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变法之勇

第六节　商鞅：改革变法之勇

说到中国历史上变法流血第一人，你会想到谁呢？没错，就是商鞅。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当时他29岁，而此时发布《求贤令》的秦孝公只有22岁，刚刚登基。在秦孝公登基之前，秦国在战国诸国中，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韩、魏这个大国，七国争雄，秦国只能算是二流国家。商鞅入秦后，三见孝公。第一次见面时，商鞅还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于是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孝公就打起了瞌睡。商鞅很高兴，因为他确定了孝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时，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孝公的兴致虽比前一次好了点，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因为孝公的志向也不在王道。于是，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么？”秦孝公立刻精神来了，他要的就是霸道！听着听着，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拢。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于是，商鞅开始了他的变法大计。商鞅说服了秦孝公，计划成功了一半。

公元前365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一些秦国的旧贵族代表如甘龙、杜挚等人对变法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商鞅来自外国，对秦国的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他只不过是用花言巧语迷惑了秦孝公。此刻，商鞅站了出来，和群臣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答辩会”，这就是著名的“商鞅舌战群臣”。史书上记载只有秦孝公、商鞅、甘龙、杜挚4人发言，商鞅一方，甘、杜一方，秦孝公是评委。“舌战”的中心问题是“变法”还是“不变法”。甘龙认为现行制度是祖宗传下来的，不能改，商鞅则反驳说“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引自《商君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根据时代变化制定新法，按目前实际情况制定礼节。杜挚认为，用古人的法令没错，要效仿先圣。商鞅就历数那些成败君主，“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王”，凡是有作为的必有所创造，有所超越，陈守旧规导致衰亡，顺应时势才能大展宏图。一番滔滔雄辩，把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说服了大臣，商鞅的变法在朝廷站住了脚跟，接下来商鞅也让百姓相信了他是守承诺的，就这样，秦国进行了彻底而系统的改革。秦国的土地制度变化了，治安管理加强了，粮食产量增加了，以战功受爵，秦国的军队变成了虎狼之师。秦国由此强大起来，夺取了魏国河西之地，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甚至，那个名义上的皇帝周天子，也要如同诸侯一样向秦国祝贺。普天之下，秦国之外，已无强国。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更是如此。由于变法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孝公死后，继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对商鞅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告发商鞅谋反，且对他施以车裂之刑，商鞅虽惨遭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成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之势，对秦朝的统一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那个诸侯割据争霸的年代，要推行自己的主张需要足够的智慧、自信与勇气。而商鞅做到了这些，他够智慧，能说服秦国上上下下；他够自信，他的变法措施在秦国实行，使秦国国富人强；他够勇气，面对旧贵族的指责毫不妥协，义正辞严，与之舌战。更重要的是，商鞅在政治上改革的这份勇气是值得肯定的，后人也是应该学习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