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建构

四、神话的建构

“独生子女神话”作为一种社会偏见，必然包含认知、情感和意向成分。从认知上来说，上一节的分析显示，十大特质虽然以负面含义为主，但只要认知主体愿意，也可以从正面去评价和理解，然而在对新雨的行为可接受性评价中，我们看到，对独生子女，人们确实倾向于以偏见态度去评价。对于“独生子女神话”形成的原因，解释也很多，有的认为是独生子女教育缺陷使然，有的提出是媒体不负责任的一种建构，还有的认为是家长的期望过高。这些分析大多是中观或微观层面的分析，尚未触及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神话形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妨先通过偏见理论框架的分析，来梳理我们需要抓住的重点和脉络。

概括地说，整个有关偏见的研究框架，可以分为“背景”（Context）研究与“机制”（Mechanism）研究两大类。背景研究关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是如何通过中观系统作用于个体的微观系统，并反过来对整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影响的。机制研究着重分析偏见，特别是刻板印象，在个体黑箱中的发生发展和影响过程。

图3-5　独生子女神话整合模型

丹尼尔·巴塔（Danie1 Bar-Ta1）曾在1997年提出过关于刻板印象的整合模型，将“背景”研究和“机制”研究的主要思路都整合在一个理论框架里，比较全面和直观。由于刻板印象仅仅是偏见态度的一部分，笔者进一步对此整合模型进行了补充修订，将偏见的另外两种成分和歧视都增加进去，这样更能便捷地看出关于偏见研究的理论框架。

图3-5中包括了微观、中观、宏观三种层次对偏见形成影响的变量。

微观层面因素，主要包括个体价值观、分类、人格、意识、动机等。这些变量影响和调节信息加工的过程，具体可以分为：

（1）分类思维：分类和评价是人类智力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否则我们将无法生存。1954年，奥尔波特在其经典著作《偏见的本质》⁽¹⁰⁾中首次提出刻板印象与分类思维方式存在关系。奥尔波特写道：“人脑必须在分类的帮助下进行思考……一旦形成，类别就是做正常预测的基础。我们不可能避免这个过程。有秩序的生活依靠它。”泰弗尔（H.Tajfe1）也认为社会行为不单单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还受制于人们头脑中所建构的各种社会身份，而这种建构过程恰恰是一种社会分类，也是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

（2）个体变量：价值观、人格变量、教育水平、个人经历、自尊等个体变量都会影响偏见的激活水平和范围。比如阿道诺（T.Adorno）等人⁽¹¹⁾提出人格和偏见之间存在关联，认为种族中心主义、法西斯、反犹太这些都是权威主义人格的表现，具有这种人格的个体一方面完全服从权威的领导，从不对权威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在对外部（他人）进行评价时，会将攻击性投射在他人身上，表现出极端的偏见和歧视，即使被他评价的人也许是他从未接触过的。

（3）发展的影响：认知较成熟的人较不成熟的人表现出更少的偏见，能力高的个体能够综合不一致信息，建构多维度、多类别的判断机制，而低能力的个体则无法综合不一致的信息。

（4）认知机制：这一领域是近年来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重点。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认知加工结构，认为外显的偏见态度背后还存在内隐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可能来自潜意识的自动加工，由于处于意识水平以下，个体自己并不一定能够知道。为了探索这种现象，1989年以来，格林沃德（Anthony Greenwa1d）、道维迪奥（John F.Dovidio）、贝纳吉（Mahzarin Banaji）等认知心理学家用内隐联想测试（Imp1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成为偏见研究的前沿领域。第二，知情意的关系。认知、情感和意向三种成分一般情况下都是协调一致的，但在具体情境下，三种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下，不同成分可能分别占主导作用，但一般当几种成分发生矛盾时，都是情感成分占主导，因为认知可能通过宣传、说服等方式较为容易改变，情感却是更深层次的因素决定的，其改变更为缓慢。第三，刻板印象、偏见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关注重点和前面两种关系一样，为什么几种结构之间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不同流派的学者给出了侧重点各不相同的理论解释。

中观层面的因素和偏见的获取渠道存在相关。在巴塔看来，个体正是从这些渠道获得了有关偏见的信息，并逐步内化为自己的认知结构，形成了刻板印象。

（1）第一种渠道是政治—社会—宣传—教育渠道。来自此渠道的偏见主要靠传媒和教育机构的大量传播，由官方或群体重要人物发布，这种渠道获取的信息一般被认为可信有效，所以对偏见的深度和广度影响很大。

（2）直接接触是形成偏见的第二种渠道。表面接触时人们仅仅根据他人的外表和言语行为进行归因，深入接触时会影响刻板印象的内容，人们也更容易将个人特性泛化推广到全体。

（3）家庭是习得偏见的第三种重要渠道。指父母把观念传授给孩子，孩子通过代际传递，童年早期就在家庭教育的氛围中学习和获得广为流传的针对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情感和行为意向。

最后是宏观层面的因素。在图3-5中以背景变量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社会政治、他组行为等社会背景因素，还包括群际关系、经济状态等社会结构因素，群际关系历史等时空因素。巴塔着重从群际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上述三方面因素对偏见的影响，提出群际间关系状态是最主要的群际关系现状作用变量。它直接影响着中观层面的过渡性变量，但它同时又受其他背景变量的影响。但事实上对偏见产生影响的社会宏观因素远不止以上三方面的内容，下面着重介绍一下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相关的几种理论流派。

现实冲突理论：该理论代表人物谢里夫（Muzafer Sherif）、霍夫兰等认为，竞争是偏见最明显的来源——竞争稀有资源、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该理论包括经济与政治竞争理论和替罪羊理论。其中经济与政治竞争理论主要指由于内群体受到外群体资源或政治的竞争威胁，产生冲突，从而形成偏见和歧视。该理论假设：（1）当时局艰难、资源匮乏的时候，内群体成员感受到了更多的来自外群体成员的威胁，因此对于外群体的偏见、歧视和暴力事件将会增加；（2）当内群体成员处于经济萧条的困境时，他们对外群体成员更有敌意，几乎肯定地视他们为生存的威胁。这两个假设都已经被学者们用相关法和实验法证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深刻的体会，比如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偏见和歧视，和医疗、教育、环境等资源的有限紧密相关；当中国在体育、文化、经济等领域和平崛起时，其他大国会深感不安，会制定更为苛刻的法律和规则来限制中国产品和中国人。

替罪羊理论认为，人们在遇到挫折或不愉快时，将产生把攻击转向被厌恶的、可见的、相对弱势的团体的倾向。在某些情况下合乎逻辑的竞争者实际上并不存在。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通货膨胀无法控制，人们极度贫困，士气消沉，当纳粹在20世纪30年代执掌政权的时候，他们试图将德国人的挫折集中到犹太人身上——一个容易辨认又没有势力的外团体。由于犹太人容易辨认，并且无力预防或反击，于是他们成了现实的替罪羊。独生子女某种意义上也是替罪羊，人们对生育政策无法控制，但在生育价值上受到的挫折感可以通过对独生子女的批评，曲折地加以表达。

显然，无论是经济政治竞争理论还是替罪羊理论，共同点在于都认为经济萧条、战争和政局动荡等社会发展风险，会大大增加偏见和歧视产生的可能与强度。

社会文化理论：事实上，大众如何定义和命名某一类人或者特定群体，离不开集体心理和文化的影响。涂尔干曾将分类思维视为不同文化思维体系的一种象征。他考察过不同原始文化的图腾、神话和传说中的分类体系，提出分类实际上是集体意识的一种制度化安排，是特定类别的在社会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一种反映。比如说西方的星座、中国的阴阳，都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其中蕴含了文化的内在价值，比如个人至上，比如中庸之道，最终也融合到婚姻、生育政策及宗教、文化等上层建筑中。福柯也曾承认自己的《知识考古学》，受益于中国百科全书中对动物的分类，这种分类让他体会到了另一种集体文化的魅力和灵性，从而得到新的启发。米德、本尼迪克特等人类学者，在针对萨摩亚文化、日本文化的研究中，也反复强调，文化是决定人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偏见研究为什么特别关注分类思维特点的缘由。

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结构、群际关系、内外群体等结构性因素都是影响偏见态度的因素。例如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里深入分析了美国人的国民性，将民族特征和儿童性格的特殊类型，与成人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认为美国他人导向的社会是没有建立过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心理结果，这种心理后果在其他社会结构下并不会产生。按此思路，我们也不妨思考，独生子女的性格特征是否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使然？这一群体的缺点也和我们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缺陷有关，当然中间有的内容是偏见，与客观现实并不符合，但有的内容也是真实社会背景的一种映射。

心理动力学派：即第一章就提到过的弗洛伊德、荣格等人为代表的观点。该派强调偏见的形成具有心理动力学原因，着重从儿童早期生活经验、人格和情结来分析刻板印象的影响因素，同时也积极将偏见、歧视等现象的诞生，进一步溯源到人类进化或者种族存续的需要。这些学者或者强调有偏见的态度是从童年早期学来的，早期的惩罚、控制、压抑都会造成成人期的相应行为，或者强调文化、习俗等强有力的社会影响作用。同时，从物种演化的角度来说，刻板印象也是提高人类认知效率的一种心理因应策略，即所谓的“认知吝啬鬼”原则，人们总是倾向以最少的资源做出最快的反应。在原始狩猎环境下，对大象、猎豹的刻板印象知识能够帮助人们迅速做出趋利避害的反应；在当代信息多元环境情况下，对教授、罪犯、独生子女的标签能够让人们在未接触对象之前，就事先做好正常应对的准备；等等。

当代认知心理学家摒弃了心理动力学的观点，更重视对刻板印象的信息加工机制进行分析。他们认为所有人都会采取分类的方法来认识周围的世界。刻板印象影响着信息加工，同时信息加工也影响着刻板印象的形式、内容等。社会认知学派将研究重心放在自动加工与内隐加工方面，即心理黑箱内部发生了什么。他们认为由于信息加工过程的局限性，刻板印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并坚信刻板印象是对真实知觉的扭曲与误解。

另一方面，认知心理学在对机制进行研究时，也强调形成偏见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要理解他人，更关键的是在于预示他人的行为。贝纳吉曾提出，分类和评价是人类智力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否则我们将无法生存。偏见可让行为预期和自我实现预言一样成为现实，并为这一过程提供社会背景的解释。因此，刻板印象既是偏见的原因，也是偏见的结果。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整合理论的呼应，从图3-5中的箭头方向我们可以看出，不仅背景变量会通过过渡性变量和个体变量对偏见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偏见本身也会对背景变量产生反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当代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回到本书关于“独生子女神话”的分析，对偏见的认知成分——刻板印象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独生子女的，但仅仅了解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说对独生子女的刻板印象不可避免，那人们产生这种刻板印象的背景和机制又是什么？虽然近年来受认知主义影响，机制研究方面的成果较为引人注目，背景方面的研究比较沉闷。但正如系统生态理论所强调的，任何心理现象的形成都离不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对背景变量中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进行分析，是偏见研究不能忽略的步骤，只有深入梳理背景要素，才能进一步说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偏见的产生机制。

讨论“独生子女神话”的社会文化原因，笔者认为有三种重要的背景要素不能忽略：传统生育习俗、社会变迁（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虽然国外有关偏见的研究更强调的是群际关系变量。比如巴塔的整合模型中，把群际关系变量置于背景变量的中心，细分了群际关系的现状和历史等二级变量，但这种分析更适用于分析西方文化环境下，因种族差异而导致的种种偏见。独生子女群体的大规模出现，是中国现代社会背景下由政策导致的一种特殊现象，很难照搬西方的群际关系模式来开展分析。独生子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并不是以外来者和资源竞争者形象出现的群体，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对立冲突的。相反，在中国，他们是国家生育政策的产物，是以下一代形象出现，处于亲疏关系最近的这一端。父母对他们的情感既百般爱护又苛刻责备，这中间有代际的亲密感情，也有支持国家发展与坚守传统生育观之间的矛盾情感。简单套用西方群际关系模型来分析这种复杂的情感，难免不遇到捉襟见肘的尴尬。

因此，除了对背景和机制研究框架的依靠以外，本书将摒弃纯西方式的思考路径，侧重于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出发，从以上三方面去着力寻找“独生子女神话”的深层原因。

【注释】

(1)［美］W.L.托马斯、［波兰］F.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2)Myers，D.G.，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McGrow-Hi11，1993.

(3)［美］阿伦森：《社会性动物》，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4)［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5)Brigham测量法常用来测量刻板印象的强度，往往通过对群体中拥有某特质人口比例来判断该刻板印象的强度。

(6)边燕杰：《试析我国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7)徐安琪：《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青年研究》，2005年第1期。

(8)张振鹏：《拯救独生子女》，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9)［美］皮克哈特：《独生子女的幸福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A11port，G.W.，The nature of preJudice，Basic Books，1979.

(11)［美］西奥多·阿道诺等：《权力主义人格》，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