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士到游民知识分子

（五）从游士到游民知识分子

游民知识分子是我杜撰出的一个概念。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士是官僚的后备军，他们奋发努力奔往的前途就是出仕做官，至于是否能做成官，那是另一个问题。而游民知识分子则大多绝了出仕做官的望，靠为士大夫所不齿的职业或手段谋生，这是游民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是“游”，他们不是固守祖业（有些可能就没有祖业）在家乡过活，大多游荡于大城市，靠自己的智能知识生活。第三，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溷迹下层和游民关系甚密，成为游民的头领，或是游民的意识、理想和情绪的表达者。这批人在宋代（特别是南宋）大批出现。

（1）从游士说起

不管上古对“士”有多少种解释，到春秋战国时代，士主要指具有一定的才智、可以在当时行政系统中担任一定职务的贵族的最末一个等级。他们为官做吏、有“禄足以代耕”，因而不须顶烈日、犯霜露去耕田种地。

春秋中叶以后“礼崩乐坏”，“强凌弱，众暴寡”，周初分封贵族的秩序被打乱，形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逐渐解体，他们不依附于土地，可以自由流动，可以择主而事，成了脱离了原来社会秩序的游士。

“游士”这个词始见于《管子·小匡》。书中记载齐桓公招“游士八千，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这里所说的“游士”近于游说之士，与我们所用略有不同。但从中亦可见，《管子》也是把“游士”看作可以流动，并可以招之而至的才智之士。随着社会的巨变、诸侯的纷争，各国统治者为了参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至少使自己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千方百计地争夺有真才实学、能够妥善处置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大问题的士人。统治者的需求也促使社会重视智能和知识，于是学校从官办中解脱出来，出现了许多私学。有学问和教育能力的士人开门办学，聚众授徒，而且大多数学者收徒不限门第，实行“有教无类”。这促使“士”的数目大大增加，他们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有的还是意在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解人民于倒悬，而大多数却是凭其三寸不烂之舌，煽惑鼓动，制造外交纠纷和军事冲突以收个人之利。这些人中最典型的是苏秦、张仪。

苏秦，东周洛阳人。曾游学于齐国，师事鬼谷子，学成后西至秦国，以“连衡”说秦王，怂恿他出兵关东灭六国。秦王不用，苏秦金尽貂蔽，落魄而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他感慨万分说：“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战国策·秦策一》）于是他发愤苦读，后以“合纵”说赵、燕、韩、齐、楚等六国，鼓动他们联合起来对抗强秦。赵封之为武安君，佩相印，并给他“革车百乘，锦绣千纯（束），白璧百双，黄金万溢（每溢四十四两）”。当他如此排场路过家乡时，父母“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因此，他踌躇满志地说：“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战国策·秦策一》）张仪也是游荡于连衡合纵之间的策士，倒霉时被疑为盗璧，被“笞掠数百”，飞黄腾达时也做过秦国丞相。他们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不得意时，被压在九泉之下；得意时，被抬到九天之上。他们审时度势，只靠两张嘴皮，就可以打动人主，立致卿相。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的才智，而是由于天下没有统一，各国争相用士。因此，战国时期是游士的黄金时代。

秦统一六国后，彻底贯彻法家主张，对游士严厉取缔。法家为统治者设计的人民的群体结构，只有战士和农民两类人。战士保卫统治者开拓疆土，农民种地织布以保证统治者和战士的衣食住行。此外之人皆属于“蠹”（害虫），均在排斥之列。游士自由流动，妄议国政，只能影响封建统治者地位的稳定，自然属于被排斥者的首位，在法律中有严格的规定。对外来游士还比较宽松，也许因为在秦当权的法家代表人物多是外来游士（如宰相李斯）的缘故。不过他们留秦必须经秦统治者批准，发给证件（“符”）。对于那些没有证件（“亡符”）的游士，就要惩衣甲一件，年底付清。当然如果年底之前被统治者召用，发给证件，惩罚自然作罢。对于本国游士便惩罚较严，他们如果出国则被褫夺国籍，抓住后还要判处劳役（“鬼薪”“城旦”）三年或四年。秦一统天下之后，游士之风渐息。

汉初因采取了分封制，大封同姓王、异姓王，诸侯国之间有竞争，游士于是略显活跃，但也如人之将亡的回光返照。后经过了文、景两代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诸侯之国大多名存实亡，不敢放胆招揽士人。士只有为朝廷服务一条道路，当时又加强了对儒生的思想控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游士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都已消失，自然就难以存在下去。至于到了汉武帝时期，那是大一统的时代，因之在汉代的士人没有了选择的权利，他们想“游”是不可能的了，只有归附皇权一条出路。用人权掌握在朝廷手中，不管你是贤，还是不肖，“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此时士人的升沉往往不是凭个人才智，而是凭机遇和对皇权的曲从程度。

西汉中期以后，士人多出于大姓强宗。大姓强宗的子弟如果能出仕做官，其家族便成为士族。做不成官的士人也有其家族作为后盾。士族便成为士人与豪强地主的结合体。东汉末随着中央集权控制的衰弱，游士、游侠又有所活跃，但整个社会舆论对此还是严厉谴责的。苟悦的《三游论》就是一篇代表作。他指的“三游”包括“游侠”、“游说”、“游行”，这些都是游士的不同表现。他说：“世有三游，德之贼也。”“此三游者，乱之所繇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夫先王之所慎也。”他像一切代表最高统治者利益的思想家一样，强调国家应以“士农工商”四民为基础：“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繇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也就是说封建统治者理想的社会结构是整齐划一的，没有游离出社会结构以外的分子，因为这些游离分子是封建统治者难以控制的。

士族把持政权数百年，直至六朝时期，寒门士人出现以后也难以进入权力核心，并藉以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隋唐时实行科举制度，寒门士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地方官，特别是藩镇亦可招聘士人加入幕府，再由朝廷任命。即使是出仕不成，大多也有乡居可隐，也就是说回家安心做地主，有时归隐未必不是终南捷径。最可怜的是“谋官谋隐两无成”的人物。考察隋唐两代，布衣终生的士人并不太多，说明当时士人出仕率还是很高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供需双方自动协调得较为成功；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出身寒门的士子要读书也很困难，不是世代书香人家很难接触到书。因此寒门士人的数量一直不太多。

（2）宋代教育面的扩大

宋代统治者推行了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官的数目有很大的增加，地位也远较武官重要。韩琦帅定州时，宋名将狄青为总管。韩因事要斩狄旧部焦用，青劝阻说：“焦用有军功好儿。”韩驳斥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默记》）于是当着狄青的面斩了焦用。在韩心目中武人不过是社会渣滓（实际上武人多出身于为士人所不齿的游民），只有文士才是社会精英，这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因此读书学文为当时所重。

唐代科举考试，取士少而且考卷不糊名，考官的朱笔为当时官场舆论所左右。这种考试实际上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其考中与否，甚至考中的名次在考试之前便已决定，考试只是个形式。宋代科举考试逐步推行了考卷糊名和誊录制度，并严惩请托，因此在录取时相对较为公平。而且宋代录取人数比唐代增加了数倍或十倍以上（唐代科举三年一科，每科一般取二三十人），平时每科（三年一科）取三四百人，平均每年取一百多人。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三月、五月两次取士两千一百余人，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取士千人。录取较为公允，取士数目多，吸引了平民百姓参加科举考试。因此，相传为宋人所作的《劝学诗》中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未必都是统治者诱骗士子之词，应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的事实。因此，宋代有许多出身贫寒的人热衷科举考试。

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要求，宋代教育面迅速扩大，各种类型的学校空前增多。不仅有专供贵族、官僚子弟就读的太学，也有收录极宽的州、郡、府县之学。宋徽宗大观年间州县学生达十六万七千余人（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每年大学生的录取数）。这些学校虽然对入学学生身份作了些规定，实际上大多不拘门第，不问等级，许多平民（包括农民、匠人、商人）的子弟得以入学。从教育程度上看，不仅有硕学鸿儒主持的在各个名山的私立书院，而且还有遍布于农村的“冬学”。南宋陆游诗云：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自注云：“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谓《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这是描写南宋绍兴府乡村儿童上冬学的情景。可见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富裕农民每年从农历十月起要送孩子上学，以识字知书为主。农村如此，城市更不待言。如南宋临安除了宗学、京学、县学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都城纪胜》）。这么多的学校正反映了求学者之众。《都城纪胜》的记载也说明平民学校出来的学生也有通过科举走上出仕道途的。

唐末发明了雕版印刷，北宋印刷术得以推广和普及，并用以印刷书籍，这使得过去难得之书成为易得之物。《宋史·邢昺传》记载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真宗到国子监视察四库内藏书，问邢昺监内藏有多少经书版片，邢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不仅经书如此，一些史书、文集、诗集都得以刊刻使之广泛流传，这给读书人带来很大方便。宋中叶之后，不仅官僚、地主、士人可以读书，即使市井细民也有了读书的机会。

宋代为读书人出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应该说自秦代以来，宋是最优待士大夫的王朝。统治者尽量用有限的官位安排难以数计的士人，还不断地扩大官员的数量，尽量膨胀“佐贰”、“差遣”、“员外”等类官员的名额，从真宗景德间（公元1004—1007年）至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官员从一万人激增到三万四千人，七八十年间增加了两倍。如果我们对照唐太宗时内外官员一千余人，就可以感到其数字之巨大。清代史家赵翼说：“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廿二史劄记》）即使如此，仍是粥少僧多，每年仍有大量的士人被黜落。《西湖老人繁盛录》中记载，南宋在招考太学生的年份，到京城投考太学生的人数就达十万人。太学总共可容一千多学生，不可能全部待补，如果待补者三分之一，不过四五百人，所取不过千分之五而已。科举一途更严于此，全宋三百余年，科举取士共十一万多人，平均每年取士三百六十一人。全国举人常有数十万人。南宋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福州应试举人即有两万人，可知科举考试录取率只在千分之一左右。因此，宋代游荡在社会而不能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空前增多。这些人中除了有田产家业，可以高卧不出、游优岁月者外，大多出身平民百姓而无“恒产”的知识分子就得另谋衣食之路。这些人很容易成为游民知识分子。

（3）城市中的游民知识分子

城市经济的繁荣，也给读书人以糊口赡家的机会。如前面所说的《清明上河图》中的卖卜测字的先生，走江湖卖野药的道士、医生。其他如印刷业的兴起，书坊的出现，也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经营出版、撰写、编辑、刻印，这是落魄知识阶层的较好出路。另外豪门贵族、官僚士绅需要请客帮闲，《梦粱录》中的“闲人”条对于帮闲有细致的记载：

闲人本食客人。孟尝君门下，有三千人，皆客矣。姑以今时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有训导童蒙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更有一等不著业艺、食于人家者，此是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今则百艺不通，专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执役，甘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员财主，到都营干。又有猥下之徒，与妓馆家书写柬贴取送之类。更专以参随服役资生，旧有百业皆通者，如纽元子，学像生叫声，教虫蚁，动音乐，杂手艺，唱词白话，打令商谜，弄水使拳，及善能取覆供过，传言送语。

这些帮闲人物品类不齐，有些纯粹是帮闲，不创造任何价值，如陪奉外地官员、财主在京城办事游玩，到秦楼楚馆中为冶游的阔少凑趣逗笑，以乞得赏赐。有些人则是精神文化活动中的脑力劳动者，如家庭教师，擅长口技、表演的说唱艺人等。这些人有共同点，就是都读过书，但又不能走上仕宦的道路，而且大多绝了仕宦的望。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为了糊口赡家，不得不东奔西走，或随时改变依附对象。他们是游民知识分子，他们不同于古代游士。游士虽亦多无恒产，有时受辱落魄，但由于那时诸侯大夫争相“养士”，他们可能还有飞黄腾达、跃马食肉的一天，而游民知识分子最好的归宿不过是到达官贵族家当个帮闲。南宋的一些江湖派诗人和一些以词曲为游幕之资的词人，如姜夔、吴文英等皆是其中佼者。从心态上来看，游士与游民知识分子差别更大。且不说那些有崇高理想的游士，即使那些朝秦暮楚的策士也是“说大人则藐之”，心中充满了自信、自尊，甚至带点自傲。而游民知识分子则不然，他们只是向人家讨口饭吃，所谓“若顾之则贪婪不已，不顾之则强颜取奉”，与乞丐无异。这种人除了自卑、自轻、自贱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到了元代，统治者认为儒无益于国，灭宋之后便停止科举，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复开，其间三十五年从根本上杜绝了士人的为官之路。后屡停屡开，科举始终也未受到元统治者的重视。因此，元代把更多的士人打入游民知识分子的行列。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这虽然未必是元朝的定制，但却反映了士大夫对于自己已经十分接近游民最下层的社会地位的认知。元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少数依附权贵，一部分因有土地而归隐之外，还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游荡于江湖，为下层社会的人们服务。因此，宋元时期许多通俗的文艺形式（如诸宫调、白话小说、杂剧等）产生与繁荣起来，这是与游民知识分子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分不开的。本书着重讨论的白话通俗小说，就是由游民知识分子创作与演播的，所以这些小说反映了游民的情绪与意识是毫不奇怪的。

①　传统诗说认为，《黍离》的主题是东周时大夫行役至宗周，见宗庙故宫尽为禾黍，满目荒凉，故作此诗以悯西周衰亡，两汉经师多主此说。其实这种悲慨故国的意绪，很难从诗中抽绎而出。故只就诗歌提供的意象作出自己的解释。

②　游侠颇能代表游民的人格理想，但只有《史记》为了表彰他们而为之立传，而《汉书》则为了讨伐他们而为之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