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

序　突破唯有创新：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

徐　建^[1]

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的实践探索始于2002年。这项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上海特点的创新之举，是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旨在构建上海市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体系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开拓性试验，是建立在观念更新基础上的一种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

2003年，探索了一年的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在体制建设、机制建设、社团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进展。但是，探索中的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2003年4月至2004年1月，受上海市政法委、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爱心工程基金会的委托，我们一群热心于青少年工作的同志，包括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老领导、华东政法大学（当时是华东政法学院）和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的一些学者以及实务部门的部分同志聚集在一起，组建了以漆世贵同志^[2]为组长，朱济民同志^[3]和我为副组长的“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现状与发展研究”课题组，对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的指导思想、管理体制、运作机制、法制建设、社团建设、队伍建设，以及社会服务支持系统的构建、社工服务的市场化运作、社区青少年的权益保护等问题，展开了多层次、多维度的调查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比较客观合理且至今仍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观点和建议。当时，苗伟明同志作为华东政法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参加了课题组，并直接参与了点面范围较广的实地调查、文献资料收集和研究分析工作。他不仅参加了《课题管理工作报告》的撰写工作，而且该课题的总研究报告，也是主要由他执笔完成的。因此，我想，10年后由他主持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2013年重大课题，即“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生存发展状态研究”，对社区青少年生存发展状态及其群体结构和群体结构性风险进行承续性深度研究是有基础的，也是相当合适的。

苗伟明同志长期从事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权益保护和少年司法制度等领域的研究，是华东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最早的研究人员之一，也是目前华东政法大学唯一尚在职的原青少年犯罪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我对苗伟明同志是了解的，他1987年底从上海市监狱（如今的提篮桥监狱）调到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时，我就感受到他对青少年犯罪研究的热爱和激情。虽然，由于研究所的发展需要对他作了一些特殊安排，从而使他的经历有了一些“波折”，有些同志甚至还因此对他产生了一些误解，^[4]但我对他对学术研究近乎痴迷的执着和坚守是坚信不疑的。他对工作的严谨态度和全身心投入少有人知晓。他追求完美、挑战极限的个性和作风，可能也是后来才渐为同仁发现和认可。他在商海拼搏的那些年，其实是他的学术经历受到重大损失的最宝贵的岁月。难得的是，他在商海进入顺畅的时候，却主动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但要比商海寂寞、清贫、艰苦得多的研究和教学岗位。这种回归是需要信念、勇气和境界的，其中的困扰和艰难可能只有他自己才能够体味。也许，就如他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那样：“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和追求，真实地做回自己，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我想，只有这种坚守信念、执着追求的人，才有可能从“喧哗”回到平静，全身心投入党和国家需要的事业，才有可能在短短的7个月中，带领他的研究团队成功完成课题研究任务并撰就本书。

过去10年中，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效果也是相当明显的。但是，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的深层调整以及城乡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结构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近年来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规模的迅速扩大，更令人关注。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的变化，不但会改变该群体的生存发展状态和现实需求，而且还会给该群体的健康成长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各种难以预测的风险。这就使得我们的社区青少年工作必然面临更多、更复杂、更严峻的问题和挑战。而我们对目前的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群体，特别是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底数、群体结构及其变化，以及该群体的现实困境和需求等情况的了解和掌握还是比较模糊的；对该群体结构变化带来的或潜在的各种社会风险及其类别、等级、形态和危害的认识和把握也是相当浅显的。因此，如何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运用各种手段，尽可能全面摸清目前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群体的底数，尽可能准确把握目前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结构状况及其特征、结构变化及其原因和趋势，尽可能科学预测、预警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变化带来的或潜在的各种社会风险，尽可能客观评估10年来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的成效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并据此通过立法修法、政策完善、制度设计、能力建设、队伍建设、社会协同等途径，对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的整体结构和运作机制进行调整、完善和创新，以实现有效预防、控制和减少上海市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并促使他们健康成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目标的实现，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突出问题。

我认为，苗伟明等同志呈献给读者的《青少年群体结构理论——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及其结构性风险研究》一书，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解决上述诸多难题和困境的希望，而且也为我们深入研究、认识和把握社区青少年群体，进一步调整、完善和创新社区青少年工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且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视角。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作者及其研究团队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态度。通读本书可以直接感受到，这是一项在实践创新基础上，经过大量调研和实证研究，精心完成的研究成果，是最近10多年来青少年研究领域，特别是社区青少年研究领域一部难得的、充分贴近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切的、富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破题之作和创新之作。从书中大量数据、表图、资料、文献以及对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及其结构性风险的详尽分析和阐释中，可以看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厚的理论功力、务实的治学作风，以及他们为此项研究所倾注的努力和心血。如果把这本著作的付梓看作是作者对我国社区青少年研究的一种贡献，应该是不为过的。

更具体些说，以下两个方面是特别应该肯定和赞许的：

第一，基础调研扎实可靠，数据丰富且极具研究价值。

本次基础调研，是在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的直接牵头组织下，依靠全市综治、公安、司法、人社、团委等多个部门以及各区县相关街镇的力量，发动青少年事务专业社工、基层社区工作者、综治协管员等3 000余人，采用“短卷”（底数等群体基本信息问卷）普查、“长卷”（主、客观群体结构信息问卷）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市17个区县的14—25周岁的上海市常住社区青少年群体（包括沪籍和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进行了为时5个多月的一线排摸、个访座谈和调研，从而获得了四个方面的高质量数据：一是14—25周岁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短卷”普查数据；二是14—16（不含）周岁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短卷”普查数据；三是8个区10个不同特征重点街镇的16—25周岁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的“短卷”普查数据；四是所有被调查对象中30比1随机抽样人员的“长卷”调查数据。

所有基础调研数据均经过严格复核和科学处理。其中，“短卷”数据由高速扫描仪录入电脑且以图片形式保存，然后将“短卷”上的标识转换为数字并转入专业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处理，最后进行3%的电话抽样复核，在出现差错的情况下则进行100%的复核；“长卷”数据在特定条件下录入电脑后转入专业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处理。

如此大范围、大规模、多层次、高质量的深度调研数据是非常难得的，也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这些数据不仅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变化的现状、特征、原因和趋势，而且还能为第二阶段的具体分析和研究提供扎实、可靠的依据。在这些数据基础上得出的有关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变化及其结构性风险的诸多结论，应该是比较客观和科学的，根据这些结论所提出的一些工作完善建议，也应该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

第二，研究角度符合实际，基本概念和观点具有突破意义。

本研究以我国改革不断深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深层次变化和调整，以及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所导致的城乡人口规模化快速流动为背景，并以此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符合我国国情、上海市情和时代特征的，也是贴近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重点关切点的。根据这一研究角度所提出的关于社区青少年概念的新定义，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的现状、特征、变化及其原因和趋势，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变化可能带来的或潜在的群体结构性风险，以及社区青少年工作的调整、完善和突破等基本概念和观点，不仅体现出作者及其研究团队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态度，而且还具有明显的突破意义。

在我前面提到的2004年完成的“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现状与发展研究”课题中，我们对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现状与发展提出了12条建议。其中，第1条就提出了“社区青少年是一个动态群体，其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科学界定”的建议。本书作者在原来社区青少年概念定义的基础上，依据当今社会环境、社会结构和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变化等具体情况，对社区青少年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对社区青少年的群体特征进行了重新阐释，对社区青少年的群体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这种创新不但需要研究者有敢于突破的勇气和胆略，也需要研究者在大量调研和文献资料基础上的科学的研究和思考。当然，更需要研究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理论功力和务实的治学作风。在新的社区青少年概念中，社区青少年群体的年龄下限被延至14周岁；社区青少年群体“没有进一步就学”、“没有稳定工作”等生存状态特征的延续时间被规定为6个月及以上；原来社区青少年概念中的户籍限制（上海市户籍）被“常住”替代；原来社区青少年概念中“缺少监管”的生存状态特征被删除。这些修正，不仅大大拓展了社区青少年群体的范围，而且也使社区青少年概念首次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了明确的规定性，从而使社区青少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更明晰、更丰富，更符合理论逻辑，更适应现实需求。

本书作者与时俱进，关注改革开放的深入所带来的变化，敢于突破创新，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具体方面：一是依据现代社会结构理论和现代社会风险理论，在深入分析当代中国改革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在社会结构深层次变化和调整过程中，“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上海市常住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种群体结构的重大变化，不仅改变着上海市常住社区青少年群体生存发展的现实需求，而且还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测的群体结构性风险，尤其是违法犯罪风险，从而使我们的社区青少年工作面临各种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这是一个新的颇有实践指导意义和战略远见的核心学术观点。特别是关于“群体结构性风险”的提法，展示出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二是作者在全面分析常住社区青少年群体、沪籍和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变化现状、特征、原因和趋势的基础上，对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性风险的分类、分级，对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性风险预警模型和预警体系的构建，以及对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性风险的预识、预警和比较的一系列观点，均在原有基础上有创意和新的突破，这对于进一步做好社区青少年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本书是近年我国青少年研究，特别是社区青少年研究领域的一项值得关注的重要成果。我认为，突破和创新是本书一大特点，实践指导意义和理论提升是其贡献所在。这可能也是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姜平同志、副市长时光辉同志会对该研究成果的专报作出重要批示的主要缘故吧。

在本书付梓之际，谨以此序与广大读者分享我的喜悦。但我内心更多的还有一种期盼，期望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能出更多、更好、更精彩、更具影响力的成果，也希望苗伟明同志能继续坚守并最终实现“最初的梦想和追求”。

2014年初春于华政园

【注释】

[1]徐建，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原第二会长、华东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原所长。

[2]漆世贵，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3]朱济民，上海市司法局原副局长，上海市劳改局原局长，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专委。

[4]苗伟明1987年进入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工作，后因学校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和研究所工作出现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研究所不得不搞“三产”来维持。1992年决定苗伟明“下海”经商赚钱来补贴研究所和杂志的开支。正是由于他的付出，才使研究所和《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渡过了难关且得以较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