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穆斯林对城市穆斯林社区的影响

一　流动穆斯林对城市穆斯林社区的影响

（一）迁入前城市穆斯林社区主要特征

虽然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的初期，但是大城市穆斯林社区民众能够感受到的明显变化还是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2000年以后。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规模“退耕还林”政策和2002年中央通过的《退耕还林条例》是这一规模浩大的流动穆斯林大军启动的重要推力。

要理解大量流动穆斯林给城市穆斯林社区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就不能不谈及20世纪90年代及之前穆斯林社区的基本状况和已经发生的变化。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是中国东部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穆斯林人口较多，并且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社区形态。而深圳则是移民城市，90年代才有可以公开从事伊斯兰宗教活动的清真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大城市本地户籍穆斯林多具有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有着相对稳定的居住地域，形成了颇有影响的穆斯林社区。

南京是回族“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历史上王岱舆、刘智等先贤在南京进行的“以儒诠经”活动对回族乃至整个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南京七家湾回族穆斯林社区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上海松江回族穆斯林社区有700多年的历史，天津的西北角回族穆斯林社区也有600年历史。南京曾是全国重要的穆斯林报刊杂志的发行中心，上海曾是中国朝觐穆斯林重要的集散中心和伊斯兰文化中心，天津是近代流动穆斯林移民城市，也是回族文化教育的中心之一。随着城市的变迁，特别是近年来的拆迁改造，这些曾经有着重要影响的穆斯林传统社区形态正逐渐被新型的泛地域化的现代社区所取代。

在大量流动穆斯林进入之前，大城市回族穆斯林社区呈现出以下一些重要特征:

1.在城市化和现代化冲击下，传统社区形态逐渐解体，穆斯林人口逐渐分散。南京七家湾是回族穆斯林相对集中的社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城市改造的冲击下，大部分穆斯林民众已经离开原有的社区生活中心，分散到全市各地。虽然社区中心的草桥清真寺拆迁复建，但是周围的穆斯林民众已经不多了。^[1]上海沪西清真寺附近的穆斯林同样也因拆迁大多离开了原住地。天津西北角正在进行大规模拆迁，清真南大寺、东大寺附近的穆斯林居民已经所剩无几。城市拆迁改造对于穆斯林社区生存和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2.部分回族穆斯林民众远离宗教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大城市多数回族青年正逐渐淡化宗教信仰。过去由于伊斯兰思想和文化影响，回族生活习俗无不打上伊斯兰宗教烙印，离开清真寺就没有办法生存。礼拜、沐浴、宰牲、节庆等都离不开清真寺。而现在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再把去清真寺看做是“必须的功课”，甚至有些人数年不去清真寺,许多人不再了解自己民族和宗教的哪怕是最基本的常识。回族文化模式正在向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兼收并蓄中外优秀文化的“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转变。^[2]

3.回汉通婚已经成为主要的婚姻形式。由于大城市回族青年从小就和汉族一起上学，成人以后也主要和汉族民众一起工作，加上回族原有封闭的社区生活空间被打破，回族青年婚姻已经不再可能维持“族内婚”。随着回汉通婚的扩大和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部分回族的生活习俗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3]

上海沪西清真寺主麻拜　2006年8月摄

4.清真寺的功能被弱化。传统社会清真寺既是穆斯林沐浴洁身、进行宗教活动、交流感情的中心，又是举办宗教教育、传播宗教知识、培养宗教职业者的讲坛和经堂，还是穆斯林群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生活以及公益事业等社会活动的场所，其功能是多样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一段时期内的“左”倾思想影响，宗教被看做是“封建”“腐朽”的“历史文化遗存”，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回族穆斯林民众的正常宗教生活遭到干涉和阻挠，清真寺的社区中心地位下降，功能弱化。比如南京最有影响的净觉寺，现在主要就是进行宗教礼拜活动和充当伊斯兰教协会的办公场所，其他的功能都弱化甚至消失了。

（二）促进了穆斯林社区经济社会发展

一切文化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流动穆斯林大量进入城市，参加城市宗教生活，施散的大量乜帖（或劳务、实物等）为清真寺职能发挥提供了物质支持。城市民族宗教管理部门要求清真寺发挥职能，团结广大穆斯林参加到和谐社会建设中去，为此清真寺必须“以寺养寺”，并实现“自养”。清真寺经济来源中除了既有寺产收入之外，穆斯林的天课、乜帖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传统回族社区的逐渐消失和大量回族青年远离宗教，一些清真寺实际上难以实现“自养”。

流动穆斯林大量进入城市后，这种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流动穆斯林热爱清真寺，将清真寺当做家，并且为此贡献着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查问卷显示，1226份问卷中有51.6%选择了“每年都交纳天课”。流动穆斯林中还有一批国外来的穆斯林，他们在东部大城市投资做生意也经常施散乜帖。结果，主麻日的乜帖数量大为增加。以上海沪西清真寺为例，主麻乜帖已经从2003年前的每天4000～6000元发展到2006年夏天的每天8000～13000元。清真寺可以利用这笔资金改善内部环境、增加基础设施，为穆斯林群体提供更好的服务。南京流动穆斯林还曾经集资资助苏北一些穆斯林人口较少的清真寺搞建设，仅2007年5月两次去宿迁清真寺就集资1万多元。另外他们还经常组织宗教交流活动，带部分穆斯林去南京东山、山西长治、西安、银川等地参观学习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清真寺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越多，乜帖箱的收入也越多，如上海沪西清真寺；清真寺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越少，乜帖箱的收入也越少，如天津某清真寺（这里不便直接指出寺名和具体的收入情况）。

南京流动穆斯林帮助解决了穆斯林关心的“刀口”问题　2006年9月摄

流动穆斯林为城市清真饮食和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穆斯林劳动力资源。城市是多元文化的集合地，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伊斯兰文化在城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东部大城市中，少数民族开办的公司、商店屡见不鲜，有的甚至成了城市多元文化的象征，如南京餐饮业中著名的马祥兴、安乐园等老字号清真饭店。清真饭店和清真食品企业在员工的选择上更希望雇佣具有相同宗教文化背景的同质性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在东部城市中十分稀少，流动穆斯林有效解决了这类劳动力的短缺问题。目前穆斯林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已经能够满足需要，但是质量还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今后有待进一步开展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大规模拆迁改造导致回族穆斯林“围寺而居”的居住格局被打破，回族穆斯林被迫分散居住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南京市鼓楼区以前回族人口较少，现在发展成为回族人口最多的城区。分散居住的回族穆斯林民众外出难以找到清真食品，特别是“有刀口”的肉食。“出门吃饭难”几乎成为东部大城市穆斯林民众的一个大问题（这一点和西部城市明显不同）。不能顺利地找到清真饮食的困难极大地影响了本地穆斯林的正常生活。流动穆斯林经营的清真拉面馆、清真餐厅已经遍布全市，即使在没有清真屠宰厂的深圳，流动穆斯林依靠从内蒙古、西北各地运入牛羊肉，把清真饭店开遍了各个角落。这样，穆斯林不仅出门就可以吃到清真食品，而且在食物的选择上也有了一定的余地。

流动穆斯林在其经济社会适应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穆斯林群体整体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而西部的穆斯林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更少。我们对东部地区流动穆斯林的调查情况说明，能够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的流动穆斯林整体素质要明显好于西部农村地区的穆斯林。可以说，流动穆斯林是西部农村穆斯林聚居区的社会精英群体。

南京市穆斯林大学生在郑和墓　2007年5月摄

流动穆斯林中还有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问卷显示，拥有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穆斯林（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人数在大城市流动穆斯林中占到7.7%。10.7%的流动穆斯林从事投资、公务员、教师和研究人员等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他们的到来改善了城市穆斯林的文化结构，有利于整个穆斯林群体素质的提高。他们开公司或成为高级白领为城市回族社区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上海沪西寺，阿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某职员告诉我们，他所在的公司就是由穆斯林开办的，并且雇佣了一批穆斯林技术人员，他本人是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毕业的。深圳市伊斯兰教协会洪建忠副会长来自陕西，是一家拥有数百名员工的企业（深圳阪和工材实业有限公司）老总，他的公司就有不少穆斯林大学毕业生。为了支持穆斯林员工完成宗教功课，每到主麻日或两大“尔德”节，公司会派车接送穆斯林员工前往清真寺参加聚礼和会礼。

义乌清真寺　2007年3月摄

南京伊协西北联络组在吉兆营清真寺宣读会议决议　2007年6月摄

流动穆斯林在南京吉兆营寺开讨论会　2006年7月摄

城市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外资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是显著的。然而中国大城市来自伊斯兰文化背景的投资显得相对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缺少穆斯林生活工作的合适空间可能是重要的方面。流动穆斯林进入大城市后，情况有所改变。他们往往略通阿拉伯语，通晓宗教习俗，在国际交流中能与国外穆斯林形成良好互动关系，这就为国际伊斯兰社会的投资者进入中国提供了交流与合作的“软件”支撑，有利于吸引来自国外的穆斯林朋友到中国大城市投资，进而为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浙江义乌大量穆斯林外商进入，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已经由一个偏远小县城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小商品基地。义乌现在已经拥有营业面积80多万平方米，商位34000余个，从业人员8万多人，日均客流量20多万人次。商品销售辐射到180多个国家或地区，各类商品行销到东南亚、中东、欧美。外贸出口量达到全市年销售总额的50%以上。同时，由于大量流动穆斯林的迁入，义乌从一个无清真寺、无穆斯林墓地、无宗教活动的“三无”县城，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当代中国东部的新“蕃坊”^[4]。常年在这里工作的中外流动穆斯林达到2万～3万人。

流动穆斯林无论是打工开店，还是从事贸易运输或文化、管理工作，都为城市的健康和谐发展作出了贡献，推动了整个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流动穆斯林对大城市穆斯林社区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与市容管理部门发生争执、部分青少年过早失学、破坏环境卫生、打架、超生以及内部的地域矛盾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整体和穆斯林群体的形象与社会稳定（后边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5]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只是极少数人，但也需要引起关注。

（三）促进了穆斯林社区宗教文化发展

大量流动穆斯林的到来增加了城市穆斯林社区的宗教氛围。流动穆斯林迁出地通常是具有浓厚伊斯兰教文化气息的穆斯林社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宗教信仰保持着密切联系。流动穆斯林的宗教功课与清真寺联系紧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226个填写问卷的流动穆斯林中332人（占27.1%）闲暇时间“去清真寺或做宗教功课”。关于流动穆斯林去清真寺的频率，“每天去”“每周去”“每月去”“每年去”“特殊情况去”的人数分别为141人、495人、71人、170人、287人，各占被调查总数的11.5%、40.4%、5.8%、13.9%和23.4%。在这种情况下，大城市回族社区清真寺日常能够保证几十人礼拜，主麻日可以达到几百人至数千人，参加伊斯兰教重要节日活动的人数能达到数万人（如深圳和上海），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大部分城市回族青年不会礼拜，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限于表面。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回族穆斯林社区之后，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着本地的穆斯林群体——在清真寺中营造浓厚的宗教氛围吸引其回归“教门”；另一方面，流动穆斯林将自己对宗教文化的理解，对宗教礼仪的实践通过一对一的交流传播给部分本地回族（包括部分汉族）民众，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及宗教仪式，并带动他们在闲暇时间坚持礼拜。在流动穆斯林的影响下，深圳、上海、南京有许多汉族穆斯林参加宗教活动。我们调研访谈过程中就遇到10余个这样的汉族穆斯林，这些汉族穆斯林主要以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为主，男女比例相当。

流动穆斯林通过组织化，协助清真寺恢复功能。流动穆斯林通过救济、互助、“哲玛提”、交流、活动等形式在内部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虽然一些流动穆斯林来自不同的教派或门宦，甚至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区，更有来自不同的国度和种族，但是流动穆斯林基本上形成了友好和善、团结一致的和谐氛围。南京和上海的流动穆斯林相对更加团结和协作，深圳和天津则相对问题比较多一些。无论深圳、上海，还是南京、天津，流动穆斯林都已经实现了初步的组织化，只是使用的名称可能有所不同，如联络组、拉面协会、连锁店、行业协会、经营协作体、老乡会、“哲玛提”等。

流动穆斯林对清真寺十分依赖和信任，他们利用伊斯兰信仰的认同基础，在伊斯兰教协会和清真寺帮助下，通过成立带有一定自治性质的组织，登记流动穆斯林信息，相互协作和帮助，基本实现了自我管理。在上海的清真寺中，经常有外来的流动穆斯林组织义工，参加清真寺建设，帮助清真寺打扫卫生，在伊斯兰教节日期间帮助维持秩序，参与宗教事务管理。2006年4月，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协助流动穆斯林成立了“西北联络组”。这些自发形成的组织有效解决了流动穆斯林难以管理、人口难以统计的问题，协助恢复了清真寺的一些功能，为城市社会的和谐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2007年11月和12月的开斋节、宰牲节期间，流动穆斯林自发组织起来为清真寺的节日管理和服务献计献策。他们参与执勤、维持秩序、打扫卫生、清理场地、施散钱款、整理拜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流动穆斯林已经成为南京市伊斯兰教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协助政府实现了有效的社会管理。

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入陌生环境时，往往会自发地寻找同质性人群，并以此为社会资本寻求更好的发展。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就是很好的例子。^[6]东部城市当地穆斯林因为“社会资本”构成的不同对清真寺的依赖并不十分明显。而流动穆斯林遇到困难之后，往往寄希望于清真寺。在大城市回族社区，外来穆斯林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提出来，清真寺会尽量帮助解决。南京和上海等城市清真寺都有类似的困难穆斯林《登记表》，填写以后很快就能获得答复。遇到个别穆斯林生病等特殊情况，清真寺还组织募捐，帮助解决困难。这些例子不胜枚举，部分清真寺救济和庇护的职能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流动穆斯林的协助下，大城市清真寺的部分已经弱化的功能正在不断得到恢复。如南京的草桥清真寺现在不但可以帮助穆斯林举办伊斯兰教传统婚礼仪式，而且还组织了一个穆斯林婚姻介绍所，帮助青年穆斯林找到志同道合的另一半。2008年2月23日笔者参加了一个从河北迁移到南京的穆斯林女青年的婚礼，男方是南京某银行的穆斯林小伙子，双方就是在清真寺认识的。婚礼在草桥清真寺举行，隆重而端庄，各界来宾多达60余人。

金贤友阿訇在南京草桥清真寺为两位新人主持伊斯兰式婚礼　2008年2月摄

上海沪西寺管委会主任沙先生在我们调研时感慨道:“如果没有外来穆斯林，上海的教门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石寅初副会长说:“穆斯林如果不能流动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毕竟穆斯林是善于经商的群体。流动穆斯林来到南京，对南京伊斯兰事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给予再高的评价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