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观念与岁时节日

第壹章　时间观念与岁时节日

什么是节日，为什么有节日？节日是被赋予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之间的日子，包含着特定的风俗、习惯和各种活动。节日的组成要素主要有三项：一是特定的日期；二是祭祀或纪念的对象，包括相关的神话、传说、俗信、禁忌等观念性要素；三是人们相沿成习的仪式性的、社交性的以及娱乐性的活动。也就是说，节日就是一些特殊的日子，其特殊之处在于与人们的观念息息相关，是自然的时间单位与人们的信仰观念相结合的产物。

计算时间的方法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生活节奏以及人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节日恰是人类借以认识、计算时间的最佳途径，并将自然的时间移入民族文化记忆之中。汉族的节日体系一开始便与当地土壤上勃发的农业文明紧密结合，构建了一个相对科学的时间框架。当然，作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少数民族的节日体系也大多遵循着这一规律，如蒙古族的白节、怒族的谷神节、藏族的雪顿节，均是时令特征鲜明、物候现象突出的日期选择。中华民族的节日体系在为整个民族国家提供时间框架的同时也在构塑着这个民族的思维，阴历的核心地位使得月亮成为千年以降人们思考讴歌的对象。由此引发的中华民族对于阴阳运行、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重视，对于团圆、和谐的理念追求，都深藏在中华民族的节日体系之中。

第一节　中国古人的时间观念

时间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大自然只是按照它所固有的规律在运行着，而生活中的我们则在无数次经历了阴晴圆缺、风霜雨雪、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物候的重复与间隔出现后，开始有了时间意识，并通过一定的参照物——例如太阳、月亮、星星等标志物将其显现出来，用以自身的生活和劳作。我们的先民，他们最初的时间观念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萌发生成的，并且还诉诸文字，教导后人。

有心的先民们在经历长期观察之后，终于断定，年、月、日三者之间，是有着相对关系固定且范围一致的运行规律，时间的最为重要的三个维度——日、月、年也因此深深渗入汉民族的血液中，成为汉民族的集体记忆。同时，又以此为基础，衍化开包括天干地支在内的各类计时方法。但太阳、月亮运行的细微参数终归不是我们的先民所能完全掌握的，他们在连续的观测和记录之后发现，按照原有的计算方法，就会出现有的日子被“神奇偷走”的问题。更为细致的记录之后，我们的先民终于发现以太阴历为基础计算的12个朔望月共345天，比一个太阳年少45/4天，积3年就要差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那么，如何补足这4年就要被“偷走”的一个月呢？我们的先民在无奈之下就采取了“闰月”，也就是多余出一个月的方法来协调自身时间记录与大自然运行规律相脱节的问题。于是，殷周时期汉族先民就开始在年月的记录中加入闰的记载，也就开始了我们常说的“夏历”，亦称“农历”。有人把它叫做“阴历”是不确切的，因为它包括以朔望月为单位阴历和以太阳年为单位阳历，是同时兼顾到朔望月与太阳年的阴阳合历，即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19年共闰7个月。由此，年、月、日等计时单位便能确定了。进而，昏、旦、朔、望、日南至、日北至、日夜分、岁首、年末等时日，也能准确地排定，并以它们各自在岁月坐标上所处的特殊位置而受到人们的特殊关注:正月为岁首，正月朔、旦为新年之始，是为元旦；十二月晦，年尽岁除，为除夕。于是，年节习俗的除旧布新之意有了寄托。有了“望日”，而后才可能有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八月十五、十月十五等节期的确立。

而我国古代有的少数民族在时间观念上就没有汉族这么精细，但也各有各的标注特色。如汉代诗人枚乘记道:“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隋朝流求人道：“望月亏盈以纪时节，候草荣枯以为年岁。”《魏书》中描述岩昌羌族的习俗时说:“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宋代的女真人道“不知年岁，问之则曰吾及见青草几度。”这些女真人以青草枯黄这一物候特征作为年岁的记载标识，民族性地表明了他们作为游牧民族特有的时间概念。相对于汉族先民，这些少数民族的时间观念更加概略和粗放，这种时间观念通过代代流传，也成为我国游牧民族共有的时间记忆，这一点，我们仍然可以从如今众多少数民族的节庆和生活点滴中发现个中表象。当然，少数民族有的历法也非常科学和精密。如古代彝族人民所发明的“彝历”，完全是根据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周期制定的，是太阳历的一种。这种历法把一年分成10个月，每月规定为36日，在过完10个月以后，把5天或6天作为过年日。科学家认为，它的精密度要比古埃及历和玛雅历的数值高得多，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季节的变化，在世界历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总之，汉族先民的时间观念是以自然运行规律作为基础，而且与农事活动安排极为紧密，古代的人们通过观察日月运行、星斗转移、物候变迁来确定自身的时间安排和农事活动，并将其一一记录以示后人：“鸟星为春候，火星为夏期，虚星为秋候，昴星为冬期。主春者张星昏中，可以种稷；主夏者火星昏中，可以种黍；主秋者虚星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星昏中，则入山可以斩伐，具器械。”这是根据星象安排生产。当然，记录最为完整，传唱最为广泛的当属《诗经·豳风》里的《七月》了，诗歌从春之伊始唱到冬有所藏，形象地记录了我们先民的一年活动安排和物候变化。与此类似的还有所谓不知历日的“野人”，他们以鸟鸣为耕作的物候，“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等等。而流传至今的我国云南傈僳族的鲜花历则以山中各色花开作为计时的标志，委实浪漫。

第二节　岁时与二十四节气的确立

前面我们说了什么是与岁时相关的时间观念，那么什么又是岁时节日？有专家指出，岁时节日主要是指受天候、物候、气候的周期性转换所影响，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具有某种特定风俗活动内容的那些时日。岁时节日最大的特点就是循环往复，中华民族的岁时节日经由几千年的传承，已然形成较为固定的节日体系，这一节日体系就是以岁时节日为主导，以年为循环单位周而复始地不断重复出现。对于岁时特点，北京师范大学的萧放教授曾在他的《中国上古岁时观念论考》（《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中作过较好的总结。

中国的时间循环体系在周秦以前已具雏形，以天时为依据的月中行事已固定化、礼仪化，传世的《夏小正》(即《国语》所说的“夏令”)已有月度记事。而从《逸周书·时训解》、《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关于天时物候的观测记录与人事活动的指导安排的细节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古人天象与人事、天时与人时融为一体的时空观念，而且已将阴阳五行的宇宙生成变化图式融进月令之中，月令既是自然律令，也是人世必须遵循的礼制规范，这一时期的岁时循环体系是以自然时序为核心的月令体系。人们在年度周期中经历着相似的时间过程，时间历程以年度始终为限，时间在这里处于一种静止状态。汉魏以后，人们逐渐脱离了月令行事模式，人们更多地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考虑时间问题，人文时序逐渐凸现出来。人们生存能力的提高决定了人们在选择时间上的主动性。决定岁时的虽然还是以自然时序为基础，但更多的是文化的选择。阴阳五行观念进一步与人事结合，因此在节期选择、节日内容上显示了浓厚的人文意识。此后的岁时循环体系是以人时为主干，如重要节日安排在一、三、五、七、九等阳数月份，与自然季节保持着相应的关系，但已自成系统。这就意味着在年复一年的岁时生活中人们经历着文化时间的不断重现，循环往复的岁时生活使传统的民族文化获得稳定传承与延续的时间保障。它自然也强化了人们的文化保守意识，不过这种文化的守成意识是其农业谋生方式所必需的。

但中国人的岁时循环观念并没有告诉人们时间是同样的反复，它只是一种相似的历程，中国人知道时间有着不可逆的流逝性，人们经常会从人的生命历程中感受到这一点，“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间的循环是一种包含时间流逝的循环。并且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中有明显的再创意识，《周易·系辞》有“日新之谓盛德”，《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人的岁时循环是一种再创的循环。中国民众将岁时视作生命的历程，春夏秋冬是一个生命机体生长衰亡过程，“冬尽春来，旧年死了，新年才生”。每至岁末年初，人们要举行一系列大大小小严肃的或游戏的节日仪式，送旧迎新。年节是新旧交替的转折点，是旧死新生的神圣时段，因此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这一主题进行。

岁时节日的成立，有两项必不可少的要素:一是有相对固定的节期，二是节期中有特定的民俗活动。检视一下我国的岁时节日链，不难发现，节期的最初选择与确定，是以天文、历法知识的发达为基础的。

历法建立以后，人们继续以天象、物候来检验历法的准确度，不断地充实、完善它。为了更精确地反映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以指导农业生产，古人把黄道附近的——周天分为24等分。根据太阳在黄道上这24个不同的视位置——实际上是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24个不同的位置——定出二十四节气，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节气中，最先测定的是“二分”和“二至”。《尚书·尧典》所载的“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就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气。战国末年，《吕氏春秋》中又记载了立春、日夜分(即春分)、立夏、日长至(即夏至)、立秋、日夜分(即秋分)、立冬、日短至(即冬至)八个节气。自此，四时八节的日期已能推定。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客观上反映了四季中天候、物候的变化，成了我国古代农业社会安排生产生活的主要依据。节气虽然并不等于“节日”，但节气使一批“常日”被特别地突显出来，为节日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岁时节日的另一项必不可少的要素，是每一个节日总有特定的节俗活动。原始农业出现以后，各种相应的禁忌、占候、祭祀、庆祝活动便相伴而生，这便是最早的节日风俗元素。但它并不作为节日风俗存在，常日也一样实行。殷人信卜、宗天、崇祖、畏鬼。一年360日，几乎是无事不卜，无日不卜；敬天祭祖交相进行，周而复始；平时饮食起居多所禁忌，简直到了无处不崇、动辄得咎的程度。这些习俗，基本上还保留了原始崇拜的遗风，充满在日常生活的流程之中，具有普泛性特点。周人把民间习俗上升到“礼”的规范，祭祀、庆祝活动逐渐按季节相对集中到春、夏、秋、冬四时或年头岁尾举行。春秋战国以后，历法逐步完善，四时八节、岁元、朔、望等时日，越来越区别于常日而被重视。作为节俗主要内容的各种祭典、庆贺、占卜活动，多集中在这些时日举行，节日的雏形已见端倪。不过因为夏、商、周三朝历法不统一，每次改朝换代都要改律历、易正朔、重立岁首，节期当然也就难以固定。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全国统一实行夏历，并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之后，除夕、元旦、元宵、上巳、寒食、清明、端午、七夕、重阳及春秋社日、冬祭腊日等传统节日方成定制，以后一直延续2000多年至今。

第三节　中国传统节日的特点与文化内涵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我国56个民族的节日（包括岁时节令），据不完全统计，被收入辞典的有近800个，仅汉族就有200多个，有的民族几乎每月都有节日。这么多的节日，节俗事项虽然繁杂，但其特点和文化内涵却有迹可寻。对于我国的节日特点，杨景震先生曾在他的《中国传统节日风俗的形成及其特征》（《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3期）一文中作了如下总结。

第一，礼仪性。在众多的节日风俗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节日的来往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从过年(春节)开始，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重大的节日，随即开展了礼尚往来的来回循环活动。大年正月初二起，嫁出的姑娘(包括外甥、晚辈亲戚)要给娘家行拜年礼，礼品多为面糕、点心等，过了正月初二，娘家人要给外甥送灯笼；清明节，外出的家族成员、嫁出的女儿，要给祖先送纸、祭祖；“麦梢黄女看娘，卸了枷娘看冤家”。也就是说小麦快成熟的时节，新出嫁的女儿要拜望娘家人，表示关心娘家夏收的准备情况。等待夏收后，娘家老人要看望出嫁女儿家的收获情况；端午节女儿给娘家送粽子、油糕、绿豆糕(也有互送的)；中秋节，女儿、女婿要给娘家送月饼；重阳节，娘家要给女儿家送花糕。这样一来一往，年复一年，循环不已，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制度。在这样礼节的来往中，基本上是对等的，充分体现了礼尚往来的观念。但在送的礼品中，一般是女儿、晚辈要比娘家、长辈送的礼品重、价值高，这大概是女儿、晚辈要尽孝道的表现吧。这是节日风俗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第二，纪念性。在我国传统的节日中，不管农事节日、祭祀节日、庆贺节日、娱乐节日，都有所寄托、有所纪念。如春节活动，是一个综合性的盛大节日，每年农历正月，正是农闲季节。正月期间是“立春”的节气，这个时候天气慢慢地暖和起来了，适合举办大型的娱乐活动。其他如元宵节，其目的是春节的继续，以展示花灯为主。花灯象征着科学文化知识，人们要大显手艺，表现一番。清明节的理想和目的，主要是为了慎终追远、悼念祖先。端午节的原意是为了健康身体、趋邪辟疾，以吃角黍、插艾叶、饮雄黄酒、戴香包为主要活动内容。中秋节的共同理想是希冀家人团圆、共同过着美好的生活，故以“拜月”活动为主。“十五月儿圆”，象征着团圆的意思。重阳节主要是提倡远游、登高、开拓视野为目的，所以有登高望远、插茱萸，娘家人给女儿家送花糕的风俗。花糕的“糕”谐音高，取步步登高之意，也可作为登高、远游的干粮。茱萸是野生植物，到野外采集几株茱萸回来，有纪念意义。腊八节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展示农业大丰收。这一天，熬上一锅体现农业大丰收的各种米、各种豆、各种干果混合而成的粥，让全家人吃，鼓励人们，教育小孩，要勤劳生产，才能丰衣足食。综观以上叙述，凡能形成一个被人们公认的重大节日，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的。没有理想和目的的节日，是不会存在的。

第三，时代性。节日风俗的形成，有它的时代性和时代的局限性。如元宵节看花灯的风俗，形成于汉代。《史记》记载说：“汉家以望日祀太一，从昏到明，今夜游观灯，是其遗迹。”唐以后，这种风俗更盛行了，并且写进了文艺作品之中。据五代的王仁裕撰写的《开元天宝遗事·百枝灯树》中说：“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彩夺目也。”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忆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的繁华胜景时，写道：“正月十五元宵，大内（宫廷）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根据以上史料的记载，元宵佳节观灯之盛况，只能产生在封建社会的中期，文化比较发达、物质比较丰富的时代。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和以前的奴隶社会，是不会产生这样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元宵节观灯活动，也形成不了这样的固定风俗。所以时代感和时代的局限性，是节日风俗的一个显著特征。

第四，民族性。在各个民族中都有自己的民族节日，以及和节日相适应的风俗习惯。这种节日风俗，有着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色，又由于互相借鉴、渗透的作用，有许多节日风俗，也有相类似之处。如年节风俗，在许多民族中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别具特色。如蒙古族很讲究过大年和小年这两个节日，他们把春节叫做“查干萨日”，即白色的新年。居住在农业区和城市工矿区的蒙古族，过大年与汉族相仿。牧区却不同，在腊月十五以前，要把牛、羊宰好，把洁白的哈达放在肉上，送给亲友。过小年之后，要清扫蒙古包内外，并且开始调马，做新蒙古袍、蒙古靴，购置毡子、奶桶、锅盆等。蒙古族年三十晚上也有守岁的风俗，但他们和汉族不同，是在当天晚上全家老少席地围坐在矮桌旁，桌上摆满一盘盘香喷喷的肉类、奶食品，以及糖块、香烟、美酒等。矮桌上放一张大纸用蒙文整整齐齐地写着祖先的名字。深夜开始饮酒进餐，儿女们要给长辈们敬酒祝愿。在各民族的节日风俗中，有很大的差别，充分体现了各个民族的特殊风貌和独特性格，这与他们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

第五，传承性。节日风俗经过世世代代的流传，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形式，在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中，具有强大的制约能力。所以我国礼节有“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的规定。由是观之，民俗具有很难改变和可以改变的二重性。今天流行在民间的节日风俗，都是从远古时代传承下来的，仍然为今天人民所共同遵守，共同按照节日风俗的要求进行活动。而这些活动被认为是当前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如春节拜年、元宵节闹花灯、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拜月、重阳节送花糕、腊八节吃腊八粥等节日风俗，都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有继往开来、慎终追远的作用。节日风俗的传承特征，是一个顺乎自然发展的必然性规律。

第六，变异性。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更，以及自然环境的转变，节日风俗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异的现象。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元宵节是古人根据历法和月相的关系，每月十五必逢满月，故称之为“望”。满月象征着团圆、美满，所以把这一天看做是最吉利的日子，在这天有祭祀天地、祈求福佑的活动。到了汉代，由于“五斗米道”(道教)的影响，把天、地、水当做人格神，尊之为“三官”，又称“三元”，认为它们能消灾赦罪，降福于人类。以后，道家又把“三官”、“三元”与时令节气相配，规定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三元”中，上元最受重视，因为这是天地赐福之日，这一日又正当年初，所以人们以隆重的仪式庆祝上元，祈求得到全年平安、万事如意。元宵节开始形成就有张灯、看灯的活动。到了唐代，元宵节前后各一日，正式定为国定假日，官署停止办公而观灯，《两京新记》就有“敕许金吾驰禁，以看灯”的记载。从此历代皇帝都在元宵节“御楼观灯”，表示与民同乐。元宵节的观灯活动，就流行在民间了，发展成为吃元宵、走亲戚、送花灯等风俗。宋代把元宵节放灯活动写进法律，上元放灯由三夜增为五夜。民间观灯之风，盛况空前。元、明、清三代，元宵节仍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明代规定“上元节自十一日为始，赐节假十日”。足见元宵节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直至今天，元宵节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除吃元宵、放烟火、玩花灯外，还举办更盛大的灯展、书展、猜灯谜等活动。

第七，群众性。风俗习惯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积累，为众人所创造，它具有集体化、大众化的特点。黄遵宪说：“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而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至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然。”这就是说，人民群众在创造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各自民族的风俗习惯。节日风俗一经形成，就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所以说，节日风俗的群众性，也是一个显著的特征。节日风俗既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那么它的改革和变异，也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做主。它和各个朝代的“法律”不一样，有着广泛的民主性。如清明节扫墓的风俗，有“慎终追远”的意思，它很适合人们怀念祖先、继承祖业的心理需要。所以，人们把这种风俗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不仅在汉族中有这样的风俗，就是在其他兄弟民族中，也有类似的风俗活动。这种风俗不仅在民间盛行，就是在历代的官方，也提倡这种活动。如唐高宗(李治)，有一年清明节，在渭阳为征战有功的亡魂举行一次祭奠，他赐给群臣每人一个柳条圈，戴在头上，为之悼念。现在我国每年清明节，有祭奠黄帝陵、祭奠革命先烈等活动。于是清明节祭祖、扫墓的风俗，变成了全民性的风俗活动，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