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魅力型领导人的塑造:与大众心理的对合
作为重塑中国社会的伟人,毛泽东无疑具有魅力型领导人的政治与心理素质:语言与行动的天才;不为意识形态和信仰所羁绊的“天生的领导者”[35];出色的情感领悟力;在掌控他人情感的同时,却将自己的情感控制得很好[36];自信、自恋与全能感。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作为魅力型领导人的基础。不过白鲁恂着意指出,毛泽东能够成功地建立起魅力型领导人的形象,甚至个人崇拜,在于他的人格特质回应和满足了“中国人普遍存在(虽程度不同)的自恋、全能感和依附感”[37]。
白鲁恂认为,由于中国家庭在儿童养育的早期对孩子(尤其是男孩)非常关爱、视若珍宝,因此孩子成为全家人关注的中心,几乎所有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孩子在完全依赖外界的同时,感到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掌控整个世界,从而在心理上萌生全能感和自恋感。在随后的社会化过程中,“中国文化又比任何一种文化都更加奖励依附”[38],鼓励那种通过依附获得安全感、实现全能感(实现自己的全部愿望)的观念。这样,中国人的人格中就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自恋与全能感成分,同时有着强烈的依附需求。毛泽东能够成为魅力型领导人为中国人所追随,正是用他的自恋感“唤发了民众觉得只要遵行严格的道德标准也可以找回婴儿时期的自恋与全能感的感受……领导人与追随者通过相同的心理机制联结在了一起”[39]。
中国民众这种特殊的依附心理——通过依附实现伟大感,与毛泽东的魅力型领导人素质和他本人需要被人追随、崇拜的心理结合在一起,最终树立起了他高大的魅力型领导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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