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态度与偏见

一、社会态度与偏见

政策性原因产生的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逐渐进入社会主流。本书迥异于其他独生子女文献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这一代人从出生开始，一直到踏入成人社会，都始终面临着“独生子女神话”的挑战。而关注“独生子女神话”的内容和机制，从社会层面说，是解析当代社会集体心理和情绪的一种曲径通幽渠道；从个体层面说，是一条从他者视角对独生子女进行研究的新途径，值得尝试。

本书将社会态度（Socia1 Attitude Theory）作为剖析“独生子女神话”的理论框架，因为“独生子女神话”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公众所共有的、带有偏见色彩的社会态度，是整个社会对独生子女的共同评价和心理预期。

态度很早就成为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并占据着中心地位，以至于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W.L.Thomas and F.Znaniecki）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¹⁾一书中竟把社会心理学称之为“研究社会态度的科学”。关于态度的定义也非常多。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11port）1935年曾提出，态度是根据经验而系统化了的一种心理的、神经的准备状态，它对个人的反应具有指导性或动力性的影响。霍夫兰和罗森伯格（C.T.Hove1and and M.J.Rosenberg）1960年提出，态度包括情感（affection）、行为（behavior）和知识（cognition）三要素，即著名的态度ABC模型。因为将态度无限扩大到了行为，这一理论很快受到广泛批评，以后态度的定义被修正为情感（Affective）、认知（cognitive）和意向（Conative）三种成分，才受到社会心理学界的普遍接受。20世纪80年代认知心理学兴起以后，态度的定义也加入了明显的认知成分，如格林沃德及其同事（Pratkanis＆Greenwa1d）1989年将态度定义为对认知对象的一种记忆表征，伴随着这个表征的是关于此对象的命名规则、综合评价及知识结构。⁽²⁾

态度具有一定的功能。社会心理学家在不同的时代分别对这个问题做出过不同的解答。例如卡茨（D.Katz）1960年提出的态度具有认知、适应、表达评价和自我防卫四种功能：

认知功能。态度可以作为理解环境的一种手段，将它作为判断的标准或理解的参考系。

适应功能。个体具有从外部环境获得奖励，避免惩罚的需要，而态度使人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功能。

表达评价功能。态度可以明确地显示自我的价值，具有积极的表现功能。

自我防御功能。态度既可以拒绝引起焦虑的外部事件，又可调节内部冲动。

显然，这一解答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和上面列举的大部分学者对态度的定义一样，强调态度的个体性，忽略了态度的社会性。其实，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早在1918年，就提出态度是一种社会性的概念，他们不关注个人对个别事件的个别态度，相反，关注移民到美国的波兰农民所普遍拥有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种共有的态度才是社会态度，和波兰农民们所处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有着深刻的联系。他们强调，社会态度本身也提供了一种个体与社会相结合的联结。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心理学都忘记了这两位前辈的开创性工作，一直将态度研究个体化，在个体的层面分析态度对于个体的功能意义，研究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一直到20世纪末，这种趋势才有所改变，研究者们开始重新探讨态度的社会本质（Eiser，1994；Fraser and Gaske11，1990），开始再一次强调态度是来自社会生活、日常互动和人际沟通的；开始重提某些态度是公众共有的，它们能够提供关于日常生活文化与实质的意义。事实上，这些共有的态度正是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桥梁。我们周围的社会赋予它意义，它最终也将我们从个体导向这个社会。

因此，笔者在一开始对独生子女神话的定义中，就特别强调其共有性。虽然目前关于社会态度功能的研究远远少于个体态度的研究，但至少以下几方面可能存在的社会功能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开展验证和讨论：

第一，社会认同。卡茨所谈论的表达评价功能，是从拥有特定态度的个体角度来说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表达评价功能起到对特定群体的凝聚与评价作用。拥有相同态度的人互相更为认同，也更容易分享共同的文化与价值。

第二，社会控制。社会态度是一种将社会信念与价值、社会表征与意识形态传输给个体的机制，并指引群体按社会期望行动的潜在结构。一个群体的成员若对该群体认为最为重要的价值提出批评意见，往往是不被允许的，或者说是一种“禁忌”。为了不违反社会的“禁忌”，群体成员将会隐藏、放弃或改变原有的某种态度。这种功能和第一章提到的神话的功能一致。

第三，社会排斥。社会态度首先是一种分类，在评价的过程中将特定群体或事物划分为不同类别。而对穷人、失业者、不同阶级的人、不同肤色的人的讨厌与偏见，不但将个体导向了特殊的社会对象，也按公共舆论对该社会对象予以定位。它可以在不同个体身上解释、检证与复制同样的社会态度，当这种社会态度扩散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达到将特定群体边缘化的作用。

近50年来，心理学领域有关社会态度特别是偏见的内容、机制和影响的研究范式和技术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这些新突破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面上理解“独生子女神话”的意义，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把这一代人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脉络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阿伦森（E11iot Aronson）⁽³⁾等社会心理学家在自己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偏见进行了系统描述与探究。他认为，偏见是对特定团体成员所持有的敌意或负面态度，只因为他们属于那个团体；偏见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影响着我们，偏见是双向的，它可以由强势群体加诸在弱势群体身上，也可以由弱势群体加诸在强势群体身上，而且任何一个团体都有可能成为偏见的对象；偏见是一种态度，和其他态度一样，它也由三种成分组成，不过都以消极、负向为特点。

情感成分，代表与态度有关的负面情绪类型，如生气、讨厌等，以及态度的极端程度，如轻微的不安，极端的敌意；

认知成分，涉及构成态度的消极图式与认识，主要指刻板印象（Stereotype）——将某群人概括化，即将同样的特征分派到该群体所有成员，而不管成员之间实际上的差异；

意向成分，和负面行为倾向有关的意向成分，对特定团体成员做出不公平、负面或者伤害的行为倾向，只因为他们是那个团体的成员。

偏见（Prejudice）和歧视（Discrimination）的主要区别在于，偏见是一种态度，歧视却是行为。偏见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而歧视则已经上升为一种实际存在的社会行为，甚至被固化为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如种族隔离制度和性别不平等制度。在多数情况下，人的态度和行为具有一致性，但并非必然，有时怀有偏见的人并不一定将其表现在实际行为中，比如，从认知方面着眼，人们对独生子女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见，但是这种偏见很难进一步形成歧视行为。其次，偏见和歧视所针对的对象不一样。偏见可发生在任何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可以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存有偏见，也可以是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存有偏见。而歧视针对的则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如穷人、女性、边缘群体（如农民工）等。

图3-1　社会态度、偏见与歧视

有关偏见和歧视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突飞猛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西方社会对不平等和歧视问题根源的不断反思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人们意识到对群际关系的错误观念和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安全格局。在这种反思浪潮和忧患意识的推动下，对各种偏见的研究成为当代学术前沿关注的焦点问题。

1999年2月4日清晨，纽约市四名警察盯上了一位来自西非的黑人移民迪阿诺，他们觉得这人很像某个强奸案嫌疑犯。事实上，迪阿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警察慢慢地接近迪阿诺，然后命令他不许动。这时，迪阿诺伸手去拿自己的钱包（可能是想出示证件），但是警察们对黑人掏口袋的动作非常警觉，他们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总共41枪，迪阿诺当场身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充分说明了偏见可能带来的极端后果。

日常生活中偏见的负面影响也随处可见：比如家庭纠纷调解过程中，如果听说婆媳中的一方来自河南或安徽，人们很容易就沿着“凤凰女”的思维定势去解读原本难以辨清是非的整个事件，从而做出偏袒本地一方的调解方案。同理，孩子发展过程中，如果出现行为失范、学习困难、情绪障碍等问题时，人们很容易归因到独生子女家庭环境，而事实上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一样有可能遭遇这些发展性问题。

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同一位中年男性的照片，当实验者将其分别标签为罪犯、教授，给两组大学生被试观看，两组学生在描写他时会采用完全不同的形容词，标签为罪犯一组的学生将这位中年男性描述为：仇恨、绝望……；标签为教授一组的学生将这位男性描述为：深邃、坚强……，而差异产生的原因仅仅因为实验者使用的标签不同。另外一个模拟法庭实验也得到类似的结果，当嫌疑犯是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实验助手扮演）时，由被试担任的法官判其有罪的比例更高，相反，如果嫌犯是白人，法官们更少认为其有罪。心理学家们还开展了很多针对老人、女性、移民者、贫困者等特定群体的实验，发现偏见的存在，确实会给这些特定群体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

独生子女也会遇到同样的困境。我们前面提到过，不少媒体在报道青少年的不成熟行为时，比如地铁逃票、就业难、婚恋难等，即便不提到独生子女身份，读者也会自动归因到这一当代青少年最为普遍的共性上。来看一个故事情境的准实验设计：

有一天新雨去参观展出，展示台上有一只精致的磁碗，新雨离开时，碗却碎了。展出组织者找到新雨，一开始新雨拒绝承认碗碎和自己有关，后来在录像证据前，新雨不得不承认是自己的错。展出方决定给新雨以罚款。

这是一个模糊情境故事。模糊情境故事常被心理学家用来测验人们的态度倾向，因为故事中的主人公行为有错误之处也有合理之处，人们在判断过程中往往会投射自身的情绪和态度。像这段故事，人们读后可能认为磁碗破碎确实和主人公有关，只是其不肯承认，也可能认为主人公是受冤枉的或者不小心，不过是迫于展出方的压力，不得不承认。如何判断新雨行为的合理性，关键在于人们对主人公持什么样的潜在态度。

笔者为开展独生子女神话的专题研究，专门设计了上面这段故事材料，在上海市静安区一所中学现场进行了准实验测试。故事主人公也特意取了一个中性化的名字，防止性别效应的干扰。静安区是上海的中心城区，学生一般都来自城市中上阶层家庭，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笔者和实验助手利用晚上家长会的时间，将上面这段故事分别展示给高一年级两个班级的家长看，他们呆在各自的教室里。

两个班级家长读到的故事材料完全一样，但人物背景描述略有不同。甲班级的家长读到的材料上写着，“新雨来自一个普通家庭，是独生子女”。乙班级家长读到的材料上写着，“新雨来自一个普通家庭，家里还有个妹妹”。同一段故事同一个人物，只是主人公的身份不同，结果却发现，仅仅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这一项不同点，就造成了两个班级家长完全不同的态度评价。

表3-1　对独与非独故事主人公能力、成功预期及行为可接受性的判断比较

注：*差异检验在0.05水平上显著。

在进行判断之前，我们要求家长们先在头脑中想象一下新雨的形象，然后回答我们的问题：“您认为新雨的行为可以接受吗？”结果评价采用的是7点量表，1代表完全不能接受，7代表完全能接受，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在1—7的选项中勾选。从表3-1中数据可以看出，如果主人公为独生子女，家长的可接受性评分均值只有2.32分，而主人公不是独生子女的话，评分均值提高到3.08分。百分比分析显示，同样的故事情境下，只有5.4％的家长认为独生子女的行为可以接受，而主人公不是独生子女的话，这一比例提高到14.9％。很明显，人们对独生子女身份主人公行为接受性，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身份出现的主人公。这说明，模糊情境下，独生子女身份标签会降低人们对评价对象的行为可接受性。

为什么要事先让家长在头脑中想象一下新雨的形象？因为偏见的认知成分——刻板印象是一种心理图式，包括对特定类型群体的概化印象，以及推测或认定他人典型的兴趣、活动，甚至行为的动机等。这种心理图式是符号的。但偏见同时也是情感的和意向的。试想一下，你会以什么样的心理图式来勾勒出白领、公务员、银行职员或小摊贩的特征？身为老师，对好学生及坏学生分别有什么样的印象？你在勾勒这些心理图式的同时，会不知不觉带上情感成分，并作出带有倾向性的判断。这些在脑海里对他人特征的认知，通常是概念简化的结果，在内心世界中就像是以一幅静态的画面，来代表或臆测他人动态的生活。事先的想象能够激活家长心中对独生子女或非独生子女群体的知识，即刻板印象，下一步在做故事主人公的行为可接受性判断时，他们会将刻板印象和故事里提供的因果情境信息联系在一起，然后根据自己的这种联系和爱憎，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