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问题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现代性视角。进城农民工有一个以“城里人”为参照群体，不断改变自我，逐步获得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性的过程，农民工现代性的培育和完善影响到他们与城市社会的整合。有学者认为，在流动过程中农民工已经开始逐步地向现代转变，具体表现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开放性头脑的形成，商品经济意识的萌发，关系网络的重构及其意义的重释，制度文化与行为规范的习得。

(2)社会化视角。进城农民工的适应表现为他们在新的环境下的继续社会化。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进入了完全不同于农村的一种生活环境，担任了另一种不同的社会角色，这迫使他们进行自身调整，在经济生活、社会交往、价值观念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以更好地适应新的城市社区环境。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障碍主要不是来自农民工本身，而是来自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安排，如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另外，还包括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力低等。基于此，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相关对策，如消除城乡分割制度、改善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管理等。

(3)社会整合视角。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不仅是农民工单方面的城市适应过程，而且是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理解和接纳过程，是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整合过程。一些研究从分析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摩擦、冲突和隔离入手，对两者间的整合进行了探讨。一些学者揭示和分析了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的歧视。另一些学者引入社会距离的概念，分析了农民工与市民间的社会距离。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属于远距离等级的泛泛之交，双方交往机会很少，主观距离比较大。大部分市民对农民工持排斥态度，双方交往具有非对称性。有些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他们缺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社会距离的增大使得农民工群体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

(4)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视角。农民工的流动是他们获得新社会位置和社会地位的过程。在中国社会，农民与市民的差别不仅在于他们的居住地域和职业不同，更在于后者在社会身份、权利和阶层地位上明显优越于前者。所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过程不仅是他们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的过程，更是他们获得市民身份和权利，提升经济和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许多研究都指出，农民工的社会身份转换滞后于其职业身份转换，他们在城市处于底层或边缘化地位。农民工已完成了从农民向工人的职业转变，但还没有改变制度性的农民身份，农民工在身份与职业和角色上的不一致，正是农民工尚未融入城市社会的一个基本表现。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十分低下的地位，而且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将一部分属于底层精英的农民工长期排斥在社会底层的位置上，他们对城市社会没有强烈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绝大多数农民工一直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状态，难以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产生社会隔离和边缘化累计问题。

(5)社会网络视角。随着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在国内学术研究中的升温，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的研究日渐增多。该视角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城市主要依赖的仍然是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农民工进城后，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尚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没有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圈子。他们的生活圈子仍然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关系上。流动农民的社会网络特点仍可概括为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一些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农民工在城市对自身关系网络的再建构过程，并将此视为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的表现和动力。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社会资本或关系本身对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有学者指出，只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

总结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的基本观点为我国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基本动力，同时这一过程在微观上受到农民工个人适应力的影响;农民工要融入城市不仅要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而且要形成城市生活方式，发展新的社会网络，更要形成城市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建立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受到制度与非制度因素的双重阻碍，前者主要是户籍制度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后者包括农民工人力资本缺乏、城市居民的歧视与排斥等;相关对策主要包括改革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给予农民工国民待遇，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加强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沟通等。

第一，现有研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的分析存在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之间的断裂。它们或者偏向于将融入过程视为农民工的学习与适应过程(如现代性、社会化视角的研究，社会网络视角也侧重于从行为角度探讨农民工对网络的建构和运用)，而忽视微观适应过程的宏观结构变迁背景;或者偏向于强调制度等结构性因素对此过程的制约，而忽视结构性制约下农民工的能动性实践。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不仅仅是农民工的行为适应过程，也不仅仅是排斥性制度的瓦解与变迁过程，而必将是微观行动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密切互构的过程。

第二，现有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把农民工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看待，而忽视这一群体已经出现分化。即使注意到农民工的代际或代内分化，现有研究也只是简单描述农民工不同子群间的社会特征差别，而忽视代际间所面临的制度背景、经济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变迁，不同职业、阶层的农民工的生活场域的差别，以及个人特征和生活环境的差异如何导致不同子群在城市融入现状和前景上的差异。这使得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内在规律和前景的了解不够深入，这也是该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