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与传统领导风格的合一
邓小平的政治风格，内含着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同时也包含对传统的超越。白鲁恂认为，这种秉承与超越来自于邓小平儿童时期的社会化与随后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是长子，但他不像毛泽东出生于一个新近才富裕起来的农村家庭，他的家庭有着长期的学者传统和仕宦家世。邓小平从小生活在一个温暖、充满爱心的大家庭，有一个十分安全、无忧无虑的童年。他的父亲，也完全不像毛泽东的父亲，不仅非常希望邓小平受到良好的教育，还给邓小平灌输了一种想法：他的将来可以鹏程万里。他在父亲与叔叔的安排下接受现代化教育，训练他去法国勤工俭学，而他也遵照大人的意愿，做了在他们看来正确的事情。
显然，邓小平儿时的情感体验与社会化过程使得他的心理发展与毛泽东大为不同。他没有经历过与母亲、父亲的复杂情感冲突，也不存在害怕被“抛弃”的心理与反叛的渴求，相反他对家庭始终抱着积极的情感。浸染在具有学者传统和仕宦家世的家庭环境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精英政治文化对他具有正面的吸引力，因此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强烈地抵抗传统。同时，在长辈安排下，他比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更早地接受了现代化的思想，并在法国、俄国分别有过五年多和一年的生活经历，培养了他的世界性眼光。因此，家庭环境帮助邓小平形成了既能回应现代化要求，又能保持传统的政治风格。
不过由于邓小平很早就离开了家，他的政治风格与政治社会化过程有更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与毛泽东的政治风格主要是他童年时期私人情感经历的折射有很大不同。
第一，邓小平的政治社会化开始得很早，几乎与一般社会化融为一体。他年仅16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还是一个少年就已经加入了二三十岁的人从事的留学活动，是这个团体里最小的成员。很小的年纪就完全与比他年长的人生活在一起，“不是以一个正常的青春期的孩子学会如何与同龄人交往为社会化内容，相反，邓小平的社会化几乎完全集中在如何获得比自己年长的人的尊重”[62]。他需要证明自己能和那些比他个头大、比他年长的人干得一样好、一样努力，证明自己不是个孩子，也并不柔弱，而是和大人一样坚强和勇敢。他学会了如何在外表上显得坚强、大胆，并竭尽全力证明，他的坚强决不仅仅是外表上的，而是他个性中最主要的特征，因此很早就养成了毫不怯懦的天性。为了赢得大人的尊重，他还同时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感、掩饰自己的感受。这对于他形成冷静、果断的政治风格至关重要。
第二，邓小平的政治社会化从组织严谨的集体行动开始。邓小平政治社会化一开始，就和每天与他相伴的朋友、同事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亲历着共产主义运动。集体行动的体验让他深刻地意识到，获得集体认同的基础在于出色地完成任务；行动的成功取决于组织的高效、组织权威的维护与完整性。因此，他学会以实用的精神对待政治。与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的伟大力量在于其意识形态不同，“共产主义这个词，对邓小平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还不如说是一个组织”[63]。为了保证组织的力量，他重视人的工作能力，发现有人不胜任工作时会毫无犹豫地另找他人取而代之；注重维护组织权威和权力的垄断，坚决捍卫“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维持党组织整体性的保证和党对权力的垄断；重视人际关系，但也不允许任何一种特殊关系影响组织整体。
所以邓小平的政治风格与众不同，如以不带感情的和不偏不倚的风格对待其他领导人和下级官员；与同事之间的关系矜持而超然；决策风格直接了当、简明果断；不刻意追求“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或者刻板地遵循党的路线”[64]；注意力倾注在党组织的权威与完整性上。这种与众不同与他在青少年时期政治社会化中就已形成的政治认知密不可分。
白鲁恂还特别指出，邓小平的童年与政治社会化经历显示，他的全部人格发展进程“是一条异常平坦、从未间断的成熟之路”，他没有经历过青春期的“心理合法暂缓期”[65](moratorium)，像毛泽东青年时期那样有过认同危机，相反，他“从未在某个时期表现出对自己的现实或将来身份的自我怀疑或者令人困惑的不确定，在他人生路上的每个阶段，他周围的环境都为他确定了身份，而他也将之作为自然的权利坦然接受下来”[66]。他的人格发展坦途固然赋予他高度自信的个性，却使他不如有过认同危机经历的毛泽东对“创造世界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与幻想，对人的情感反应更丰富，更具想象力与洞察力，并怀着超越平庸的大想法”[67]。
【注释】
[1]Harold D.Lasswell，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1.
[2]Harold D.Lasswell，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10.
[3]黄希庭：《人格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56－157。
[4]也许值得在这里说一句，《领导人毛泽东》与埃里克森1969年所著《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在写作意图上非常相似。埃里克森的问题是：“在甘地自身的成长中，是什么使他后来得以成为圣雄？”白鲁恂同样问“是什么造就了毛泽东的伟大？”埃里克森将甘地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交织起来、相互联系的写法显然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白鲁恂写毛泽东作了参考。参见埃里克森著，吕文江、田嵩燕译：《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5]该文次年收入《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第一章。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仅从《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的书名推断，以为这是一本将政治人视为神经症或精神病人加以研究的著作，将会在理解上产生严重错误。事实上，这本书只是偶尔地谈到了患有心理障碍的人的政治行为。精神病理学一词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方法上的主张被运用。
[6]Harold D .Lasswell，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6－7.
[7]Harold D .Lasswell，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8.
[8]爱力克森著，康绿岛译：《青年路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7。
[9]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ix.
[10]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x.
[11]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8.
[12]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x.
[13]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6.
[14]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5.
[15]Lucian W.Pye，Rethinking the Man in the Leader，The China Journal，1996(35)：112.
[16]需要说明，白鲁恂后来又指出，毛泽东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彻底的成功。毛泽东试图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代儒家文化的努力最终是失败的，但他作为意识形态创造者的影响力依然是世界性的。参见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1993(135)：420，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viii。
[17]白鲁恂是在运用拉斯韦尔《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中“政治人”的类型划分、分析毛泽东。不过他指出，毛泽东并不符合典型的“鼓动者”形象，因为他既没有将个人的愤怒情绪外化，也没有受极度的焦虑感的折磨。但从其目的看，依然可以将他归入“鼓动者”一类。参见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237。
[18]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237.
[19]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238.
[20]Lucian W.Pye，Rethinking the Man in the Leader，The China Journal，1996(35)：112.
[21]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人民体育出版社，1979：8－9。
[22]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259.
[23]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259.
[24]白鲁恂在第六章“父亲”一章中谈到，“毛泽东的反叛热情、强烈相信意志力胜过技术的信念、对无休止的革命斗争的热爱，可能确实可以追源到他与父亲的冲突”。不过父子间的冲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的人格发展依然值得讨论。依白鲁恂看来，从中国文化的传统看，毛顺生对儿子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他对待毛泽东的严厉程度也没有超出大部分父亲对待儿子的态度。毛泽东在长沙求学与生活的花费由父亲提供的事实也证明，毛顺生并非一个不关心儿子前程的父亲。如果儿时经历真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痛苦，他怎么可能长大后常常津津乐道于与父亲的冲突？如果毛泽东的父亲真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顽固不化，毛泽东对于争论可产生积极作用的自信又是从哪里培养起来的呢？再者，毛泽东后来也正是在父亲批评他的地方(懒惰、无用、缺乏意志力、读那些不实用的书)继承了父亲的看法。因此，白鲁恂认为，毛泽东很可能夸大了与父亲的冲突程度，而毛泽东之所以乐于提到他与父亲的冲突，是因为与父亲的冲突让他再度获得了完全拥有母亲的快乐，并从与父亲的冲突中验证了自我的优越性、父母对自己的珍爱和父亲的软弱，强化了他从母亲那里得来的自信与自恋感。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与父亲的冲突中，学会了控制情感。这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素质。参见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C.，1976：111－129。
[25]埃里克森所说的“创伤是指这样一种经历，人经受到特别突然，或者特别强烈，或者特别奇怪的影响，它们在当时不能被化解，就像一个无法排出也无法吸收的异物，从一个生命阶段保留到另一个生命阶段，由此造成影响人的一生发展的某种刺激，引出重复与刻板的东西”。参见埃里克森著，吕文江、田嵩燕译：《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70。
[26]毛泽东小名唤做“石三伢子”，是文七妹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孩子在襁褓中夭亡)。不过白鲁恂似乎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以为他是文七妹的第一个儿子。参见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76。
[27]依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第一阶段的年龄从出生到一岁半，作为个体生命周期第一阶段的发展危机是信任与不信任，如果母亲对婴儿的关爱充分，婴儿将产生信任感；反之，婴儿将产生不信任感。
[28]毛泽东从湘乡唐家沱外婆家回到韶山冲时已经八岁。不过白鲁恂并没有写明毛泽东回到父母身边时的年龄。很可能白鲁恂并不清楚。否则，他不可能不提。因为这是对白鲁恂的观点极为有利的一个证据。
[29]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80.
[30]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306.
[31]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86.
[32]白鲁恂指出，历史上的反叛者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曾经受到过度压迫需要毁灭权威者，另一类是因不再享有安全感而抱着深深的不满需要改变世界者。毛泽东属于后者，这是理解他革命精神的关键。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307。白鲁恂还指出，毛泽东之所以对反叛者产生吸引力，并非由于他对专制的父亲怀有敌意，因为回应其反叛号召的反叛者，其中很多人都没有与父亲发生冲突，而在于毛泽东唤醒了大量深锁在人们潜意识中由于“被忽略”、“不被当作一个人来尊重”、“不能参与影响自己生活的决定”而产生的怨愤记忆。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11。
[33]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87.
[34]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311.
[35]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249.
[36]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14－15.
[37]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252.
[38]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251.
[39]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252.
[40]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15.
[41]在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中，3～8岁是“性器期”(Phallic Stage)。这一时期，儿童会产生亲子依恋(男孩恋母，女孩恋父)，亦称“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所以又叫“俄狄浦斯时期”。前俄狄浦斯时期即指3岁之前。
[42]莱特专门从事苏联政治精英研究，1951年，他以对列宁和斯大林的研究为基础，依据布尔什维克的文献与政治行为，对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战略作了一番总结，出版《政治局的操作准则》(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意在“发现布尔什维克为了政治行为的有效而必须采用的行动规则”(Nathan Leite，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New York：Rand Corporation，1951：xi)。将《领导人毛泽东》的第三章“毛泽东的公众印象”(Impressions of the Public Man)与此书两相对照，可以清晰地看出，白鲁恂用以观察、分析毛泽东的政治风格的理论视角明显来自于莱特的启发，比如是否注意保持政策的前后一致、对政治斗争所持的态度等。白鲁恂在前言中也明确表示，他从莱特那里受益良多。
[43]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43.
[44]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62.
[45]Lucian W.Pye，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 York：Basic Books Inc.，1976：66.
[46]白鲁恂在写作《领导人毛泽东》时曾向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分析师请教。他们提示他，毛泽东的行为非常符合“边缘型人格综合症”，但白鲁恂出于谨慎，并没有在书中使用“边缘型人格”这个词，尽管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运用了“边缘型人格”理论，直到1988年才在《官僚与干部》的第五章“领导风格的神秘性”中明确使用“边缘型人格”一词解释毛泽东的行为(参见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60－162； 196)。1996年，他在《再度思考毛泽东》一文中再次确认了毛泽东的“边缘型人格”和“自恋型人格”倾向(参见Lucian W.Pye，Rethinking the Man in the Leader，The China Journal，1996(35)：107－112)。
[47]斯蒂夫·皮克曾尼克，第一个具有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在哈佛大学接受精神病学训练，后来获得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副助理国务卿和高级政策规划师。从他的学术与职业经历看，他与白鲁恂的关系应该非常密切，白鲁恂在前言中也谈到，正是通过与他的讨论，不断推动着白鲁恂深入解释毛泽东的人格特质。
[48]海伦娜·多伊奇(1884—1982)，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师从弗洛伊德。她是第一个专门研究女性的精神分析学家，开创了精神分析领域人格形成与自恋型自我的研究。
[49]奥托·克恩伯格(1928—)，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以对“边缘型人格组织”和自恋病理学的研究闻名，尤其是对边缘型人格的研究，克恩伯格既是开创者又是集大成者。
[50]唐纳德·瑞斯理(1928—1989)，美国精神分析学家，主要从事儿童精神病学、边缘型人格与自恋型人格研究。
[51]Lucian W.Pye，Rethinking the Man in the Leader，The China Journal，1996(35)：108－109.
[52]依据精神病理学的临床研究，自恋型人格与边缘型人格可以不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也可以共病(精神分析学术语，指同一人具有几种类型的人格障碍)。不过边缘型人格往往与严重的自恋有密切关系。
[53]Lucian W.Pye，Rethinking the Man in the Leader，The China Journal，1996(35)：108.
[54]Otto F.Kernber，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John F.Clarkin，Peter Fonagy，Glen O.Gabbard，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for Personality Disorders：A Clinical Handbook，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iatric Pub.，2010：260－261.
[55]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59－160.
[56]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1993(135)：440.
[57]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1993(135)：415－416.
[58]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1993(135)：415.
[59]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1993(135)：417.
[60]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1993(135)：416.
[61]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1993(135)：416.
[62]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1993(135)：428－429.
[63]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1993(135)：432.
[64]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1993(135)：432.
[65]“心理合法暂缓期”是埃里克森论述青春期人格发展的一个概念，特指年轻人在获得自我认同之前的一段时间，意味着“允许还没有准备好承担义务的人有一段拖延的时间”。参见埃里克森著，孙名之译：《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44。
[66]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1993(135)：425.
[67]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1993(13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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