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社区对流动穆斯林的影响

二　穆斯林社区对流动穆斯林的影响

（一）为流动穆斯林提供了生存空间

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以后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经济收入明显增加（图4）。流动穆斯林的职业在迁入城市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务农人数比例锐减，由39%降至1.3%，与此相对的是打工者和个体户比例的大量增长，前者的人数在迁入城市后比迁入前翻了一番还多，个体户的数量也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老板的人数也从原来的0.6%增加到现在的3.1%。在务工的流动穆斯林中，有一部分是在家乡中学或中专毕业后到城市打工的，因此在被调查者中有11%的人在进入城市前是在校学生，而在迁入城市后只剩了4.3%的人在城市接受继续教育或高等教育。

从整体来看，流动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后，月平均收入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月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人数减少了41.72%，而月收入在500～1000元和1000～2000元的人数由原来仅占总数的不足30%和7%增长到现在的约50%和20%。而收入在2000～3000元、3000～4000元以及4000元以上的人群数量也有较大增长。总体来看，进城前这些流动穆斯林中近90%的人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在进入城市之后，这一比例降低到约69%。访谈得知，大部分流动穆斯林提供的收入情况指的是净收入——不包括饭店提供的吃住条件。

如果大城市没有穆斯林社区，流动穆斯林就可能因为生活不方便、缺少必要的市场资源而难以在城市中立足，无法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因此流动穆斯林到任何一个地方生存和发展一般情况下都会首先从清真饮食行业做起，实际是首先要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一旦条件允许，数十家穆斯林就会一起建立简易清真寺从事礼拜等宗教活动，建立社区活动和服务中心，形成穆斯林社区。义乌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典型案例。另外，流动穆斯林从事的清真饮食相关行业对消费市场依赖很大，而大城市穆斯林社区民众是清真饮食的主要消费群体。大量消费群体的存在是流动穆斯林餐饮行业能够顺利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以南京市为例，早期来的穆斯林大多把清真饮食店安排在离清真寺不远的地方，如净觉寺和吉兆营清真寺附近的三山街、七家湾、评事街、太平南路、鱼市街、青岛路、夫子庙等街区，这些街区都是回族穆斯林相对集中、宗教生活比较方便的地方。后来，随着流动穆斯林数量不断增加，其清真饮食店就逐渐发展到老城区的大部分街区。近年来，大量穆斯林流入，迫使清真饮食店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据笔者2007年春天的不完全统计，南京市已经有流动穆斯林个体开办的清真饮食店700多家，几乎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包括郊区的江宁、浦口、栖霞等。这些清真饮食店也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清真牛羊肉供应渠道，形成了自己特色的饮食网络。

大城市穆斯林社区和流动穆斯林的互动场域主要有两个:清真寺和清真饮食店。流动穆斯林和本地穆斯林虽然交往不多，但是多数情况下也没有矛盾，互动关系良好。需要说明的是，表17显示不少流动穆斯林选择了“没有什么接触”，并占了26.3%的比例（其中东部城市约24%，西部城市约30%）。其主要原因是，近年外来穆斯林数量较大，1226份样本中303人到城市不满1年，占总数的24.7%，和前一数字比例非常接近。我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时间短，自然还来不及接触。从流动穆斯林的社区人际关系来看，一半以上（56.9%）认为他们与小区邻里关系非常融洽，说明流动穆斯林和本地穆斯林社区民众的关系总体来看虽然接触不多，但还是融洽的。

（二）促使流动穆斯林文化转型

穆斯林社区的清真寺成为流动穆斯林群体学习和交流伊斯兰教知识和文化的场所。大城市穆斯林社区的存在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穆斯林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增进了他们之间的理解与融合，有利于不同民族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为了让流动穆斯林能够学习宗教知识，传承文化传统，特别是下一代青少年穆斯林能够学习一些简单的宗教知识，一些清真寺利用暑假和双休日开办了阿拉伯语学习班和宗教知识讲座。一些清真寺还利用假期组织青年穆斯林大学生开展健康有益的文艺、郊游、谈心会等活动。2001年夏天以来，深圳市伊协多次组织流动穆斯林青年夏令营，多的时候有150多人参加，他们爬山、打球、组织文艺活动、开展球类比赛、组织演讲、学习宗教知识等。这项穆斯林青年夏令营活动在深圳已经坚持办了6届，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7]南京市2007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外来穆斯林大学生50多人组织郊游，还安排参观了郑和墓、刘智墓、净觉寺、草桥寺等，开展交流谈心等活动。2007年古尔邦节期间，草桥清真寺还组织了在南京的外地穆斯林大学生开展学习交流活动。上海市沪西清真寺利用暑假开展外来流动穆斯林学习班，建立流动困难穆斯林联系和登记制度，任何流动穆斯林如果有困难都可以登记并获得相应帮助，清真寺已经成为流动穆斯林心中的家。天津清真南大寺还曾经组织以流动穆斯林子弟为主的小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带学生到北京牛街参观清真大寺等。

南京穆斯林大学生聚会　2007年5月摄

来城市之前，许多穆斯林缺乏法律意识，缺少组织化的网络，呈现出“一盘散沙”式的传统乡村社会特征。他们“一步”跨到具有理性化、法理化、组织化、有序化特征的现代城市社会，并学会建立自己的组织，使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解决自己的问题，改善自身的形象，以适应城市生活需要。

在上海和天津调查期间，我们获悉，早期来城市的穆斯林精英分子正在筹备成立相关的经济合作组织。来自青海的胡先生已经联合天津的60多家清真饮食饭店组成了“清真饮食合作社”，正在努力从事连锁经营，以摆脱个体经营的困难和不足。南京市“西北联络组”正式成立以来为流动穆斯林排忧解难维权办事，宣传党的民族宗教和经济文化政策，积极发展民族宗教文化等，化解了多起与流动穆斯林有关的矛盾和纠纷。2007年春节前夕，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栏目播放了“兰州拉面背后的秘密”节目，引起了一定的社会恐慌，一时间南京地区的拉面馆“门可罗雀”。“西北联络组”和省市民族宗教管理部门一起多次和电视台交涉，解释清真拉面的历史以及清真拉面对于解决西北穆斯林的生活困难、解决流动穆斯林的就业以及为当地穆斯林解决清真饮食难问题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介绍了兰州清真拉面在南京受到南京市民喜爱的情况，指出少数拉面馆的拉面剂不是正规厂家生产，并不能代表全部，不能以点代面把整个清真拉面的名誉毁坏了。通过沟通，江苏电视台也认识到自己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做了自我批评，最后重新制作了两期节目，在随后的同档节目中相同时间播出，恢复了兰州清真拉面的声誉。“西北联络组”顺利平息了这次突发事件，受到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好评。“西北联络组”主要负责人之一（马玉忠）还被南京市政府授予2006～2007年度“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2007年夏天“西北联络组”还配合南京市民族宗教局开展了全市“清真饮食拉面大赛”，为提高拉面馆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满足市民对清真拉面的需要而作出努力。2008年初，联络组开始组织南京地区的拉面馆从事连锁经营，希望能够把南京的拉面馆建成类似“肯德基”或“麦当劳”一样的连锁经营店。统一标志、统一着装、统一配料、统一配方、统一物流，实现拉面馆经营的“现代化”。新疆驻上海办事处还主动为流动维吾尔族穆斯林排忧解难、安排工作。2007年春节后，开始筹备成立“上海新疆商会”。

为了改变科学文化知识落后的面貌，流动穆斯林特别重视子女的学习教育。有8.9%的人表示迁移城市“是为了促进子女将来的发展”。不能随父母来城市的子女大多在家乡就读，初中毕业后在城市选择就业，或在自己家的饭店中学习手艺并学做生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接班”。然而调查显示，孩子随父母来城市的数量并不多，在城市学习的障碍还比较大。当问及子女在城市上学有哪些困难的时候（图8），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经济困难、学费高（56.5%），其次是没有地方学习宗教知识（6.1%）。缺少回民小学或中学、教学质量不高等也是主要困难。

以回族为主的流动穆斯林普遍比较重视子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宗教知识，重视穆斯林之间的交流和文化传承；他们积极适应新的城市环境，参与城市经济文化生活，建立组织，加强联络，团结一致，正在实现自身的文化转型。《古兰经》中有很多关于学习的教导，如“你说‘有知识的和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39:9）“圣训”中对学习的主张更多，如“求学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天职”“知识是伊斯兰教的生命，知识是信仰（伊玛尼）的柱石”“学习从摇篮到坟墓”“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等。这种文化转型促进了流动穆斯林自身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也适应了整个回族文化模式转型的需要——在坚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中外先进文化，形成开放型回族文化新模式。

在流动穆斯林实现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部分流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出现了淡化现象。我们以宗教生活的主要形式——礼拜的频率和每年的封斋情况为例来看这一变化（表20）。被调查者做礼拜的情况在其进入城市前后的变化较大。在迁入城市前，有近四成能完成每天五次礼拜，近20%的人每周做礼拜的次数较多，而在迁入城市后，能够每天继续完成五次礼拜的人数减少了一半，而参加每周聚礼或每年会礼的人数大量增加。由此可见，他们进入城市之后，原本正常、有规律性的宗教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些影响。

封斋是穆斯林非常重要和独具特色的宗教和生活习惯，封斋不仅是长期形成的固定民族传统，也是宗教信仰的要求。然而这一情况在流动穆斯林身上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从统计结果来看，每年都封斋的人数比例从迁入城市前的79.9%下降到72.2%，而由于条件不允许基本不封斋的人数比例增加了6.2个百分点（图9）。

在流动穆斯林和大城市穆斯林社区的互动过程中，两个重要场域是清真寺和清真饮食店，其互动的主题是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互动的结果之一是流动穆斯林的经济地位普遍提升，社会文化结构实现转型，但是部分人宗教生活开始淡化；结果之二是回族社区的整体宗教氛围明显增加，民族经济发展更有特色和影响，整个城市的文化发展更加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