显示，仅有28%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城市中购买清真食品十分方便，有50.7%的人认为城市中清真食品很少，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16.3%的人认为本城市的一些清真饮食摊点并不清真。选择“其他”的有38人。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发现，饮食问题对于东部地区的流动穆斯林更为严重，东部地区仅有13%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容易购买到清真食品，约65%的流动穆斯林认为虽然能买到清真食品，但却十分不便，而且东部地区清真食品中“假清真”的现象也较西部地区多一些。

（二）流动穆斯林的内外关系

当问及流动穆斯林与本地穆斯林的关系时，有近一半的人认为流动穆斯林与本地穆斯林之间的关系融洽（44.1%），另有26.3%的人与本地穆斯林没什么接触，而认为两个群体关系不融洽或不便发表看法的被调查者数量占总数的18.7%（表21）。如果把东西部城市分开来看，情况也有所不同。西部城市的调查数据中，双方关系非常融洽的人数比例高于东部城市11个百分点，而东部城市的被调查者中，约31%的人认为双方没什么接触。总的来看，西部城市流动穆斯林和本地穆斯林之间的关系要融洽一些，东部城市流动穆斯林和本地穆斯林的关系要疏远一些，接触要少一些。

表21　流动穆斯林和本地穆斯林的关系统计表

从对流动穆斯林是否参加过本地穆斯林组织的除聚礼、会礼以外的宗教活动的调查中也可以对两个群体的关系窥见一斑。除去88人没有作答之外，有664人表示本地穆斯林没有组织过而且自己也没有参加过除聚礼、会礼以外的宗教活动，占被调查者的54.2%；选择“组织过，但本人没参加的”的人数占总数的11.5%；而参加过此类活动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27.2%。可以看出，无论是本地穆斯林组织没组织过或组织过但被调查者不知道，反映在是否参加的数据上，有近2/3的人都没有参加过本地穆斯林组织的除聚礼、会礼以外的宗教活动（图10）。

图10　参加宗教活动（聚礼、会礼除外）示意图

从流动穆斯林的内部交往来看，他们的关系相对较好。共有76.2%的人认为彼此关系友好，其中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流动穆斯林之间十分团结，而且能够相互帮助；也有16.6%的人表示来自不同地方的流动穆斯林之间并不很了解；此外另有2.7%的人认为流动穆斯林“内部存在着教派或派系的分歧”^[6]（图11）。

图11　流动穆斯林之间的交往情况示意图

（三）对清真寺管理的认同

让流动穆斯林对所在城市的清真寺管理水平进行评价时，有46.7%的被调查者认为清真寺的管理较好，有约1/4的人认为“管理一般，有待进一步加强”，21.7%的人认为“不了解”或“说不清楚”，还有少数人（2.2%）明确指出清真寺管理不好。在问及他们对宗教信仰问题的建议时，有约25%的流动穆斯林认为应增加清真寺数量并完善对清真寺的管理，其余的建议主要集中在加强清真饮食规范、制定就业求学等优惠性政策、加强穆斯林社区的文化建设等方面。

关于清真寺的管理问题，不少流动穆斯林都表示对城市清真寺的管理方式不能很好理解。在西北地区穆斯林流出地，绝大多数清真寺都是穆斯林自己管理。任何有能力也愿意参与管理的穆斯林都有可能进入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但是在东部城市中清真寺的管理似乎与流动穆斯林没有关系，他们只能前来礼拜，完成宗教功课，却很难参加到清真寺管理中来。又由于他们对整个城市的管理和社会结构缺少了解，加上城市清真寺在管理的过程中也没有主动吸收他们参加，因此他们的客居地位十分明显。上海的一些清真寺（如小桃园寺和沪西寺）为此作过一些改革尝试，取得了一些成绩。2004年，来自西北的部分流动穆斯林对上海清真寺的管理和当地穆斯林的宗教操守颇有微词，为此，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参观考察活动，邀请流动穆斯林代表50余人参观了上海伊斯兰教主要活动场所（包括清真寺和回民公墓等），并进行了互动与交流，使流动穆斯林认识到上海伊斯兰教也有自己的特色，上海穆斯林的宗教生活适应了上海的社会发展需要，上海清真寺的管理经验也值得学习和重新认识。

流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在流动前后有一些变化，他们的宗教生活方式逐渐由坚持每天礼拜演变成坚持每周或每年参加宗教活动。究竟什么因素对流动穆斯林宗教生活变化产生的影响更大呢？我们设计了“什么因素对你的宗教生活影响最大”的问题。回答“离清真寺太远”的人有233人，占总数的19.0%（其中东部218人，占东部总数的24.9%）；回答“没有地方学习宗教知识”的有158人，占12.9%（其中东部125人，占东部总数的14.3%）；回答“缺少穆斯林朋友”的有168人，占总数的13.7%（其中东部121人，占东部总数的13.8%）；回答“经济困难”的有264人，占总数的21.5%（其中东部130人，占东部总数的14.9%）；回答“生活所迫，没有时间”的有247人，占总数的20.1%（其中东部189人，占东部总数的21.6%）；回答“被人歧视，低人一等”的有44人，占总数的3.6%（其中东部23人，占东部总数的2.6%）。

表22　影响流动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因素

通过表22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流动穆斯林来说，影响其宗教生活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而非我们设计问卷时所假设的空间因素。如果“把生活所迫，没有时间”和“经济困难”两者相加，则经济因素对流动穆斯林的影响超过了四成，达到41.6%。可见经济困难对流动穆斯林的影响最大。其次才是“离清真寺太远”以及“缺少穆斯林朋友”。“没有地方学习宗教知识”也是对流动穆斯林宗教生活影响的因素之一，但只占到12.9%。

对于流动穆斯林来说，经济生活的适应和宗教生活的适应是不能分离的，只有经济生活适应完成了，融入了城市社会生活，才能够解决宗教生活的问题，才能够为流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提供物质保障。东部城市中流动穆斯林反映“离清真寺太远”的人数要比调查总数的相关百分比高出5.9个百分点，这说明对于东部大城市来说，清真寺太少成为影响流动穆斯林宗教生活适应的较重要的问题。流动穆斯林由于生意和打工的需要必然要分散在城市每一个角落，不可能都在清真寺周围生活居住，只有增加城市清真寺的数量才能满足流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需要。

【注释】

[1]在设计的问卷时，我们认为雇工8人以上包括8人为老板，雇工7人以下包括7人为个体户，但在填表过程中穆斯林无法区别个体户与老板之间的差异，或者没有注意两者差异，他们有的将个体户理解为老板，有的将老板理解为个体户，所以这两项结合计算比较合适。

[2]所谓“拉面经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意指以拉面饮食为谋生手段的经济。这类经济主营拉面兼做些其他西北特色食品，诸如西北炒菜、水饺等，而饭店一般都有两个以上的帮工，其收入不仅能够维系自己的生活还能有一定的结余。

[3]对于大多数流动穆斯林来说，他们不愿意定居城市，是因为在实现定居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难度太大，以至于流动穆斯林在明确表达其定居愿望的时候，有所犹豫，有所保留。

[4]天课完成情况的误差分析:迁入前缺失值的数量为75，迁入后缺失值的数量为94，两者共同缺失的数量为52；朝觐情况的误差分析:迁入前缺失值的数量为71，迁入后缺失值的数量为82，两者共同缺失的数量为49。

[5]农业时代每个穆斯林家庭年底如果有40只羊或5头牛（骆驼）就要完纳1只羊作为天课，流动穆斯林已经不具备这个条件了。

[6]根据我们了解，中国穆斯林内部的教派主要是格底目、西道堂和伊赫瓦尼，西北主要是几个门宦。调查主要想了解流动穆斯林中教派和门宦的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