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与行为主义运动

五、政治学高峰：芝加哥学派与行为主义运动

在行为主义心理学革命浪潮波及之下，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政治科学也是涛起云涌，先后经历了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发生于20年代至40年代，称芝加哥高峰。第二次高峰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0年，称行为主义高峰。^[82]从这两次高峰所主张的观念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勾连的关系，最重要的连接点在于政治学研究科学化的取向和选择政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鲜明地体现出行为主义心理学革命波及政治学领域的后果。与其说这是发生在两个不同阶段的高峰，毋宁说是兴起于2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策动了40年代末以来风生水起的行为主义运动。

(一)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即行为主义高峰之前的20年，由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及其同事戈斯纳(Harold Gosnell)以及梅里亚姆的学生拉斯韦尔等人创建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

梅里亚姆是美国政治学从欧洲政治学体系中独立出来以后的第一代学人，曾担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以他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对20世纪的美国政治学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20年代以后，由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培养的博士充实于美国各研究机构，尤其是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国际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相关研究机构等。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以及他们的学生在美国政治学各领域——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学、宪法学、公共管理、国际关系——都有出色的成就。例如研究美国政治的基(V.O.Key)、杜鲁门(David Truman)，研究比较政治学的阿尔蒙德、维巴和维勒(Myron Weiner)，研究国际关系的舒曼(Frederick Schuman)、福克斯(William T.R.Fox)、布诺迪(Bernard Brodie)等。五六十年代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都与芝加哥学派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包括白鲁恂。^[83]从1954年到1974年间，美国政治学协会的20位主席中，有6位出自芝加哥学派。^[84]

1921年，任职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梅里亚姆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政治学研究现状》(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tudy of Politics)一文。这篇梅里亚姆自称具有“宣言性质的论文”初步提出了芝加哥学派的主张。他在文中呼吁重建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主张：①政治学研究更广泛地将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相联系；②更广泛地应用社会观察中的统计学方法和工具以强化政治分析的活力；③更多地组织调查、研究。^[85]1925年，梅里亚姆在美国政治学协会发表主席致辞时进一步宣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正面临重大变迁，研究者很可能会像其他领域的学者一样采取与正式研究不同的角度，并开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在将来建立一门关于政治行为的科学是非常有可能的。^[86]这两篇文章充分表达了他主张政治学研究应科学化，并将政治行为纳入研究对象的“新政治科学”观。同时也说明，行为主义政治学多数主张已经由以梅里亚姆为首的芝加哥学派提了出来。

自1923年到1940年，梅里亚姆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始终有一项研究计划强调实证调查、定量分析和心理社会学的解释，并且引进能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参与过这项研究计划的拉斯韦尔及其学生基、杜鲁门、西蒙(Herbert Simon)、阿尔蒙德等人后来被公认为是二战后政治学行为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自梅里亚姆任职系主任起，他就致力于将政治学系的课程从注重公法和历史制度主义转向强调政治行为的科学研究。到1929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课程的改造完成。与当时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相比，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课程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①重视与方法论相关的课程。梅里亚姆本人从1920年起直到1940年退休，一直在教授“政治科学的范围与方法”这门课程。②强调跨学科课程的选修。要求学生们熟悉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与社会科学相关的背景学科。^[87]

梅里亚姆的这些努力，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行为主义的鼻祖”、“行为研究法的知识教父”。更重要的是，由他所创立和领导的芝加哥学派作为一个群体推动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令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成为政治学行为主义运动最重要的策源地。当然，芝加哥大学并不是行为主义运动的唯一发源地，比如康奈尔大学的卡特林(G.E.G.Cartlin)自诩为“政治实验科学家”，也在作着同样的努力，但是芝加哥学派的集体影响力是任何单个的学者所无法超越的。

(二)政治学行为主义运动

在梅里亚姆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策动之下，再加上欧洲流亡学者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令学者接触日常政治行为；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支持，调查方法在某些研究领域，比如投票行为的大量运用以及卡耐基、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会的资助等因素^[88]，政治学行为主义终于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形成气候，激荡起一股政治学行为主义运动的浪潮，其势力是如此之劲，不仅让传统政治学备受冷落，而且左右了美国政治学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气候，并成为20世纪下半叶政治学争论不休的主题之一，堪称政治学史上墨迹深刻的一笔。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立场与观点如何？比较流行的看法大致有如下三点：主张实证调查和定量分析；摈弃传统政治学对政治制度、政治价值的关注，转而研究政治行为；强调价值中立等。这些已成定论的看法确实也体现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特征。奇怪的是，政治学行为主义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并不完全认同上述看法，他们在不同场合表达着异议。例如达尔1961年在《政治科学的行为研究》一文中表示，行为主义运动的一些提法被片面地误解，正是这些误解导致后来关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许多无谓争论。^[89]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不少由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提出的重要看法被忽略了。

第一，行为主义强调以更科学的方法和更先进的手段研究政治，尽量接近科学标准，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其他研究方法的价值。就像梅里亚姆所言，“我们并不期望政治学或经济学、社会学完全只建立在统计方法和结论上。我们知道，统计学不能将科学生活的内容囊括殆尽”^[90]。梅里亚姆解释说，主张统计学的方法只是认为它可能是一种更精细的社会观察工具，更能清晰地揭示政治、社会结构与过程。^[91]阿尔蒙德明白无误地讲，“主流政治学应该对所有解释世界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方法敞开大门，绝不能因为现在有了更强大的统计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就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弃之不顾”^[92]。

第二，行为主义鼓励从另一种进路研究政治，主张将政治行为纳入政治研究的基本对象，但并未否认传统研究的价值。杜鲁门否认行为研究的取向意味着拒绝传统，相反，他认为，没有对传统知识的掌握、不经过传统方法的训练必然导致研究结果的幼稚。^[93]达尔甚至认为，“政治行为研究不是也不该作为一种特殊研究领域，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取向……这种取向的目的在于扩展传统政治学的研究领域”^[94]。

第三，关于“价值中立”，行为主义者内部其实是有争议的，并非所有学者都接受，有些学者在价值中立的绝对与相对之间有不同意见，还有的学者前后态度有变化。^[95]

第四，政治学行为主义研究广泛地利用了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众多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中，相比之下，统计学计量方法的运用似乎比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更为人所注意，但这绝非意味着心理学等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不受重视。相反，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拉斯韦尔、阿尔蒙德、利普塞特(Saymour Martin Lipset)都注重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并且产生了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比如拉斯韦尔所著的《精神病理学与政治》(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 and How ？)、《权力与人格》(Power and Personality)等明显反映出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影响；阿尔蒙德与拉斯韦尔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合作发表的论文《社会救济对象的攻击性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 by Clients Toward Public Relief Administrators：A Configurative Analysis，1934年)则运用心理学理论和实证调查资料； 1938年，阿尔蒙德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阀统治与政治》中的一章“对财富的政治态度”主要依据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写成；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1960年)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理论的综合运用；至于阿尔蒙德与维巴合作研究的成果《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1963年)，则“受到用‘文化人格’或‘文化心理学研究方式’研究政治现象的重大影响”^[96]。让人很奇怪的是，以心理学路径研究政治行为常常遭到否定，最典型也最具讽刺性的例子就是一些行为主义者对以心理学路径研究政治文化表示不屑。他们似乎忘记了行为主义的策动者——以梅里亚姆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一再强调要重视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举出这些被忽略的方面，并非为了证明政治学行为主义运动的无可挑剔，而是要说明：在行为主义运动寻求认同的早期或者说策动之初，还有一些重要的观点提了出来，却未受到恰当的重视。如果我们只注意那些流行的观点而遗漏那些同样重要的看法，未免会造成理解的误区。

(三)高峰时代的政治学研究动向

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学研究，由于芝加哥学派和政治学行为主义运动的推动以及时代与社会背景的特性，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与领域等多个维度出现变局与发展。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芝加哥学派和政治学行为主义运动两大高峰的科学化取向带来的变化：定量研究训练受到重视。受梅里亚姆领导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影响，二战以后，美国许多重要大学——耶鲁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培训中心都提供了定量研究方法的训练，培养了大量具备这方面专业训练的政治科学家。^[97]他们通过调查、研究与访谈等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将政治学研究带出了书斋。

其次，由芝加哥学派和行为主义代表人物主张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带来了概念的跨学科传播与再创性运用，并由此推动了政治学分支学科的丰富。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专业词汇大量传入政治学领域。影响与使用非常广泛的词汇包括来自心理学的疏离、矛盾、态度、行为、意识、依赖性、人格、认同等；社会学的合法性、超凡魅力、理想类型、社会化、阶层、派系等；人类学的濡化(文化传播)、父权制、裙带关系、多元社会等。还有一些概念有着多重学科起源，比如威权主义既归属于心理学概念，又来自于哲学。这些跨学科概念的运用，当然还包括下面将要提到的研究对象从静态的制度研究转向动态的行为研究，使得美国政治学20世纪头几十年来的研究“开始变得越来越社会化、心理学化、过程化和功能化”^[98]。随着跨学科概念的引入，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等政治学分支学科相继于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得以建立。

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使政治行为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取向。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一反以国家、政府和制度为研究重点的欧洲传统，转而研究动态的政治行为。或者致力于对个体尤其是政治精英的政治行为与动机研究，例如拉斯韦尔；或者对团体政治行为进行概括与分析，比如杜鲁门。他们的努力带来了政治精英、选举行为、政治过程等研究领域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在学者们开始追问政治行为的深层动机时，问题的提出深入到了人性本质的一面。

在研究主题上，对民主危机的关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二三十年代欧洲民主的危机乃至崩溃、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迫使学者们尤其是那些虽在美国获得身体上的安全保障，但“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漂流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99]的流亡学者追问：何以人们愿意放弃民主与自由，追随极权主义政权？弗洛姆、阿道诺、阿伦特、弗里德里奇(Carl Fredrich)、英克尔斯(Alex Inkels)等人纷纷撰写著作，追问极权主义的历史与心理根源。^[100]研究发现，人们甘愿摆脱自由的负累、民主的权利并委身于极权统治，其根源出自人内心深处的孤独、无根与软弱无力感。民主的失败似乎最终归因于人性的虚弱。

研究领域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国际关系、地区研究和政治文化的繁荣。随着20世纪初美国政府结束“孤立”外交战略，致力于主导国际秩序以来，国际关系、地区研究、国民性研究成为美国政府重点扶持的学科和领域。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梅里亚姆主编的“公民教育比较研究”^[101](Comparative Civic Education)系列开始了系统的地区研究^[102]，引导了一批学者的研究方向。二战结束以后，对新兴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关注更加繁荣了地区研究。20世纪40年代，由政府资助与推动的国民性研究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繁荣的缘起。1955年春，就在国民性研究渐趋衰落时，在政治学界富有影响的阿尔蒙德在提交给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提出，政治文化是不同政治体系之间进行比较的两个维度之一，政治文化由此成为比较政治研究不可回避的因素。直到60年代，政治学理性选择学派兴起，政治文化研究渐受排挤与冷落。不过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政治文化研究却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为学者们集体关注的领域，并形成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第一次高潮。

行文至此，已经对构成白鲁恂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渊源的宏观学术背景作了交代。接下来，就该将观察的镜头摇近，考察白鲁恂身边的师长、同辈施与他的影响。不过在此之前，不妨总结一下上述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在20世纪上半叶共同的发展倾向，可能对理解白鲁恂的研究取向更有助益。

首先，重视文化、心理因素的解释力。各学科都出现了以文化、心理因素共同解释人类行为的流派。其次，跨际学科大量涌现。这一时期，各学科之间在理论与方法上的相互渗透与吸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刻程度，并发展出跨际性分支学科。不少学者同时活跃在不同学科，在学术“旋转门”中变换角色。再次，注重行为研究，并在行为动机、行为方式、行为模式等方面取得影响深远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