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口之家”到“三口之家”

二、从“五口之家”到“三口之家”

历史学家杜正胜曾通过江陵出土的贷谷账和居延戍卒的家庭资料论证，中国家庭从汉代以来，历经唐宋元明清，一直都是以“五口之家”核心家庭为主。卜凯等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虽然家庭类型经历了从汉型、唐型直到宋型等不同类型家庭的变化，“五口之家”的结构模式却始终是主流。梁方仲所整理的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1 900多年间的71户家庭的史料，均有典籍可稽考，每个家庭平均人数为4.95人，标准差为1.61，具体人数分布见表5-2。其中，5.0—5.9人的家庭出现频率最高，为31户，占全部71户家庭的43.4％。这份资料也证明“五口之家”确实是我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传统家庭模式。

表5-2　西汉到清71户家庭人口平均数分布⁽⁷⁾

这一情况到费孝通时代亦没有大的变化。《乡土中国》中提到：“各地方每户人数的平均，据已有的农村调查说是从四个人到六个人。”这些事实都说明，五口之家的家庭模式，在中国文化环境下，作为一种共同的习俗，已经延续了数千年未曾变化。

然而，历经数千年不曾改变，在战争、自然灾害、习俗等种种人口抑制因素的作用下，一直呈稳定状态的中国家庭规模，在近三十年来却出现了大幅的变化。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乡家庭户人均规模3.10人，较之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户人均规模4.33人，下降了1.23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户人均规模3.44相比，也下降了0.34人；中国户均人口规模愈益接近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户均3人左右的水平。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三十年就如同白驹过隙，一晃即逝。可就是这短短的三十年间，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五口之家”模式迅速被“三口之家”更替。“三口之家”作为一个新名词深入人心，在现实生活中也迅速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主导性家庭结构，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的规模仍然达到4.41，与历史资料显示的“五口之家”规模相差不远。而这之后，中国家庭规模迅速缩小，户均人口从三普的4.41人下降到六普的3.10人（见表4-2）。

这中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正是生育制度。它彻底改变了中国城乡家庭的结构模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和生育行为，把生育这一私领域的话题切换成为了涉及整个民族共同发展的公领域话题，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在执行之初也遇到一些抵制和反抗⁽⁸⁾，但总体上来说，以生育政策形式表现的国家意志得到了完全实施和贯彻，这一结果有其历史必然性。

具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育政策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67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萌芽阶段。新中国建立初期，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观念一直存在冲突。早期计划生育被视为资本主义人口论的产物，反对人为对生育进行控制，这一点可以从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关于《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1950年4月）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意《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2年12月）两个文件中得到证明⁽⁹⁾。文件一明确规定人流和堕胎需要经过层层手续审批才能实施；文件二干脆写道：“凡违反本办法，私自实施绝育手术或人工流产手术者，以非法堕胎论罪，被手术者及实行手术者均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同时，海关也在卫生部的要求下，对各种避孕药具实行查禁。这些措施不仅将20世纪30年代桑格夫人访华宣传的节育思想全盘否定，还从法律和技术措施上都对避孕进行了禁止。1950年以后，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主张下，避孕和节制生育开始作为一种新理念，被纳入新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总体考虑之中。1957年马寅初受到鼓励发表了《新人口论》，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引起了左右两派的激烈论争，马老本人也多次被贴大字报。之后不久，计划生育的初步指导思想在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2年）中得到体现，但很快在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未能真正推行。

第二阶段为1968—1979年的广义计划生育政策阶段。1968年中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1970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问题，而不是卫生问题，1973年形成“晚、稀、少”的方针，1978年10月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具体提出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和生育间隔三年以上的要求。1968—1980年这十年左右的时间，被视为中国广义计划生育政策从讨论到最终落实开始实施的时间点⁽¹⁰⁾。广义计划生育政策阶段的特点在于，将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结合在一起考虑，没有限定每对夫妇只能生一胎，只是提出了“晚、稀、少”的口号，号召晚生和少生；在组织上，逐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计划生育机构；在宣传上，从单纯的妇女平等、健康发展等理念转变到控制人口等战略性目标上。该政策得到了大中城市知识青年的积极呼应，纷纷响应号召，积极改变传统生育习俗。

第三阶段为1980年以后的独生子女政策阶段。从广义计划生育政策向独生子女政策的转型，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1982年《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号召城镇居民和国家干部、职工除特殊情况外只能生育一胎。新政策在实施之初遇到了阻力，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部分农民群众以种种不正常的办法抵制，对立严重的地方还出现了恶性事件；工作中强迫命令时有发生，违法乱纪多有出现；有的基层计划生育干部深感在农村推行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太难，干脆撒手不管，放任自流，反而助长了多胎生育；还有的研究指出妇女干部参与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对妇女组织的维权功能也是一种损伤，干群关系紧张，人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初期的这些问题一方面和传统生育习俗的影响力有关，另一方面和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有关。家庭历来在中国农村的经济生产政治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而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做出了进一步适应中国农村特点的政策变化，弱化了集体经济生产和分配职能，强化了家庭经济生产和分配职能，但宏观人口控制和生育政策上的“步步抽紧”，却使得农村家庭无法解决家庭化经济生产模式与国家规定生育行为之间的矛盾，从而带来新的贫困问题，导致国家与家庭之间矛盾尖锐化，对农民家庭的利益造成了客观上的损害。

鉴于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陷入窘境，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要求“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提倡生一个孩子，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严禁超计划外二胎和多胎；严禁生育问题上搞徇私舞弊和不正之风；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可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国家计生委也在河北翼城县等地设立试点县，进行实验，根据不同情况，总结试点经验，分类指导和完善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各地计划生育条例，并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作为地区准法律文件执行。

郭志刚等曾将全国执行不同类型计划生育政策地区（1990年口径），按政策生育率情况进行了区分，主要有四类地区。第一类地区为基本严格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这样的省份有6个（上海、江苏、北京、天津、四川、重庆），平均政策生育率在1.0—1.3之间；第二类地区混合实行独生子女和独女可以生二胎的政策，此类省份有12个（辽宁、黑龙江、广东、吉林、山东、江西、湖北、浙江、湖南、安徽、福建、山西），平均政策生育率为（1.3—1.5之间）；第三类地区为混合实施独女可生二胎及二胎以上政策，此类省份有7个（河南、陕西、广西、甘肃、河北、内蒙古、贵州），平均政策生育率为1.5—2.0；第四类地区实行二胎及以上的政策，省份有5个（云南、青海、宁夏、海南、新疆），平均政策生育率为2.0或以上。

在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中，是经济基础的变革，带动了家庭结构、亲子关系、儿童观等家庭领域中上层建筑的变化。一方面大规模生产对知识的需求，使得公共教育机构出现，“儿童”概念得以形成。儿童在家庭中的功能，从充当“劳动力”这种功能性作用，向提高“家庭幸福感”这种精神性作用转变，并逐步发展到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以及联合国再三呼吁的“儿童优先”理念；另一方面，随着职业价值不断上升，为了保障工作时间，特别是女性就业后，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亲子关系也日益走向平等和民主。总体来说，代际关系的变革是一种自下而上、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过程。

中国的代际关系变革却始于中层。中观层面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传统代际关系或者更广泛领域内的社会结构关系，形成了一种颠覆。虽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家长制度形成巨大的冲击；虽然近代沿海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一度带来过家庭关系的变化，但这些变化稍纵即逝，远没有从根本上撼动传统中国家庭制度的根基，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五口之家的格局。黄宗智⁽¹¹⁾指出，18世纪江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小农价值观念仍然留存，比如男尊女卑、比如溺杀女婴、出售妻女以减轻贫困压力的行为，他认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是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夭折的根本性原因。

和近邻相比，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虽然出台前后经历了不少批评，但它的实施和推广不仅让中国家庭规模在近30年里完成了三千年都未曾实现的改变，还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和儿童观，在短时间内，迅速、直接地给亲子关系带来了方向性的变化，给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传统生育制度带来了革命性的一击，同时中国经济也奇迹式地突破了发展中的“内卷化”障碍，实现了连续30年的持续性增长。虽然学界对于人口政策在经济发展中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还存在争议，但从结果来看，18世纪江南工业化革命夭折在摇篮中的现象不但没有复演，还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巨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