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孩的基础教育

化民成俗

“耕读”中的“读”仍然包含村落中的教育，任何天才也不可能无师自通最发端的学问。“教育”是作为政治意志的体现，教育政策是在历史时代文人和社会总的教育目的的指导下制定的，它规定着课程的性质，关系到课程的决策，制约着课程的设计和实施，对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有着重大影响，是整个历史时代的核“芯”。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村落都有着基础教育的组织，新叶村也不例外，这种基础教育机构，起着化民成俗的重要作用，在历史的演进里面担当着支撑历史天空的中流砥柱。

诸如新叶村这种古村落中的教育，担负的最大责任不是传承知识，而是移风易俗。正如《学记》^[10]开篇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同时《学记》再次强调：“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意思大概是：引发思虑，广求善良，只能做到小有名声，不足以感动群众。亲自就教于贤者，体念远大的利弊，虽能够感动群众，仍然不足以教化人民。君子如果要教化人民，造成良好的风俗习惯，一定要从教育入手。这些语言闪现着中国古代教育学理论的精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有趣的是，苏格兰的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中有一句话好像是在形容中国古村落们的教育机构：“花很少的钱，国家就能方便、鼓励甚至强迫全体人民获得这些最主要部分的教育。”亚当先生当然不是为中国而写下此著作，更不是为我国而写下上面的话，但是历史上新叶村的私塾这种教育机构正是差不多如亚当先生所述。古代私塾一类读书途径花销不大，穷苦人家的男孩子可以以跟读或者陪读的形式同富家子弟一样受到教育，哪怕教师的薪水只由一个富裕家庭承担。政治上也进行鼓励，私塾是私学的一种。地方上的学者往往有名无实，于是，饱读诗书的读书人，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增加收入，往往会开办私学，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自中国唐代以后，只要政治局势比较稳定，历代学塾均比较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通常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11]；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新叶村历代村民都重视教育，以上三种办学方式都曾经在新叶出现过。

但是，一如几千年的历代中国（当然除却近代中国直至今日），新叶村的古人也不重视针对女孩的基础教育，当然，这是和男孩基础教育相比较而言的。中国的古代是男权社会，同时也是标准的农业社会。新叶村亦如此，剥夺女孩子上学的机会，是有利于男权社会维系的有利条件。女性通常由于不识字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不会读书写字给妇女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她们会因此无法利用她们本已有限的法定权利^[12]。很多时候，由于受侵害的一方不会读法律条文（官吏文书等），条文中的法定权利得不到有效利用。于是，由于底层女性和她们的家庭得不到战胜贫困的方法和手段，教育上的差距将直接带来女性的社会地位的不安全。由于没有基本的读写能力，社会下层女性表达自身需要和参与政治的能力将非常受限，这将直接给她们带来不安全，因为在政治上声音的丧失将严重地削减她们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力^[13]和获得公正待遇的可能性。这样，男性的社会地位因此得到了保障。虽然中国历史上的有很多女性也受到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比如说岳飞的母亲，证据是传说故事中的她曾经在岳飞身体上刺字，再有宋代词人李清照等等。但是遗憾的是，历史上的新叶村（不包括新中国这一段历史），没有出现过优秀的叶姓知识女性。这同时带来那些只有女性后代家庭的部分宗族权利流亡的社会问题，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

受教育的人们往往是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和政治素质的表现，其影响着社会风俗、道德风尚和思想主流。施教会对整顿人的精神风貌和政治素质发生深刻影响，并进而化民成俗，改变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思想潮流，从而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深刻的、间接的影响。新叶村的农业社会保守意识根深蒂固，直接的例子是直至近年浙江政府的村村通工程才联结到新叶村，以往他们一直在反对公路傍村而过，以至于每到秋季，丰收的柑橘因为运输困难而受到损失。虽然是反向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正说明新叶的地方教育的作用和力量。同时教化是保存文化的有效手段。文化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无论哪一类文化的保存都离不开教育对人的培养。教育以文化为中介，客观上起着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普及作用，正因为如此，才使人类积累的文化代代相传，并由少数人传向多数人，由一个地域传向另一地域。新叶村的地方教育者一代代的教化传承，也为我们在21世纪初期的今天研究新叶村的古村落史提供了一系列鲜活的证据。

新叶村自古就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教育事业一直比较发达，读书重学蔚然成风。现在在新叶村遗留下来的文教建筑也很多，“化民成俗，莫先于兴学育材”。自中国隋唐开设科举，在宋宁宗嘉定年间新叶村叶姓家族稳定以后，新叶的后生儒士，仕人志士，在新叶的历代多有兴办学校之举。叶氏的东谷公叶克诚创办重乐书院首开兴学之风。经过元代的积累，明清以后，重教之风愈加兴盛。

直到21世纪的今天，新叶村仍然能够保存大量的古建筑，村人依然能够过他们前辈已经过了几百年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其说他们一直在过着封闭的生活，不如说他们在孜孜的生活，因为在考察新叶的日子里，每每看到的是新叶人的憨厚、诚恳和满足的笑容，看到他们清澈的、没有欲望的眼睛。在和新叶的农人交谈中，没有谁是满腹牢骚的。这样的生活新叶人已经安安静静地过了将近800年，一代一代人来了又走了，泛着幽深暗光，带着饱满的包浆的建筑和建筑内的家具，它们是在悠悠岁月中因为灰尘、汗水，劳作者的手汗，或者土埋水浸，经久的摩挲，甚至空气中射线的穿越，层层积淀，逐渐形成的表面皮壳。它们滑熟可喜，幽光沉静，无声地述说这些东西上了年纪，显露出一种温存的旧气。在常人眼里，新叶生活是守旧、落后和沉闷的，但是我却认为刚好相反。正如惠子在《庄子·秋水》中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注释】

[1]兰溪，溪以兰名，邑以溪名。三江之汇，七省通衢。自唐咸亨五年（公元674年）建县，元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升为州，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复为县，隶金华府。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废府设金华道，道尹居兰溪。公元1933年设兰溪为实验县，翌年又设兰溪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公元1937年撤实验县复为普通县，兰溪区改称第四专区，公元1949年5月6日兰溪解放。自宋代开始“朝看千帆竞发，夜观万家灯火”，民国初期尤以为盛，后有“小上海”之美誉。“帆樯林立，码头人声鼎沸”（见民国十九年《浙江省航政概要》）。新叶村政治文化建筑民俗均受其深刻影响。

[2]寿昌，三国时属于吴郡，公元280年太康元年改名寿昌县，隋代改名唐代复置如此反复多次，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属于严州。南宋时有归属与建德府，元属建德路，明清属于严州府，民国三年属于金华道，民国十六年废道改成省直辖，民国二十四年属于第五行政区，民国三十六年改为第十一行政区，民国三十七年属于第四专区。新叶村政治、文化、建筑民俗均受其深刻影响。

[3]土地祠也称土谷祠。

[4]平安果即苹果，象征四季平安。

[5]新叶村三圣上山即上天报道，如同送灶王爷上天一样。

[6]此时插花，当他人称做“状元花”，通常各支房在这个项目上花费很多心力，希望胜过前一年。

[7]紫砂壤，即浙江省中部地区红、紫色砂页岩发育的红砂土，紫砂土和红紫砂土，以新叶村的紫砂土最为不适合用于农作，水、肥极其容易流失。

[8]这种学校招收普通宗族村民子弟。

[9]“春风得意”时候谁会想得到？

[10]《礼记》中的一篇，写作于战国晚期，作者为乐正克（孟子的学生）。

[11]族塾也指宗塾。

[12]女性的有限的法定权利主要指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控诉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等。

[13]这种影响力更多指很多生存权力，比如：参与家族政治生活的权力、财产支配权、家务管理理权、受教育权、健康保有权及婚姻自主权等等，因为没有这些权力也就没有即而衍生的影响力，既便有些女性在一定范围内杰出，她们的影响力也被大众所谋杀，而凶手甚至来源自她们的家庭和直接接触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