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和机遇

转折和机遇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叶村自发组织建立村民委员会，以取代逐渐瓦解了的生产大队。公元1982年底国家新修订的《宪法》在总结广西、贵州、广东各地农村村委会基础上，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的宪法地位：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选举产生。公元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正式宣布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为全国范围的村民自治推广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由国家控制一切的局面被打破了。此后，随着农村政权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的削弱，一些沉寂多年的旧权威开始钻出夹缝，^[1]种子经过“文化大革命”仍然没有失去重新萌发的力量，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出现了“宗族权威、宗教权威和武力权威”（王天意，《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与党政主体权威互动的局面。这一时期，宗族的组织、协调、教育和文化功能全面复活，在农村发挥了广泛的作用。一方面，宗族的复活弥补了部分“权力真空”和管理空白，显示了其建设功能和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宗族的复活也呈现出与党政主体权威相冲突的态势，其负面效应非常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以宗族为特征的“宗族械斗多、治安死角多、对抗行政执法多”的三多现象。新叶村昔日的农业精英已经在建国后的历次教育中得到彻底改造，旧宗族的劣性部分在一段时间表现为消失，原因是各方面较力的结果，无人能保证它从此以后不会再次兴风作浪。

对于改革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宗族，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处于被打击、从而被瓦解之中，改革开放后宗族逐渐重建和复兴（黄树民，公元1989年；冯尔康，公元1994年；钱杭，公元1995年；阮新邦、罗沛霖、贺玉英，公元1998年）。对于改革开放后新叶村宗族的作用，我认为逐渐复苏并不断得到加强。改革开放后，随着乡政府和村委会原有的对资源的控制权被剥离，基层组织的社会调控能力不断弱化。于是，宗族意识和宗族活动重新显露、活跃。公元1983年，新叶村开始出现宗族活动，先是经济力量稍好的宗派对自己派支的旧宗祠稍作维修，把暗藏保存下来的牛腿上的石灰擦去在“破四旧”时，村民为了保护古建筑构件，而用石灰涂抹它们，使它们看起来象未经雕刻的粗陋构件），匾额用油漆把字重新漆了一遍，后举行了喜庆不失隆重的挂匾仪式。随后各宗派也对自有的祖祠进行维修，但是因为各个支派的经济原因，再加之新叶村遗留下来的古宗祠数量较多，维修活动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成（这和新叶村经济力量薄弱很有关系）。新叶村总祠万翠堂在公元1998年，新叶村老年协会组织了一次《玉华叶氏宗谱》修缮，并按族规举行了隆重的祭谱活动。当时在西山祠堂的所有柱子上都书写张贴了对联。这些对联均出自新叶村叶氏先人之手（楹联见附录一）。又于公元2004年10月30日开始重修，直到公元2005年3月3日基本完工（《玉华叶氏宗谱》载，而事实上我们公元2006年农历三月三到新叶村考察，发现仍然还在施工）；旋庆堂于公元1985年拆除“新厅”改建成四进三门堂；公元1986年积庆堂重建等等。从公元1985年恢复传统三月三庆典的宗族活动。新叶村有序堂在解放后至公元1985年这段时期里，作为村子的供销社场所，收回后于公元2000年经过整修作为村落的老年之家使用。

公元199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操作角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村民自治及其程序的合法性，各地也相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规和规章。同时，这一时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工业化伴随着千百万农民工的进城，其中也包含着新叶村的年轻人们，虽然对中国农村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传统提出了挑战，也对传统的宗族提出了挑战。是的，这两方面的挑战是前不见古人的新问题。但是，也许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性，相反，现代化进程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断适应和博弈的过程。应该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和以工业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激烈碰撞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也就是宗族的功能不断变迁的过程。许多地方随着青壮年的人去楼空，宗族管理和相关事物平时缺少了基本力量或者年轻力量的参与，它的各种功能在农村本土又面临着不断淡化，仅成了联结农村老人和各种节日庆典的工具，于是现实生活中也只有在春节等传统节日中才能领略到宗族的色彩。年轻人的集中归来，虽然带回大量游资，但是也带来了外来的文化、传统、观念，当这些新事物于旧传统相交，有的时候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更加弱化了宗族的影响力和决断力。甚至我们经常看到外来事物粗暴的表达形式对村落的深刻影响。然而，宗族的功能并没有消失，只是变换了形式。比如在浙江的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宗族往往成为家族企业的主要操作力量。可是，对于经济实力较弱的新叶村，宗族力量被削弱似乎是非常无奈的事情。但是，在村庄受到外力影响的时候，宗族势力在发动、联络村民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转折和机遇，宗族力量未来又会如何发展呢，让我们大家都拭目以待。

崇仁堂匾额，此图轴线上的匾额分别为：“龙章宠锡”、“驰骋涉疆”和“崇仁堂”

20世纪90年代，新叶村面临了第一个改变整个村落经济的机遇，那就是发展旅游的契机———陈志华先生来村考察。他离开新叶村后又随即考察了相隔不远的诸葛村。新叶村的村民看着这背相机拿卷尺的人是好奇的，他们用他们最纯朴的方式招待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纯朴，当陈老他们离开以后，《新叶村》图书出版后，新叶村人仍然没有觉得应该张罗点儿什么（北京土语，意思是弄出些什么事情），似乎离开就离开呗，有什么奇怪的？可是诸葛村便不一样，从那以后，他们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以至于陈老到达郭洞村考察，受到了全村敲锣打鼓的欢迎，郭洞村民都说是迎接财神爷来了，果然，郭洞的古村落旅游在近五年的发展已经不容小视。我们考察新叶村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清澈的，闪现着的是没有欲望的光芒，我想这是“两个老汉，一个姨”的三人小组最欣赏的吧。如今我们这个小组也是两男一女的组合，虽然年轻，但是新叶村人一丝都没有怀疑我们，我从他们的眼睛里面读出了超脱于物外的禅意了。发展旅游也许是新叶村的一个机会，但是是唯一的么？环视其他的村落，交通方便的（比如浙江义乌的村落）便发展小手工业、小工业、家庭加工业；拥有资源的（比如浙江浦江的村落，出产萤石）等等，但是带来的问题不是也很突出么，因为篇幅，本书不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这些条件新叶村都没有，新叶村有的只是两百来座老旧的房子，有一次一个意大利的同行和我们一同考察，他几乎一天都没来得及说话，在离开的时候趴在新叶村的窄道上亲吻了一块被无数时光和行人踩踏的石头。他说如果这些房子在他的国家，不知道要被多么珍重的爱护。

新叶村人多而土地有限（村内与环村土地，不包括村民田地），虽然历史悠久，但是道路却总是发展的瓶颈。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偏僻，对外交通很不方便，古道狭窄难行。公元1958年修建解放水库的时候曾经修过一条简易公路，可是没有过多久便垮毁了，公元1966年修建九里坑水库在村后建成了一条石子公路，也属于简易公路，公元2004年年底村干部班子趁大修雉鸡岗水库的机会，建成了环村公路。从而解决了与外界的车行之忧。抟云塔北面公路于公元2004年9月8日完工。其间倒是发生很多插曲，但是路毕竟是修建成功了。也正是这条公路，使我们课题小组可以驱车直入村内村委会院内，相比当年陈志华先生，我们可谓没有受到车船劳顿之苦，舒服多了。20世纪70年代新叶村修建了四座凉亭，分别是通向儒源村的玉峰亭，通向芝堰的道峰亭，通向上唐德旭日亭和新风亭。在猫七岭脚原来有一个凉亭，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无人管理而坍塌，公元2000年凉亭的建造者竹分刚五一五公后裔进行重修，取名承先亭。公元2008年7月11日，我们一行三人到新叶村例行考察，发现一路之上工人正在修缮入村公路，而且村委会前面的房子被拆除了一大片，据说要建造正规的停车场。车停在抟云塔时，看到村人正在修建抟云塔基。看来新叶村正在有计划和有步骤地实现着他们的开放旅游的理想了。20世纪90年代的机遇新叶村已经错过了，只要向前追赶，也为时不晚。

【注释】

[1]国家控制一切的局面打破以后，并没有随即出现新的模式以填补“权力”或“管理”真空，而之前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近二千年的大黑暗时代所形成的即已成形并坚固如铁的旧权威必然趁有机可乘，急吼吼的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