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于认同危机的中国

二、免于认同危机的中国

白鲁恂认为，中国与大多数转型社会在一些重大方面存在极大差异，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了中国不存在认同危机的事实。

(一)建立在历史伟大性和生物性基础上的文化认同

依据白鲁恂的观点，与其他转型社会相比，中国人具有不可更移的文化认同，其原因一部分来自中国历史伟大性的赋予。他指出，中国历史与文明的独特性、持续性与伟大性，为全世界所有民族所公认，而这恰恰是人类所存有的少数共识之一。这一共识很少受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舛命运的干扰，即便承认现代中国在某些方面的失败记录，但出于对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敬畏，人们依然保留着对中国历史伟大性的崇敬。对中国光辉历史和灿烂文明的认同，最为普遍地潜在于中国人情感之中。这种在中国人心中无可动摇的伟大性让中国人很难以批评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文明，即便承认在某些方面需要改革或者革命，也是“为了恢复历史伟大感，而不是否认过去的伟大”^[10]。

不过白鲁恂又指出，尽管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赋予极高的敬意，然而这种敬意不来自于文化的内容，而主要“根源于中国人对自己与祖先的生物性纽带的清晰意识。这种意识深刻、神秘而自觉”^[11]。诸如对祖先崇拜的极度重视、想生儿子的强烈愿望，都是中国人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属于永恒历史的表层体现。“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下意识里觉得自己与过去存在独特的联系，其存在本身就是对自己那无可动摇的历史根源的证明。”^[12]中国人很少会像其他民族那样提出“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儿”、“我为什么活着”之类的问题。对中国人来说，仅仅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生理性存在就可以解答所有的问题。白鲁恂认为，这种建立在生物性基础上将种族与文化混为一谈的文化认同不仅让中国人保持着出自独特性的优越感，并且构成一种强大的防止被外来文化同化的力量，因而能够在世界文化的冲击下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二)反智主义

转型社会发生认同危机的首要条件在于世界文化的冲击。在白鲁恂看来，世界文化与转型社会地区文化的对冲，结果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由外力将世界文化强行引入，例如殖民统治；二是由政治统治阶级主动传播世界文化，即政治领导层主要由转型社会中最具备现代化观念、受世界文化濡化最深的知识分子构成，通过他们的努力在转型社会传播世界文化。无论哪种情况下，转型社会通常都为这个社会里受世界文化濡化最深的一部分人所领导，世界文化通常也以最直接、最有力、最全面的方式冲击转型社会地区文化，从而形成两种文化对冲的环境。

然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虽不乏受世界文化濡化的群体，但受西方和现代化影响最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更容易被排挤出政治领域，而不像大多数转型社会(尤其是经历过殖民主义统治的转型社会)那样，能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结果使得世界文化对中国政治领域的影响既慢且稳，而不像其他转型社会的政治来得那么迅速和直接。^[13]

依白鲁恂的看法，转型社会的认同危机主要发生在掌握权力的政治精英身上，而大多数转型社会的政治精英都属于在那个社会里受世界文化濡化程度最深的群体。认同危机之所以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明显，是由于转型社会中那些虽具现代化组织形式却未能有效发挥现代化组织功能的组织机构的失败在整个转型社会中造成的挫败感和继之而来的焦虑与担心，他们体会得尤其深刻。

在中国，认同危机的担当者却由于知识分子的被排斥与疏离于政治而悬置。掌握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深植于传统文化中，既对世界文化的价值体会不足，也无从谈起挫败感。受世界文化濡化最深的知识分子又被迫与政治相疏离，不能进入政治精英阶层，既无力在政治领域传播世界文化，也无权领导现代化建设，除了内心恨意的浮现，与“挫败”二字，相距甚远。

白鲁恂否认现代中国在政治领域存在世界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对冲，坚持中国政治精英依然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认为“中国尽管经历了深刻的社会与政治变迁，但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精神依然与传统政治文化非常接近”^[14]。面对西方文化所感受到的越来越强烈的认同危机，作为现代政治文化演进中的一个常见趋势尽管在中国已经开始显现，但是社会化过程的不一致或断裂在中国表现得不如大多数转型社会那样突出，中国人的基本社会化过程依然主要受传统文化影响^[15]，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可能影响孩子作为中国人认同感的一些关键特征几乎没有被触动，随着传统大家庭被更小的核心家庭取代，确保后代意识到中国人身份的压力继续保持着，在某些方面甚至增强了^[16]，这种身份意识是中国人没有在认同问题上受折磨的另一原因。

总之，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基础与根源、现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疏离、传统文化在基本社会化过程中的主导，使得中国政治成功地抵御住了现代潮流的冲击，在政治文化上没有发生与其他转型社会常见的认同危机。不过中国人在文化上不可更移的认同感并没有使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人免于心理与文化上的困扰。相反，恰恰因为这种不可更移的文化认同让中国人体验到比其他转型社会更为“深刻的权威危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