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研究方法上的第二个特征

一、方法渊源

《领导人毛泽东》在研究方法上有两个特色最为引入注目：①人生史与心理历史学分析法的综合运用；②精神病理学观察视角的引入。这两个特色清晰地体现了白鲁恂在其学术养成阶段在拉斯韦尔、埃里克森、莱特等人那里受到的影响。

人生史(life-histories)是拉斯韦尔1930年在《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中提出的作为研究“政治人”(political man)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拉斯韦尔看来，“政治学没有传记作品，就如同动物标本一样”^[1]缺乏血肉滋养，丧失了丰富与完整度。因此，他主张充分注意政治人的人生史，认为只有通过人生史的探问才能发现在许多政治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格因素的特异性。不过拉斯韦尔言下的人生史并非囊括人生经历的全部，而是像自然史(natural histories)一样，只包括那些对人格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回响于整个人格发展过程并确立其特定模式的主要经历”^[2]。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依靠历史文献、个人生活史和传记等资料研究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1958年)与中年甘地(Gandhi's Truth，1969年)，将“精神病学分析与历史学方法结合起来研究历史人物，既注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历史人物的影响，又注重伟人性格对历史的影响，创造了心理学研究中的心理历史学分析法”^[3]。白鲁恂接受拉斯韦尔与埃里克森两人在方法上的主张，结合人生史和心理历史学分析法开始研究中国政治领袖毛泽东^[4]，这也是《领导人毛泽东》在研究方法上的第一个特征。书中，白鲁恂重点描述了毛泽东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以及革命活动初期的人生史，尤其是他与母亲、父亲的情感冲突，意在铺陈毛泽东人格形成时期对其人格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的深层含义，全书亦涵盖了毛泽东整个政治生涯中的重要历史记录，将伟人人格对历史的影响呈现出来，并展现出其人格与政治风格的关联。这本书看起来像一本心理传记，也是因为白鲁恂综合运用人生史与心理历史学分析方法的结果。

《领导人毛泽东》在研究方法上的第二个特征，是精神病理学的观察视角。白鲁恂一边以类似精神病学医生诊断病人的敏感度研究毛泽东的人格特质，一边以政治学家的专业素养分析毛泽东在公共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风格，并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潜意识(unconscious)对毛泽东的公共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令看惯了传统研究方法的人很难认同，并对它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不过它并非白鲁恂的原创，而是在拉斯韦尔、埃里克森等人的启发与引导之下翻新而成。

早在1929年，拉斯韦尔就撰文《论病患研究作为政治人格研究的一种方法》(The Study of Ill as a Method of Research into the Political Personalities)^[5]提倡，应以研究病人的方法作为政治人格研究的一种路径。拉斯韦尔指出，重视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绝非是为了证明政治人都是有心理障碍的“疯子”(the insane)，而是希望研究者利用精神病学资料，以观察病人的关切度与敏感性来研究正常人，从而增进对政治中人性的理解。^[6]更具体而简洁地说，是为了“发现人格发展过程中的哪些经历对于成年人政治上的特质与兴趣具有重要意义”^[7]。

拉斯韦尔呼吁政治学研究者获得精神分析学家的敏感度，而本来就是精神分析学家的埃里克森却着意要突破自身角色的局限来研究历史人物，二者在某一个点上意外地交合了。这个点刚好被白鲁恂把握住，他先是带着精神病学的观察角度进场，然后如同埃里克森将路德视为宗教改革史上“一个意义重大的病人”^[8]一样，也将毛泽东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意义重大的病人”，研究毛泽东的人格特质对中国政治与历史的意义。不过埃里克森和白鲁恂的原意都不是说路德、毛泽东属于临床医学上的病人，而是通过这个词强调路德强烈的宗教情感对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毛泽东强烈的人格特质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力，认为路德的宗教情感、毛泽东的人格特质超越了一般人可表现出来的程度，接近于体现了医学上某种病症的典型性。

因此，白鲁恂所应用的精神病学观察视角，其目的是要揭示研究对象体现出的某种人格特质的典型性，避免忽略在平常人眼里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点，说明个体的人格特质与其公共生活、公共形象存在怎样的关联，揭示伟人人格对政治与历史的影响，而非证明研究对象患有某种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