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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适应

时间:2023-03-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二 法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适应提到法国,人们要联想到其一贯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博爱,会想到浪漫之都巴黎,也会想到艺术殿堂罗浮宫等。那么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他们与法国社会的适应到底如何呢?在第一次移民浪潮时期的许多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移民后代陆续进入法国。
法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适应_熟悉的陌生人:大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研究

二 法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适应

提到法国,人们要联想到其一贯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博爱,会想到浪漫之都巴黎,也会想到艺术殿堂罗浮宫等。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欧洲大陆上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在2005年10月27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规模暴力活动,这起骚乱持续10多天,从巴黎郊区蔓延至整个法国。而在巴黎骚乱的余波尚未平静之时,在2006年法国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学潮运动,而几乎在一年后的同一时间,居然再一次发生类似的骚乱,所幸的是由于早有应对和控制及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一时间,法国和世界都将目光投于此,进行深刻的探讨和反思,而在这一过程中“穆斯林移民”作为一个高频词汇不断进入人们的视线。这是由于骚乱发生的地点,集中在北非以及其他中东移民聚居地区,而骚乱的导火索正是由于巴黎郊区两名阿拉伯移民后裔少年在躲避警方追捕时触电身亡而引起长期社会矛盾的激化。那么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他们与法国社会的适应到底如何呢?

(一)法国的移民浪潮与穆斯林移民的进入

法国是欧洲大陆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翻开世界历史,可以发现早在公元前就有高卢人在此定居。特别是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高卢人总督恺撒占领了全部高卢,从此受罗马统治达500年之久。而在公元5世纪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法兰克王国,这就是法兰西民族的由来。近200年,法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移民浪潮,其中以19世纪中叶以来的150年最为明显,最终发展成为了多种族、多文化的“移民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战后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带来的移民浪潮,彻底改变了法国的人口结构。这些移民浪潮具体地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并与法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

第一次浪潮一般认为从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在19世纪早期,法国的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虽然有所跌落,但是幅度不大;此时工农业发展迅速,纺织业飞速发展。1816年推广了蒸汽船,1818年采用了钢铁冶炼技术,1821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并开始铺设从圣太田到安底雷佐的铁路。尽管如此,法国的人口仍然可以满足工农业发展对劳动力的要求,对此,法国历史学家这样认为:“l9世纪中叶以前,工业化进程缓慢,富裕的农业人口可以调剂劳力。就是说,贫困的农村阶级有能力向工业提供所需的人力,既然如此,就根本不需要外国劳工了。”[15]但是由于法国是工业大国,仍然需要部分的外来劳动力,而此时欧洲大陆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方便,许多周边国家少量的移民进入法国,但没有形成规模。但此时已经有穆斯林移民进入法国,原因是19世纪30年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战争,以阿尔及利亚的战败而告终,此时许多有伊斯兰教信仰的穆斯林作为战俘迁移到法国,而阿尔及利亚也于1905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但无论如何,此时法国的移民并没有在其社会结构中起到影响。这种状况到了19世纪中叶后发生了改变。法国工业化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工业化在第二帝国达到鼎盛,尤以铁路建设最为突出,是经济的重中之重;钢铁、煤炭生产凭借铁路订货而直线上升,纺织业虽然稍逊一筹,但仍举足轻重;城市化,特别是巴黎的扩建更是蔚为壮观,法兰西终于跻身于现代化国家行列之中”[16]。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当时的法国,从农村迁移进入城市的人口仅为每年10万人左右,这对于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巨大需求,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对于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不仅如此,随着工业和国家实力的加强,法国的帝国意识也逐渐膨胀,1870年法国发生了著名的普法战争,法国在色当兵败之后,为了恢复经济建设,更加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而此时的法国“人口增长缓慢,不少资产阶级子弟不愿干不为人看中的粗活,而只希望社会地位有所上升,大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许多非熟练的工作岗位,外来移民特别符合工业化的发展,而法国人自身却应付不了这种局面”[17]。外来移民在此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1851年和1886年的人口统计为例,此时的外来移民分别为37.93万和112.63万,占到其人口总数的1%和3%。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与法国接壤的中欧、南欧和英国。以1851年为例,13万比利时人来到法国,意大利人以6.3万、德国人以5.7万人紧随其后。1876年比利时人有增无减,其数量占全法国外国劳动的46.7%。到1886年,外国人总数达到了112.63万人,1891年为126万,几乎占其人口总数的3%。1901年意大利人独领风骚,在法国的总人数占法国外国人总数的36.1%,超过了比利时人(28.7万)、西班牙人(10.5万)和德国人(10万),在法国的外国人总数达到了116万人。[18]

第二次浪潮是从20世纪初开始到二战结束,这一时期的移民主体是中东欧国家,并以斯拉夫人为主体。其中也有不少穆斯林进入法国,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因此无法确切统计。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的工业化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外来移民提供的劳动力支持,极大地推动了法国的工业化发展。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不少外来移民加入了法国的军队,在战场上为法国流血牺牲,穆斯林就是其中之一。在第一次移民浪潮时期的许多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移民后代陆续进入法国。同时由于一战的原因,作为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许多人为了自己社会地位的提高,加入到法国军队中。而法国为了表彰阿尔及利亚士兵在一战中的贡献,欢迎其移民法国,因此许多穆斯林移民作为功臣来到法国,巴黎当局也于1926年在巴黎建立了大清真寺,纪念在一战中为法国牺牲的穆斯林士兵。两次世界大战,法国作为参战国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一战中法国阵亡人数达到132.45万人,平民死亡达120万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法国迅速战败,人口相对一战损失较小,但是法国的经济还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然而此时由于法国相对于其他欧洲战场的冲击较小,许多不同背景、不同种族的政治难民大量拥入并移居法国。其中俄罗斯有10万人,德国及周边的犹太人有10万,西班牙也有50万进入法国,这些人大多在法国实现了定居。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世纪70年代,是法国移民的第三次浪潮时期,也是其黄金时期,战后的重建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法国政府的许多政策都对移民倾斜,此时也是穆斯林移民进入法国最多的时期。战后,法国总统戴高乐曾经鼓励法国多生育,以填补法国因战争带来的人口空白,快速地进行经济生产,但是这一计划的周期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即便到了1955年,法国也只出生了不到800万的新生婴儿。而在当下,法国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所需要大量的现实的劳动力,不可能通过法国自身的劳动力来解决。有关部门的模拟数据显示,如果要重建,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大概在100万到150万之间。“重建的需要、战争中人员的损失,两次大战中因出生率的下降,致使大量引进外国劳工成为必要。”[19]于是,与德国、英国等其他西欧国家一样,法国走向了面对外国招募工人的时代。1945年法国政府制定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移民法案。依据这一法案,法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移民局”(ONI)专门负责外国劳工的招聘和协调事宜,同时成立了“难民和无国籍人士庇护局”(OFPRA),专门负责各类难民的申请和批准事宜。这些法案的出台和法国移民局的努力,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大量的移民进入法国。根据其统计局的资料,“1946年至1955年间,法国年均输入移民3.3万人,1956年至1960年间,上升至年均近16万人,1961年至1965年间,再猛增至年均近30万人。1970年的年度统计资料显示,是年共有200万外籍工人及69万家属居住在法国。”[20]而在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中南欧的移民居多,南斯拉夫、土耳其都有了一定比例,土耳其是伊斯兰教国家,这就带来了大批的穆斯林移民,与此同时法国的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也有大量的人口通过劳工迁移到法国。法国的一系列政策对这些国家移民限制逐渐取消,如战后,法国政府就规定阿尔及利亚人可以随时进入法国并享有法国公民的待遇,这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国家的移民。这也成为法国穆斯林移民的重要来源。这种现象到了60年代又发生改变,法国所属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不仅原殖民地人口输入受到限制,而且在法国国内还出现了一股回迁的小浪潮,而法国经济的发展对劳工的需求量更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分别于1963年与摩洛哥、突尼斯,1965年与土耳其、南斯拉夫相继签署了引进劳工的合同。其中摩洛哥的移民甚至成为法国的第三大移民种族而进入法国的人口结构。除了政府的有关政策和移民措施外,法国企业在实际操作中为了避免移民局缓慢的运作效率和官僚作风,纷纷直接派人到移民来源国招聘。其通用的做法是“法国企业在外国招聘到劳工后,或利用‘免签证规定’通过旅游、探亲等短期签证将其带入法国,直接安置到企业工作岗位,然后再由企业专门工作人员去移民局慢慢补办引入外国劳工的各种手续”[21]。这些做法都极大地刺激了法国的移民浪潮,其中由于来源地的关系,穆斯林移民更为明显。法国的穆斯林移民人口由此呈直线上升。从1962年至1968年,马格里布移民已从410000人上升到619000人,平均每年约增加35000人。1968年至1975年,平均每年有70000名穆斯林进入法国[22]。不仅如此,整个原法国殖民地的移民数在60年代末达到法国全移民总数的23.6%,其中阿尔及利亚的移民总数达到80万以上,成为法国所有国家移民总数中最多的国家。移民的到来为法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承担了大量在当地人眼中困难、肮脏和危险的工作,有效地促进了法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度受到法国主流社会的赏识。

第四次浪潮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的移民与前三次相比处于逆风行使的状态。一方面由于前三次浪潮的大量移民进入,这种步伐已经无法停止;另一方面,法国自身人口的增长和对于劳动力需求的饱和使他们开始不需要移民。1973年,法国与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在经历了近30年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以后出现了滞涨,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更加剧了社会经济的衰落。此时,1945年法国政府鼓励本国妇女生育的800万婴儿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成长为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劳动力,同时法国的人口也突破了5000万。这些因素,造成了法国失业人数的急剧攀升。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外国人抢了法国人的饭碗”,“外国移民应滚出法国”,“停止外国移民”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种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右翼组织通过大众传媒,推波助澜,终于诱发了1973年夏天到1973年l2月武力袭击阿尔及利亚移民的暴行。[23]正如Bade教授所说:“从1973年夏天到年底,一股武力反对阿尔及利亚人的社会动荡的浪潮刚刚过去,这意味着——相似的和在德国一样——按照事物的发展趋势,就必然有一个移民政策上的改变。具体体现在:一方面是作为控制171标对外来移民进行严格限制和提高对回迁归来者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政府努力实现对在法国长期居住的外国人的社会一体化的融合目标。这一切都是现实的和非程序化的。”法国此后一直到20世纪末,移民政策日益紧缩和严厉,甚至在1993年内政部长提出了力争实现“零移民”的目标。这些政策具体表现为:第一,取消对前法国殖民地国家移民入境的优惠政策。第二,“鼓励”移民返乡。第三,法国正式实施工作许可制度,将外国人限制在若干工作领域之外。[24]法国政府与穆斯林移民的矛盾也自此点燃。尽管如此,移民浪潮无法停止,表现在外国人到法国求职热忱的延续和因为第三次浪潮时期的穆斯林移民由于家庭团聚需要,导致众多的妇女、孩子和老人进入法国。另一个方面,先前对于法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外来移民,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在法国定居,特别是来自马格里布及非洲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已经跨入法国社会。他们及其后来逐步进入的家庭成员一起享受法国的社会福利,这也使法国社会福利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以至于在经济衰落、失业危机的压力下使矛盾进一步加剧。这对法国民众人道、宽容、大度的国民心态以及法国所崇尚的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理念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无论如何对于他们的排斥不仅不够人道,而且有“过河拆桥”的嫌疑。

(二)法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适应

通过四次移民浪潮,大量的穆斯林移民进入法国,其中以北非、东欧地区的穆斯林移民为主。至今,穆斯林移民已经成为法国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且具体人数为多少很难确定。有统计资料表明至今有415.5万名穆斯林移民生活在法国,几乎是法国总人口的1/10。[25]

法国1905年实现了政教分离,而政教分离的原则是要求学校等所有的公立机构排斥任何宗教标志与言论,维护共和精神。这是法国历史上国家与宗教长期斗争的产物,它从伏尔泰时代开始,一直到1905年明确地把宗教排除在所有国家机构之外时才得以确立下来,是法国立国之本。[26]在这种影响下,这些穆斯林移民在法国的社会适应也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法国的穆斯林移民以北非移民为主,穆斯林内部派系多元化。从前文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出,北非移民在法国穆斯林移民中占主导地位。在400多万穆斯林移民中,有290万来自马格里布三国,占到总数的70%,其次是来自土耳其的穆斯林,约31.5万,其他则为亚洲和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移民以及部分欧洲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单就人数而言,伊斯兰教目前已经成为法国仅次于天主教的第二大宗教,而这些穆斯林尽管隶属于什叶派和逊尼派,但是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的支派,因此在先知的继承、宗教礼仪以及伊玛目的作用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使他们在法国比较分散,缺乏一定的整合。

二是他们通常采取聚居形式,但是聚居点宗教配套设施不足,经济收入低下,社会身份偏低。由于穆斯林移民多数是以劳工输入形式进入法国的,因此他们聚居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巴黎、马赛等大城市都有他们的聚居区。以最著名的大巴黎区为例,其北部和东部郊区多为穆斯林的聚居区,这里的房子是法国政府早年为解决移民居住而建立的住房,在这些社区,公共设施很差,房屋质量年久失修,社会服务环境恶劣,从而成为当地的贫民区。他们的生活与欧洲战后经济飞速发展、本国居民所获得的生活福利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在这些聚居区,清真寺数量少得可怜,并且在法国政教分离的政策下,法国政府很少为建造宗教场所提供资金。在巴黎,法国政府修建的清真寺仅有为纪念阿尔及利亚战士而建的巴黎清真寺。其他清真寺的修建一般来自这些移民的本国,但是数量十分有限。清真寺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缺乏不仅使穆斯林移民宗教生活受到影响,也不利于他们的整合。

三是他们的宗教教育资源贫乏。与美国穆斯林所拥有的社区宗教教育和大学教育不同的是,法国穆斯林移民的教育资源十分缺乏,宗教教育更为贫乏。在法国,穆斯林移民的子女基本是进入公办学校接受教育的,而在公办教育中,这些穆斯林移民的子女无法获得相关的宗教知识。由于法国实施政教分离政策,2004年颁布了禁止在公立学校佩带可见的宗教标志的法律。这项法律的出台对许多穆斯林少女佩戴面纱形成限制,这引起了一些穆斯林移民的反对。除了正规教育中缺乏宗教教育资源外,法国专业的宗教人才资源也十分缺乏,这是法国穆斯林移民所面临的难题。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大多数仍然是由外来的伊玛目来引导他们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教育的。这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局限。

四是法国穆斯林移民的宗教生活存在受政府制约的现象。对于移民,法国政府一贯坚持以“共和模式”为标志的移民政策,强调外来文化与法兰西文化的融合。这一政策是建立在共和、世俗和平等公民资格基础之上的,旨在平等地对待外国移民,使其完全融入法国社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法国政府却在不断干预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活动和习惯。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里昂清真寺的建设。经过长达10余年的争论,直到里昂的穆斯林社团最终同意降低清真寺尖塔的高度和搁置每天五次召唤信徒礼拜的传统做法,法国当局才准许这座由沙特阿拉伯资助的清真寺开工建设。[27]而当该清真寺建成之时,代表政府出席典礼的法国内政部长帕斯格瓦宣称,法国坚决不会将自身的共和传统与任何宗教妥协,法国的穆斯林必须将共和国的法律置于伊斯兰教教法之上。“只讲法国国内存在伊斯兰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它必须是‘法国的’伊斯兰教。”[28]同时法国本着政教合作的关系而建立了全法穆斯林理事会。1993年,巴黎大清真寺主持设立了伊斯兰神学院,任命了7位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作为地方政府的伊斯兰顾问,并着手组建全法伊斯兰代表机构。1993年秋,巴黎大清真寺邀请各穆斯林团体和清真寺代表,组成了全法穆斯林顾问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法穆斯林理事会。这个理事会虽然对法国穆斯林移民在斋月、宰杀动物、麦加朝觐、阿訇培训、清真寺建设等宗教活动上的困难有所解决,但是对于法国政府本身来讲,它们是为了平息国内穆斯林的各种不满情绪,促进第二代和第三代穆斯林移民与法国社会的融合而产生的。

五是法国穆斯林移民存在社会排斥。一方面,在穆斯林移民的文化适应过程中,宗教身份认同功能逐渐弱化。“研究发现,法国第二代穆斯林移民中认为自己‘宗教虔诚的’的比例并不高于法国的总体水平,在仪式上,很少能看到一日五祷的穆斯林;在饮食方面,许多穆斯林接受除猪肉以外的非清真食品;而在服饰方面,许多的穆斯林女性早已开始不带面纱。”[29]另一方面,法国的主流社会始终没有平等地对待国内的穆斯林移民,特别是对于法国穆斯林移民的后代来说,他们虽然拥有法国国籍,但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他们会因为肤色不同而遭到一些冷遇。尽管他们是法国人,但是却往往难以享受一些基本的权利。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虽然已是法国公民,能说流利的法语,容易接受法国的主流文化,但他们却仍然不受法国主流社会的欢迎,而被排斥在社会、经济活动之外。他们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其他移民和全国平均水平。据调查,在同等标准下,阿尔及利亚移民中持有中学文凭的、30岁以下的穆斯林青年的失业率是32%,而全法国的平均失业率为15%。由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或者被学校遗弃,移民青年的偷、打、砸、抢等违法活动屡见不鲜,有的甚至还从事贩毒、洗钱等犯罪活动,成为法国社会的“问题少年”。[30]

综上所述,法国穆斯林移民进入法国之后,自身的宗教习俗和宗教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由于社会排斥的存在,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普遍较低,成为法国社会的贫困群体。同时由于一些不公平现象的出现,他们自身的宗教发展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社会适应现状堪忧。尽管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作为法国第二大宗教存在,但是他们正逐渐成为被法国主流社会排斥的“边缘群体”。

(三)制约法国穆斯林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

我们在分析法国穆斯林移民社会适应现状所面临的问题时,发现这与法国社会本身存在很深刻的关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国政党政治的“朝令夕改”和“过河拆桥”。穆斯林移民曾经为了法国的独立、自由和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法国政府对于他们却难以一如既往,走了一条从吸引到排斥的道路。当法国需要劳工时,政府出台了大量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的外来穆斯林移民,但是却没有考虑其长远的消化能力。特别是“每当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在手工业、旅店业、演出业中的小资产阶级身上就激起了种族主义的排外情绪”[31]。同时法国右翼政党上台后为了解决法国自身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通过制定严格的移民政策来限制穆斯林移民。一方面他们限制外籍劳工进入,严格审查移民家庭的团聚申请,且鼓励外国移民返回国内;同时在1980年出台了“博内法”将有些通过非正常途径进入法国的移民驱逐出境。这极大地伤害了穆斯林移民的感情。

二是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文化与法国宗教文化存在“文明差异”。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讲,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存在着差异,两者同时作用在法国的穆斯林移民问题上。法国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而穆斯林移民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两者宗教文化存在差异。伊斯兰教政治文化中存在着政教一体观,而法国社会文化则强调政教分离,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穆斯林移民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具有很强的宗教凝聚力,这使法国社会的天主教同化力量显得微不足道。这也造成了双方的对立。

三是法国穆斯林移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低。法国的穆斯林移民中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文化程度较低,主要承担修路、建房等重体力劳动以及一些法国人不愿从事的工作;此外穆斯林移民多从事小商贩工作,通过设摊点出售各种穆斯林特色产品,包括食品和杂货等。他们中的多数居住在城市郊区的一些住房简易、基础设施差的移民区,这些地区包括医院、商店、学校在内的基础设施都十分缺乏。由于教育、语言等多种原因,穆斯林移民很难在法国社会中从事体面的工作,收入也十分微薄。同时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程度较低,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就业,即便就业也是一些临时性质的短工,失业率较高。这些严重制约了穆斯林移民社会地位的改变,不利于他们的社会适应。

四是存在着社会排斥和歧视。以阿尔及利亚移民为例,法国社会在与其互动中就曾出现过歧视,甚至产生暴力冲突。法国政府和法国种族主义者对阿尔及利亚移民先后采取了侮蔑性宣传、行为限制乃至屠杀的政策;法国公众则从与阿尔及利亚移民和睦相处发展到对其悲惨处境持冷漠态度,有人甚至在“十月大屠杀”时成为法国种族主义者的帮凶。l947~l948年,巴黎警察局向公众反复宣布北非人的“高犯罪率”,并声称北非移民应对“巴黎40%的夜间袭击事件负责”。以此为根据,从1947年起巴黎警方开始定期对阿尔及利亚移民居住区采取搜查行动。法国警察当时尚不敢公开地无故抓捕阿尔及利亚移民,他们只是以惩治“犯罪行为”为借口,说罪犯就藏在阿尔及利亚移民区内,而他们对阿尔及利亚移民区的搜查只是例行公事,与种族无关。但后来巴黎警方针对阿尔及利亚移民区的特殊搜查几乎已成定例。1953年7月14日甚至发生了法国警察枪杀6名阿尔及利亚移民的恶性事件,这就使得巴黎警方的种族歧视昭然若揭。1955年7月30日发生的法国警察联合搜查行动是法国警察骚扰阿尔及利亚移民区的典型事例。法国警察包围并搜查了著名的“阿拉伯人区”,法国内政部长事后对此事的解释是,该行动的“目的在于通过逮捕数百名盗贼、赌徒、为妓女拉皮条的人、扒手、窝赃者及行凶抢劫者,从而使伊斯兰教徒区‘清洁’”。但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所抓捕的阿尔及利亚移民中仅有马迪一人被起诉,理由是他偷过一件衬衫,而且巴黎法院后来判定此事纯属子虚乌有而将其释放。[32]此举引发了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大规模抗议,并爆发了流血冲突。20世纪80年代,法国再次发生了几起阿尔及利亚移民与法国种族主义者的冲突,而在1988年10月阿尔及利亚国内发生纷争、残杀时,法国报刊同样进行了不公正的报道。“灰暗”“恐怖”“野蛮”和“落后”等形容词成为新闻媒体在20世纪中后期介绍阿尔及利亚移民时的代名词。[33]由于法国种族主义者的敌视,加上双方长期的恶性互动,使得阿尔及利亚移民无法正常生活而被迫成群结队地拥向郊区或城市中的穆斯林移民社区,并逐渐与法国社会分离。

穆斯林移民社会适应的阻碍和双方长期互动的缺失,最终造成了震惊世界的2005年巴黎骚乱。[34]

2005年10月27日,在巴黎附近的克利希苏布瓦市,两名少年移民为逃避警察追捕,躲入一个变电站,遭高压电击致死。事后众多青年走上街头,抗议警察追捕导致少年死亡,并开始焚烧汽车,与警方发生冲突。针对这一突发事件,警方一方面予以否认,另一方面派出几百名警员维持公共秩序,但意想不到的是,在最初几天的骚乱行为逐渐减弱时,警方向躲进清真寺的骚乱者又投掷了一枚催泪弹,同时,内政部长萨尔科齐发表强硬讲话,决心“清洗”社会“渣滓”,这引起宗教界强烈反感,青年的抵触情绪再度被激发。骚乱者的行动是小股分散、灵活机动,呈现出有组织的集体焚烧的活动特点。截至11月7日,全国共有4300多辆汽车被焚毁,近千人被捕。随即这场骚乱愈演愈烈,其活动范围迅速蔓延至法国全境,并波及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事件升级后,希拉克总统立即呼吁骚乱者“保持冷静和恢复理智”,表示法律会在“对话和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对该事件及其原因作出正确判决。在11月2日召开的部长内阁会议上,希拉克说,两名青少年的死亡原因和清真寺缘何遭受催泪弹袭击会被尽快查清。同时,他敦促政府在一个月内制定出包括社会阶层融合和城镇建设在内的国家预防犯罪计划。6日晚,在组织召开全国安全会议后,希拉克指出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要确保安全和恢复公共秩序,而在暴力和恐怖面前,共和国不会退缩,骚乱者将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内阁总理德维尔潘决定亲自处理该事件,表示“坚决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的唯一原则,同时表明政府“坚定的对话”的态度,并推迟了原定近期对加拿大的访问。在随后的几天里,法国政府积极在“对话”上进行尝试,德维尔潘在总理府接见了来自骚乱地区不同层次的16名青年代表,会见了巴黎穆斯林社会知名人士,并与教育界讨论了青年教育问题,还在总理府接见了死亡者的家属。希拉克总统再度讲话后,总理德维尔潘宣布,为了保护公民安全和维持公共秩序,自11月9日开始各地方政府在内政部长萨尔科齐的领导下,具有决定实施宵禁的权力。

巴黎骚乱的出现,是法国穆斯林移民与法国社会长期互动失调的结果,也是法国移民政策和社会措施失败的体现。这起骚乱不仅冲击着法国社会,引起了法国各界的反思,也警醒了整个欧洲社会,使他们重新审视移民问题。特别是如何对待穆斯林移民,至今仍在不断地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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