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俱来的中国情结

第一节　与生俱来的中国情结^[1]

大多数人的学术生涯受个人机遇与造化影响，这种影响在白鲁恂身上体现得尤其深远。

1921年10月21日，白鲁恂出生在中国山西省汾州(现山西省吕梁市)。山西，这个位于中国北方中部的省份，对白鲁恂的中国情结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里出了两个影响白鲁恂政治情感的人物：阎锡山、华国锋。阎锡山，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山西省政府主席。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如走马灯式变换的民国时期，掌权山西达38年之久。正是这个人，第一次激发起白鲁恂的政治情感，并成为他以军阀为题写作博士论文的缘起。^[2]1921年2月16日，也就是白鲁恂出生的同一年，在距白鲁恂出生地仅15英里(约24公里)的山西省交城，华国锋出生。这位中国现代政坛史上的政治人物因为其籍贯让白鲁恂在其著作中流露出对他的特别兴趣。

白鲁恂在中国接受小学初级阶段教育和中学教育，学会了中文，其间几度往返中国。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光令他十分怀念，尤其是在北京郊外“华北美国学校”念书时，那里的迷人风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应该说，少年时期的这一段特殊经历进一步为白鲁恂的中国情结奠定了基础。很可能，他父母对中国的感情也成为他童年时期社会化的一个内容。虽然缺乏特别的材料证明他父母对中国抱持何种情感，对白鲁恂施加了怎样的影响，但毫无疑问，生活在中国本身必然构成其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此而言，可以说，他对中国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

白鲁恂后来在美国完成大学教育。1943年，大学毕业后旋即入伍。二战结束前，作为美国第五海军陆战队的情报人员再度来华，并承担过一段时间的翻译工作。战乱频繁、炮火纷飞的岁月，中国既贫且乱的现实，政治上军阀们争权夺利的舞台式表演让青年白鲁恂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战争结束后，白鲁恂回到美国。1947年至1951年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从事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博士论文《20年代的中国军阀政治体制》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潜藏于中国军阀政治体系下各色军阀的态度。显然，没有白鲁恂在战时中国的特殊经历，他不可能选择这个题目。毫无疑问，这篇论文的撰写，为他日后再度从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准备。

1952年，作为阿尔蒙德“共产主义吸引力”研究项目的合作者，白鲁恂前往马来亚从事实证调查研究。之后，于1958—1959年在缅甸进行田野调查。学术视野暂时转向其他亚洲国家。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他和“教育与世界事务”(Education and World Affair)基金会主席玛尔弗(Bill Marvel)一起创议在香港建立一个研究机构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进行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平台，他的兴趣又回到中国。1963年，香港“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组建。作为构想者与组建人之一，白鲁恂长期担任这个研究中心的指导老师、学术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等职务，并多次来香港进行学术调查，参加学术活动。首先出来的研究成果就是1968年出版的《中国政治的精神：政治发展中权威危机之心理文化研究》。自此，白鲁恂以持久不衰的兴趣保持着对中国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