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穆斯林文化传承的困境

二　流动穆斯林文化传承的困境

从个人及群体角度来看，流动穆斯林的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相互协调、相互包容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流动穆斯林在流入地城市中生活质量的高低以及本民族的发展，这是一个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正是基于文化适应带来的种种现代性的增长和获得，一方面流动穆斯林往往比未出过远门的原地穆斯林有着更高的社会化程度，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城市化过程中增加了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流动穆斯林的传统文化在与城市现代文化相遇时所遭受的困境表现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上。

（一）物质层面的文化适应困境

“城市不是多民族的熔炉，不是磨灭民族特点的场所，恰恰相反，城市的发展乃是民族现代化的标志，是民族文化、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场所。”^[9]城市应该为民族文化提供表达的渠道，提供表现的舞台，而不应当将其弱化甚至消除于城市主流文化当中。流动穆斯林身上所散发的民族文化光环是城市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个部分还带有国际色彩和世界眼光，因而尤显珍贵。但是，城市强势主流文化的长期忽视，以及城市普通民众对流动穆斯林群体缺乏关注和不理解、不信任等，使得流动穆斯林的传统文化在其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境和阻碍。一方面使流动穆斯林群体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也使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湮没于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与主流文化当中，从而使城市文化失去了丰富与拓展的机会，也失去了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良好背景与表达途径。

流动穆斯林和其他流动人口一样，经过地域迁移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生存，而在一个新的地方要生存发展，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要保证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适应，也就是说，流动穆斯林群体在物质层面必须适应迁居地的物质环境。这主要体现在对当地的气候、吃穿住行、谋生技能等日常生活方面以及在当地工作必须掌握的技术等方面。

从西部到东部，从北方到南方，流动穆斯林首先不适应的就是气候。在深圳、上海、南京等南方城市的流动穆斯林普遍反映对这些地方的气候不适应，特别是多雨和炎热。其次是对当地饮食习惯的不适应，如喝早茶、吃大米饭等。当然这些都是容易克服的小问题。流动穆斯林最为显著的问题体现在饮食文化方面。一方面因为城市里汉族人口居多，清真饮食数量少；另一方面，由于地域的不同，当地穆斯林和流动穆斯林群体之间往往也会存在饮食习惯方面的差异。

以南京市为例，关于“清真食品不‘清真’”的问题几乎困扰着每个来宁的穆斯林。南京市的流动穆斯林主要以经营清真拉面馆为生活来源，因此，牛羊肉的供应是他们经营中的首要问题。但是真正有“刀口”的牛羊肉却很难得到有效供应。南京负责宰牲的只有几位人士，难以满足市场对有“刀口”牛羊肉的大量需求。市场上所供应的牛羊肉很难保证其“清真”的真实性，宰牲问题也是南京伊斯兰教协会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流动穆斯林不得不从内蒙古、西北、河南等地购买清真牛羊肉。这样一来价格较高，难以在生意竞争中获利。另外，经营拉面馆的西北穆斯林还常常面临“外带食品”问题。虽然很多清真食品店都会标明“谢绝外食”的字样，但某些对民族常识缺乏认识的汉民，往往不顾店家的劝解将穆斯林禁忌的食物带进店里并毫无顾忌地食用，从而引发冲突，甚至发生打架或暴力事件。^[10]这些事件往往令来宁的流动穆斯林深受伤害，也让他们在心理上很难认同与融入城市。

（二）制度层面的文化适应困境

制度维度的文化适应是指迁移人口将自身已经熟知和习惯的制度与迁入地文化制度进行调适而得以转变的过程。制定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使社会运作正常化。城市里需要制度以维持社会秩序使得生活其中的人们感到安定和谐。而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以经商、婚姻、打工、求学等方式出现，他们大多暂住城市，呈现居无定所、居住分散、流动性大、无组织性、结构复杂等特点，也因此常常成为城市管理的难点。

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之后，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与城市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形成了巨大反差。如城市里的交通规则、治安法规等方面的规定对于流动穆斯林来说都是陌生的。法制观念的淡薄，加上原有乡土社会的是非观念和道德标准规范，往往使得流动穆斯林无意中就违反了某项城市规则。某些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游戏规则”，在流动穆斯林的观念里却是难以接受的。一些穆斯林往往会对城市法规和“公约”产生抵触情绪，认为受到了束缚甚至“歧视”。长此以往，会积累大量对于城市的负面情绪，甚至会导致产生破坏城市的不良行为，造成严重的后果。

对于经商的流动穆斯林来说，城市的某些法规更是经营中的“障碍”，从而成为矛盾的焦点。流动穆斯林生意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夫妻店，能够承受的经济压力非常低，本钱（资本）明显不足。按照南京城市的饮食经营管理条例，所有商户都必须办理相应许可证照，而要办齐包括营业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等在内的证件一般需要6000元左右。这对于刚刚来到城市，经营才起步的流动穆斯林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无证经营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店家与工商执法部门、城市管理部门以及卫生环保部门的矛盾一再发生。

城市人显著的不同点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叫做户籍的东西。有了户籍，则城市中的一切福利和制度性安排就会惠及其身，如孩子上学就可以免费、残疾人可以申请补助、生病了有医保、老年了有一定的养老金、失业以后可以获得救济金、招工的时候可以优先获得岗位等。流动穆斯林因为缺少户籍在城市中生活就难以得到这样那样的保障和福利。物价的飞涨和生存成本、经营成本的上升都会随时把他们赶出城市。这是一种制度化了的户籍障碍，是流动穆斯林适应城市生活的最大屏障。

（三）精神层面的文化适应困境

伊斯兰文化要求不同民族的穆斯林都要接受宗教知识教育（过去主要靠经堂教育），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在现代化大都市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受到的挑战日渐明显。汉语在信息交流、谋生等方面日益突出的功能是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当穆斯林来到大城市，面临生存等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基于生存、经济等切身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放弃本民族的语言。主要表现为生活中长期强化汉语运用而搁置民族语言，特别是维吾尔族穆斯林更是被迫改变其民族语言，而使用汉语。在流入地居住时间较长的穆斯林会举家迁徙，其子女必须在当地的学校就读而失去了学习民族语言的机会，造成流动穆斯林下一代可能脱离民族记忆传承的轨道。

流动穆斯林宗教习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满足也成为问题，如在餐饮服务行业和普通工厂打工的流动穆斯林就很难有空闲的时间每日五次礼拜。此外城市里清真寺数量较少，且往往距离很远，交通不便，一些穆斯林甚至在主麻日都无法到清真寺去参加聚礼。主麻聚礼的时间正好是单位工作时间，一些在城市有较固定工作的流动穆斯林也不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到清真寺参加聚礼。

流动穆斯林在习俗方面也会因为地域的不同而与当地穆斯林存在差异，例如南京当地的世居回族穆斯林，因为长期与汉族人居住在一起，受儒家文化以及江南文化浸润的时间已久，加之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所迫，往往在宗教功课方面相对薄弱。斋月里世居穆斯林因为工作原因，一般很难严格遵守斋月里有关斋戒的行为规范，这与流动穆斯林重视宗教功课的风俗习惯就有很大差别。

流动穆斯林从原来的居住地来到城市，其眼前所展现的景象是与过去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时间在生理上、心理上都很难适应。城市生活的种种约束以及某些不友善也很容易伤害他们敏感的心理，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内心深处思乡的情绪。远离家乡和亲人的他们，在情感上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如果不能够及时疏导就可能产生对城市其他群体的强烈排斥。宗教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自身民族文化无法得到合适渠道的表达，这在无形中降低了流动穆斯林的民族自豪感，对城市也很难有归属和认同。这些负面情绪对于流动穆斯林本身以及城市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如果在群体内部宣扬和扩大，并造成集体效应的累积，定会对城市的和谐发展造成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