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借鉴

一　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借鉴

从世界范围来看，流动人口的问题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他们在对待这一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同样值得我们思考。美国和法国既是多民族的国家，又是移民大国，同时可以作为美洲和欧洲大国的代表，对其穆斯林移民社会适应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获得新的启迪。

美国著名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在他的畅销作品《第二代》中，曾经以法国人的口吻写过这样一句话:“美国人真怪——他们总是别国人。”这简单的话语点出了美国的实质，即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从1607年至今，已经融合了100多个民族成分，其中大部分是外来移民。美国与外来移民相互依存，相互发展，共同创造当今的繁荣。

（一）美国的移民理论

由于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因此他们十分注重对于移民和民族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是美国对移民的认识的体现，是社会思潮的导向，最终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和法规上，因此了解美国穆斯林生存的背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美国的移民理论。

美国移民史学中有四种重要的主流理论，分别是盎格鲁遵从论、熔炉论、文化多元论和文化生成论，这些理论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反映了当时的移民生活、移民处境和社会关系。^[1]

早在20世纪之前，“盎格鲁遵从”和“大熔炉”理论就已经产生。前者是意识形态作用下的结果，因为美国最早的移民定居者是欧洲大陆上的英国人，隶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其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且在该理论中，移民群体按照人种划分为优等民族和次等民族，以早期移民为主的社会文化和意识作为国家的主流思想，其他的移民需以此为中心。由于盎格鲁民族在美国殖民时期和建国时期都成为实质性的核心民族，许多人在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中担任要职，因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民族优势。该理论也成为了种族优越论和强权文化的体现，在美国建国初期有着一定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将众多移民聚集在规范化的社会体制中，有利于社会团结和生存。同时对于形成国家意识，巩固新政权有所裨益。为年轻的国家提供了民族核心体，以形成有序的适合环境，并将其他的移民凝聚和整合起来，形成以盎格鲁族为中心的社会体系,极大地调动了该民族移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因此,可以说该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美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美国进入了工业化时期，“西进运动”和亚洲劳工、东南欧等地区的百万移民进入，美国的移民结构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环境的形成使“盎格鲁遵从论”逐渐失去原先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此时，“大熔炉”理论便开始产生。

“大熔炉”理论是美国移民史研究中的第二种理论，这是一种较之前者相对宽容的理论，并带有一定的理性主义色彩，该理论承认“盎格鲁遵从论”中的将早期移民的种族所属作为主导文化存在，而其他的移民则代表亚文化。这些新移民通过在美国这个社会熔炉中“冶炼”，产生新的个体，这种新的个体则是每种文化的最优化组合。美国当时的社会处在西部开发和大量移民的进入时期，各国移民因为社会的多样性在领土疆域以及就业等问题上产生激烈的冲突，而此时民主意识和合作意识就随着这种冲突逐渐产生，并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在“西进运动”中，各国移民经历了冲突、竞争、妥协以及合作最终形成了动态的平衡，这就如同在一个“大熔炉”中进行过冶炼形成新的共同体。20世纪初，东南欧地区又有大量移民进入美国，再次使美国的移民人口迅速增长，新移民迫切希望被社会接纳，而老移民又担心自身对新移民的同化能力。“熔炉”思想的出现既尊重了老移民的心理需求，又尊重了新移民的社会需要，很快地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接纳，成为一种新的理论。

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出现的极端的排外主义和强制性同化运动使该理论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像该理论所倡导的那样结合各自特征融合成一种全新的文化。各文化中间仍然具有各自的特征，有的也不可协调，因此该理论受到空前的质疑。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反种族歧视等使美国各移民种族团体为了争取平等、表达利益、反对歧视以及实现社会认同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此时“文化多元论”和“文化生成论”便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成为20世纪中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移民理论。

“文化多元论”与“文化生成论”产生的时间大致相同，都属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后者比前者又稍微晚一点，并吸收了前者的部分思想。“多元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民族文化之间尽管相互作用，但同时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特征，在社会中，一个文化族群可以始终保持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而社会也应为各种文化的存在提供和平共处的条件。事实上，该时期是美国民主多元思想的盛行时期，所以该理论实际是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强调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该理论认为美国所取得的成就是基于在美国国土上的每一个移民种族所作出的贡献，而不是某个种族单一的贡献，而这些移民的后代因此应该获得了解和学习自己本民族教育的机会，并为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而骄傲，这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归属感和民族情感，进而使他们更形成自己的美国意识。但是该理论只强调文化的独立忽视了文化的互动和融合，特别是在解释美国移民的几个主要族裔，即亚裔、西裔、拉美裔、非裔、墨西哥裔存在的“双重认同”现象时，缺乏说服力，因此存在着缺陷。而“文化生成论”则看到了这一问题，在吸收“多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同文化模式在碰撞中产生了一种既非本源又非新生的文化模式，或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每一个民族之间保持着差异，但是其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即非原来意义上的民族。这就是文化生成，这种生成使文化价值观和文化标准发生变化，而美国的生活方式及价值理念则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每一个新移民的生活中，为其所吸收和消化，而使这些民族在某些方面呈现出新的共性。该理论还强调，美国的各移民种族的同化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种相互的文化适应和碰撞过程，移民文化的变化使其适应美国的生存环境，而美国社会也受移民文化的碰撞而发生变化，并因此为移民的适应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生成论认为文化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美国文化始终处于不断流动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并由此循环。该理论实质是对美国文化中移民文化的承认，也符合美国的文化形成和移民历史，因此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逐渐成为重要的理论代表，至今仍在发展之中。

可见，无论是哪一种理论，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与社会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这个背景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因素、移民特征、社会环境以及个体特点等。尽管形成这些理论的学者在理论的构建中力图做到客观、科学以及价值中立，但是他们的多数都是美国白人学者，因此难免会受到主观的影响。而在这些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一些相应的政策也随之产生，而在此过程中，穆斯林作为移民群体中的一种，也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渠道进入美国。

（二）美国不同时期的移民政策与穆斯林移民

不同的移民理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在美国发展的不同时期，移民政策的制定也发生过变化，穆斯林也在这些不同时期内进入美国，成为移民群体中的一员。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期，就有许多穆斯林伴随着1492年哥伦布和其他探险家的探险而来到美国。^[2]到了建国初期，也就是美国移民理论中“盎格鲁遵从”论的盛行时期，这一时期的早期移民通过独立战争建立了新的国度，拥有着很强的自豪感和核心民族的特征，而当时的移民政策是开放的，鼓励世界各地的民族移民美国，建设新的国家。美国在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就曾经激烈地抨击了英国阻挠外国人移民，拒绝其他外国人向美国移民的做法。而华盛顿更是鼓励有技术、有专长的移民来到美国，以他于1784年3月24日委托他人为其雇佣一名契约奴的信中的一句话为例，他是这样写的:“据闻一艘载有帕拉坦人的轮船，正在驶往巴尔第摩，其中一部分人为工匠，我急需要一名技艺精湛的家庭木工和一名瓦工，请你务必为我各雇一名，如有适当者，则不限于帕拉坦人，如果他们技艺高超，亚洲人、非洲人、欧洲人、穆斯林、犹太人、基督教的各个教派，甚至无神论者都可以……”^[3]在1530～1850年间，数以千计的西非奴隶输入美国，其中有许多为穆斯林，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具有技术的移民。但是好景不长，随着美国与法国的政治交恶，美国制定了《国籍法》《外侨法》《处置敌对外侨法》和《处置煽动叛乱法》等四项针对外来移民的严峻法律，限制了移民的发展。此后，北美穆斯林主要从事贸易，部分在贸易过程中成为移民进入美国。

随着美国政权的稳定和发展，美国对人口及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增加，而1790年到1815年欧洲大陆上发生了著名的拿破仑战争，这导致大量的欧洲移民进入美国，特别是从1815年到1914年一百年的时间内，共有3300多万外来移民进入美国。而在这一百年的前60年，美国是处于其移民史上的“自由移民时期”，特别是在美国内战时期，林肯为了取得内战优势和移民群体的支持，以及处于为内战之后恢复重建工作做准备，于1864年颁布《鼓励外来移民法》，以积极的支持移民政策，并且要求美国驻外国的官员要强调宣传美国的高工资，吸引移民。大量移民的进入使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增加了美国的人口，为美国的工业化带来技术基础和人力资源，其中还包括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为美国带来新的文化。这也是“大熔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时期。但是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美国却滋生了普遍的排外情绪，特别是排斥新移民，并出现了宗教偏见。尤其1882年之后，美国移民政策出现了变化，限制移民的法律接连出现，其中以针对华人及亚洲移民的《排华法》最为荒谬，该法律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废止。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外来移民的政策，这些移民政策用一句话概括为“限制欧洲移民，排斥亚洲移民”，并出现了著名的配额制，限制各大洲国家移民的数量，以调整美国的民族构成和移民国籍比例。如在1921年，其制度是欧洲各国入境移民不得超过1910年该国在美人口的3%，其中55%属于西北欧，45%属东南欧，亚洲移民因有专门的法律而不使用配额法，但是西半球移民则不受限制。这些移民政策对“大熔炉”理论产生了极大的侮辱。但在此过程中，特别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穆斯林正式作为移民进入美国定居，他们中间包括阿拉伯人、伊朗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以及欧洲诸国的穆斯林，特别是以东南欧地区的穆斯林为多。但是“他们当中绝大部分出于经济原因来到美国，因文化程度较低，到美后主要以做小买卖和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些人在本国主要务农，到美国之后则基本上拥入大城市，因为在城市容易找工作”^[4]。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由于在二战中本土没有遭受损失，又以主要战胜国对其他国家拥有一定的支配权等因素，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又百废待兴，因此美国的移民政策开始出现松动。一些诸如《难民法》《麦卡伦国家安全法》《难民救济法》《逃亡难民法》等与移民政策紧密联系的法律相继出现，但是配额制却一直沿用，只是在比例上有所调整。这种现状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发生改变。

1965年10月3日，美国总统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下签署了新的移民和归化法。这一法律后来逐渐演变成《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又名《哈特—塞勒法》，该法律规定在1965年12月到1968年6月的两年半时间里，逐步取消民族来源限制，在过渡期依然适应原来的配额，从1968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全球限额制度，仅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不在此限；每年移民总限额为29万人，西半球不分国籍而按先来后到的原则入境，东半球得到12万个名额，按国籍实行限额。在对移民选择上采取优先权制度，以家庭团聚和职业需求为先。^[5]与此同时，美国的《难民法》所提供的政治避难等因素又对一些动荡地区的族群实行优先，因此这一时期又是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的高峰期。从20世纪60年代起的之后二三十年间，由于伊朗革命和巴勒斯坦局势的紧张，部分移民出于政治原因到美避难，这其中有不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大公司工作人员，具有很高的知识和技术，此外来美留学的穆斯林学生也多起来，他们的到来使美国穆斯林成分有所变化，尽管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统计的300万穆斯林中占有的比例不大，但是他们却提升了穆斯林移民整体的文化素质，也逐渐提升了穆斯林移民的社会地位。这一期间是美国移民种族最多、文化构成最复杂的时期，同时各个文化相互独立、相互作用，形成了“多元论”和“生成论”等移民理论。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三次科技浪潮带来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紧缺，世界经济出现动荡，美国经济相对强劲，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精英采取了吸引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进入美国，此时美国的移民政策实际是采取了“借鸡生蛋、筑巢引凤”的做法，通过全球一体化和“科学无国界”的口号将世界各国的精英汇聚到美国，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自身也逐渐成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可以说每一次美国移民政策的改变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无论是限制还是吸引，都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得到最大化。但是这一时期的穆斯林移民却出现了返回浪潮，“包括数以千计的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学生，他们为获得教育和技术培训来到美国。统计显示，1984年，沙特约有一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约两万名学生，伊朗约五万名学生来到美国”^[6]。学成之后大多数回到自己的母国。

总体来说，美国的穆斯林移民构成主要为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土耳其等欧洲人；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人；阿拉伯的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人；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其他国家人；最大的穆斯林移民群来自南亚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同时还有伊朗人和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的阿拉伯人，次撒哈拉非洲国家等80多个国家。其中早期移民美国的穆斯林特别是以阿拉伯国家为主的移民已经出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被称为“阿拉伯裔”，这也是美国穆斯林移民的重要构成。2001年版《格罗里埃多媒体百科全书》对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定义是:“阿拉伯裔美国人种族，由来自讲阿拉伯语的西南亚和北非国家的几代移民组成，他们从19世纪起来到美国。他们的本土包括西起摩洛哥、东至阿拉伯湾的22个阿拉伯国家。尽管这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群体，但他们是共同传统的继承者，这体现在共同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传统上。”据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阿拉伯裔美国人约150万（实际可能有300万），他们中约2／3居住在10个州，1/3在洛杉矶、底特律和纽约这3个大都市。36%的人拥有本科学历，15%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73%的成人分别从事管理、自由职业、技术及行政等工作。1990年，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家庭年均收入为5.3337万美元，当年全美家庭平均收入为4.3803万美元。约有10.996%的阿拉伯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下，贫困率略高于全美平均值。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阿拉伯移民主要由黎巴嫩（32%）、叙利亚（11%）和埃及（10%）移民构成，而约旦、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摩洛哥移民也在迅速增加。^[7]但是，在美国国内，特别是在西方霸权语境下，尤其在美国的种族分类政策和二战后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美国人对伊斯兰教的缺乏了解、阿拉伯世界的相对落后等因素，美国政界以及整个国家的民众对他们存在一定的歧视。

（三）美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适应

前文所说的歧视的产生不仅是出于美国基督教信仰为主的社会主流宗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同时也是美国的穆斯林移民与美国社会互动的一种结果，换句话说也是双方社会适应的体现。美国的移民政策和移民理论中都不可避免地强调了“同化”“融合”，但是穆斯林的信仰要求他们保持自己信仰的纯洁性和自己的一套宗教礼仪，这种信仰和礼仪的保持实际是一种“独立”的体现，这往往会导致他们与美国社会基督教信仰群体的冲突。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研究认为:“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同化慢于1965年以后的其他移民群体，这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对穆斯林怀有成见，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极端穆斯林分子策划或据说是策划了一些受到广泛报道的恐怖袭击以后，对穆斯林的成见更深了。另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穆斯林文化的性质及其与美国文化的差别。”^[8]而在美国，2000年对可能的穆斯林选民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66.1%的人认为美国社会表现了“对穆斯林信仰的尊重”，但31.9%的人认为并非如此。在洛杉矶对穆斯林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并不明朗，“很多穆斯林，尤其是移民而来的穆斯林，对美国并无亲密感或忠诚之心”。当问到“对谁更亲切或忠诚，是对伊斯兰国家（或你原籍），还是对美国？”移民中45%的人回答是伊斯兰国家，10%的人回答是美国，32%的人回答是差不多相等。在出生于美国的穆斯林当中:19%的人回答是伊斯兰国家，38%的人回答是美国，28%的人回答差不多相等。57%的穆斯林移民和32%的出生于美国的穆斯林表示“若可选择，愿离开美国去一个伊斯兰国家生活”。对于是否要将公立学校改成伊斯兰学校这一点，52%的人认为非常重要，24%的人认为相当重要。^[9]这些研究数据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穆斯林移民与美国的若即若离，也正是如此，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现美国的穆斯林移民的社会适应是相对独立也是相对封闭的，他们实际也生活在自身的社会网络之中。

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包括早期穆斯林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所形成的阿拉伯裔，与其他民族的移民相比，对于投入到美国社会相对不积极。他们基本采取的是聚居的状态，集中于某一城市的某一城区，尽管在美国这种类型民族社区非常多，但是穆斯林相对更为集中，他们主要集中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休斯敦、华盛顿以及几个诸如托莱多、西达拉皮滋等小城市，而在这些聚集区，各个国家和地区也相对集中，“如伊朗人在加利福尼亚占优势，得克萨斯州则是印巴人为主体，大底特律区是阿拉伯籍美国人的最大聚居区。在Dearborn郊区混合居住着黎巴嫩人、也门人、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和埃及人，这里成为美国最密集的阿拉伯人居住地，然而其数字变化从14114到70000不等”^[10]。在这些城市中，他们形成自己独立的社区，这些社区有自己的饮食店和咖啡馆，在饮食上有严格的规定，如不许吃猪肉、不许饮酒等，各民族穆斯林自身保持自己特有的礼仪和习俗；在婚姻上，穆斯林妇女一般不嫁非穆斯林，穆斯林男子如果要娶其他民族的女子必须是其个人已经皈依伊斯兰教方可。穆斯林社区一般自成体系，不主动向美国社会开放，外人也很难进入他们的空间。在穆斯林社区中，有清真寺，基本上这些穆斯林移民仍然坚持伊斯兰教的“五功”。而他们为了保存伊斯兰教文化，防止被基督教文化同化，十分重视宗教教育，尤其是儿童的宗教教育，他们将周日设定为“主学日”，为孩子开设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同时为了满足穆斯林对教职人员的需求，还于1983年在芝加哥开办了北美伊斯兰教经学院，教授经典和伊斯兰教历史、教义思想、阿拉伯文等，而这里的学生不仅成为伊玛目的主要后备，也到各个社区中去传授伊斯兰教知识。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在不同教派的交流上相对融洽，这是与世界范围的穆斯林世界所不同的，在中东地区派系斗争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美国的穆斯林移民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还是苏非神秘主义之间都相处融洽，相互支持和帮助，其原因可能是他们生活在基督教文化环境中，为了保持宗教的独立性以及生存需要而采取的求大同存小异的做法，但这也切实成为美国穆斯林移民的一个特点。不仅如此，穆斯林移民自身的宗教习惯和宗教信仰以及宗教理念对美国社会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一部分黑人和白人受到他们影响，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不少皈依了伊斯兰教。我们知道的著名例子就有前拳王泰森、老拳王阿里以及名列美国篮球史前五位的NBA著名球星贾巴尔等。后两者在信奉伊斯兰教之后分别在自己的事业上取得了新的成就。^[11]

尽管这些穆斯林社区带有一定的封闭性，穆斯林移民借此形成自身的社会网络，但是在其与美国社会的社会适应过程中，仍然受到美国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生一些改变，如美国的清真寺会建立起一系列的附属建筑如会堂、活动室、图书馆等。尽管这是为其形成穆斯林移民政治、社会、文化活动中心做准备的，但是这些附属建筑与基督教以及美国的相关性质的建筑风格十分相似，这不能不说是美国社会环境对其影响的体现。而穆斯林移民在宗教功课上也作出一定的调整，包括有工作的人不按时礼拜不勉强，有些清真寺为了适应美国社会生活的需要，还将周五的主麻日的聚礼活动改在周日进行。而早期穆斯林移民的后代，或者是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由于他们从小大部分在美国的公立学校学习，与美国人交往逐渐密切，对美国文化的吸收也相对较多，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环境下，他们有的与伊斯兰教也出现了疏离，甚至有的改信了其他宗教，并与非穆斯林通婚。这些都是美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尽管穆斯林移民在美国的社会适应有喜有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社会的结构首先是为其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以使他们的宗教信仰在社区中得以保存，他们中间的一部分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了中产阶级，而他们的信仰也影响了其他的美国人群，并且使伊斯兰教在美国这个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中生存和延续。但是，在美国与中东矛盾不断加剧的今天，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他们的处境也有所恶化。有资料表明，“9·11”之后来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移民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无理由面谈、非法拘留迭出，一浪高过一浪的阿拉伯裔移民被遣返，更造成了许多家庭的分离，给阿拉伯裔留下了沉重的创伤。在“9·1l”发生不久后的第一轮驱除非法移民潮中，有600名阿拉伯裔和穆斯林被遣返，紧接着2002年的再一次驱除中，约有3000名阿拉伯裔被非法拘留。据称这些人来自有“安全威胁”的国家。而2003年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驱除行动，政府要求来自25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l6岁以上的男子移民进行登记，最后登记数是8.2万人，约有1.3万人面临驱除。^[12]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人权声誉。但是无论如何，抛开政治的因素，一些穆斯林移民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以及宗教信仰中的自我约束，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认同，并被其所尊重。这里用著名穆斯林移民的代表篮球巨星奥拉朱旺的事迹作为本节的结尾，他的历程即是美国吸引世界精英政策的一个个案，而其取得的成就和宗教操守，更为人们所称道，这足以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思考。

案例:美国篮球巨星——穆斯林移民奥拉朱旺^[13]

熟悉篮球的人提到奥拉朱旺这个名字自然非常熟悉，这是NBA历史上与飞人乔丹齐名的三大篮球巨星之一（还有一个为张伯伦）。不熟悉篮球的只要提到小巨人姚明也会有所联系，因为他所去的休斯敦火箭队的丰田中心球场上就挂着奥拉朱旺退役的球衣，以纪念他给这座城市作出的贡献。而姚明本人也与2007年的夏天在他的热心指导下受益匪浅，技术和经验得到飞速提高，一举奠定了“中国长城”在美国篮球中的地位。

奥拉朱旺全名哈吉姆·奥拉朱旺（Hakeem Olajuwon），1963年出生在尼日利亚的首都拉格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穆斯林。他是六个孩子中的第三个，早年进入当地的“穆斯林师范”学校学习，并从事体育运动，刚开始打的是手球。197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借用打篮球时，这位身高2米多的人才参加了他生平第一次的正式篮球联赛。1980年17岁的奥拉朱旺入选尼日利亚国家队，参加全非运动会的篮球比赛。在一场比赛中，他一人夺得60分和15个篮板球，他出色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篮球技术被美国球探庞德发现，推荐给休斯敦大学的著名教练刘易斯。17岁的奥拉朱旺只身来到美国，开始编织他漫长的篮球之梦。奥拉朱旺在刘易斯的严格训练下，进步神速，特别是他脚步动作灵活敏捷，假动作逼真多变，很快赢得了“大梦”的雅号。从此他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其卓越的贡献和优异的表现使他跻身NBA近代历史中最伟大胜利者的行列，这其中包括:“飞人”迈克尔·乔丹、“大鸟”拉里·伯德、“魔术师”约翰逊和“刺客”伊塞亚·托马斯，成为当之无愧的传奇巨星。

除了球场上的伟大成就，奥拉朱旺的宗教操守同样为世人称道，他始终保持一种超然的优良风格，这完全归功于他世代穆斯林家庭的传统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伊斯兰文化的精髓在他心理健康方面的净化作用，以及伊玛尼（信仰）的光亮在他心灵中的洗涤功能。穆斯林生活的纯洁性和严谨性使奥拉朱旺不贪女色，行为纯洁保持了一个穆斯林良好的道德品质，受人尊敬，在NBA这个大染缸里出淤泥而不染。奥拉朱旺坚信是他的宗教信仰支持着他行进在伟大的道路上。每个NBA赛季中的斋月，他都要保持特有的斋戒。这对于一般有工作的穆斯林都难以做到，何况是从事高强度对抗的篮球运动员，但是他却始终坚持下来。在斋月期间，他每天必须要在天亮之前吃一种穆斯林传统的斋月食品并且再喝一加仑的水，然后依靠精神力量虔诚把斋一天不进食不饮水直至日落。

在休斯敦，奥拉朱旺被人们视为穆斯林的代言人。而奥拉朱旺也毫不愧对人们对他的尊敬，不论在球场内外，他的一言一行都渗透着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人们之所以尊敬他为“大梦”，不仅因为他是一位篮球场上的无敌勇士，更因为他是一位人品高尚的绅士。奥拉朱旺深信，篮球不仅可以带给人欢乐，更能让全世界持不同信仰的人和平共处。“9·11”之后，他更是通过自己的言行为伊斯兰正名。他对一些人对伊斯兰教持有偏见甚为不满:“伊斯兰教是有信条的，那些恐怖分子所做的一切都与政治有关，绝不是穆斯林所信奉的东西。伊斯兰教从不会对别人构成威胁，它所教给人的只是如何具备高尚的品格，而不是让你变成一头野兽。”电视屏幕上，穆斯林们正在华盛顿举行的祷告仪式上为死难者祈祷，奥拉朱旺的脸上再次浮现出虔诚的表情:“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我们永远在一起。”^[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