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西夏文献

1972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西夏文献时，关切地问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现在，懂西夏文的有多少人？王冶秋局长回答：只有两三位老人了。周总理马上明确指示：一定要有人学习、研究这种文字，绝不能让它失传。

西夏，是如何神秘消失的？西夏学，何以到了乏人问津的地步？

西夏学何以成为“绝学”

西夏，是一个神秘的王朝。这个疆域辽阔、雄踞我国西北190年，先后与北宋、南宋、辽、金鼎足而立的封建政权，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自1227年被蒙古铁蹄践踏之后，便神秘地消失了：多数西夏遗物荡然无存，珍贵西夏文献散失殆尽，就连西夏遗民也不知流散到了何方。我国二十四史中，有辽史、金史，却偏偏没有西夏史。渐渐的，人们对西夏的了解便越来越少了。

但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东西，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更何况是一个存在了近两个世纪并且创造了灿烂文明、影响了历史进程的政权呢？

在北京北郊的居庸关，有用汉白玉砌成的精美云台。在云台那上面有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用6种文字刻写的《造塔功德记》。其中汉、梵、藏、八思巴、回鹘5种文字很早就被确认了，但有一种文字一时间却难住了许多人。1870年，有英国学者提出：这种文字应该是12世纪金朝创制的女真文。1882年，有法国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它们不应该是女真文，很可能是西夏文。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898年才得到学界认可。

西夏文字的确定，都要经历这么多波折，更不要说对西夏学进行深入研究了。

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就有学者接触过西夏文，并且认识西夏文了。

1804年，清代著名西北史学家张澍因病从贵州回甘肃省武威老家休养。在游览武威城北的大云寺时，他在一座碑亭内发现了用砖封砌达数百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拆除护砖，一通高2.5米、宽0.9米的石碑便重见天日。只见石碑的正面是28行、每行65字、总字数达1820字的西夏文楷书，而背面则是与之相对照的汉文楷书。

碑文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西夏崇宗李乾顺于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重修的感应塔竣工，西夏的最高统治者为此立碑纪念。碑文记述了自前凉修寺建塔以来屡见灵瑞的奇闻，颂扬了佛的灵应和西夏统治者的功绩。

张澍就此展开研究并撰写了《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等著作。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被誉为西夏文与汉文对照的字典，是迄今发现的碑体最大、文字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最具价值的西夏碑刻。它也因此享受国宝待遇，武威市专门为它修建了馆舍，记者曾有幸一睹它的“芳容”。

发现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有学者将西夏学的诞生定在1804年。而在国外则有学者将西夏学的发端定在20世纪之初，因为那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此后的许多研究都是以此为对象的。

西夏学也有一段伤心史

提到西夏学，不能不提黑水城。在内蒙古，黑水城又被称为哈拉浩特。这座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古城早被风沙吞没，如今只剩下断垣残壁了，但是，它在西夏统治时期则是西夏重要的边防重镇，它的地下竟埋藏着足以震惊世界的文献资料。

1907年至1909年，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带人相继来到黑水城，发掘出大量宋夏金元时期的西夏文、汉文、古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等文种刻本、写本，包括佛经、字典、辞书、法典、文书，几乎应有尽有。这次发现，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一起列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三大地下文献发现（当时是盗掘，还不是考古）。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批珍贵文献一出土便流失海外，并且分散到俄、英、法、日等国。俄、英等国学者，利用资料上的便利，较早地对这些文献进行编目、叙录与深入的专题研究。我国学者却因对这些资料无缘一见、研究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许多学者还是利用搜集到的有限资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罗福苌、罗福成、罗福颐、周叔迦、王静如等学问大家都曾对西夏学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并进行过研究，他们的开创之功为此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他们之后，史金波、白滨、李范文、黄振华、吴天墀、陈炳应、韩荫晟、马忠建、聂鸿音等日后卓有建树的专家也加入到西夏学研究的队伍。参与西夏学研究的，有语言文字学家、文物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佛学家等。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科院还专门招生了西夏学研究生，史金波便是我国第一个西夏学研究生。现在，他已成为西夏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但是，我国对西夏学的所有研究在“文革”期间都完全停止了。而此时苏联、日本、英国的西夏学研究却成果迭出，以致让一些外国学者说出了“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话，这句话曾经刺伤了许多中国学者的自尊心，也激发了许多有志之士发奋研究西夏学的热情。

西夏学，门可罗雀，冷清、寂寞得令人心寒。

西夏学成为国际显学

“十年浩劫”之后，西夏学研究迎来了春天。《同音研究》《文海研究》《宋代西北方音》《夏汉字典》《党项西夏资料汇编》等一批西夏学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而西夏考古的新发现，更是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推动了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献》和《中国藏西夏文献》在最近十几年陆续出版，使国内更多的西夏学者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原始资料，国内的西夏学研究也因此走上快车道。《西夏通史》《西夏语比较研究》《西夏学概论》《西夏战史》《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西夏艺术》《西夏艺术史》《西夏经济史》《西夏社会》《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等西夏学专著，都是在近些年出版的。这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我国西夏学的学术地位。

“西夏学”不仅真正回到了国内，而且因我国学者的推动渐渐成为一门世人瞩目的国际显学。继1981年首届全国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银川召开之后，由宁夏有关部门主办的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了三次了，有许多国家的西夏学专家应邀到会。

在宁夏，对西夏学颇有建树的学者就有李范文、韩荫晟、牛达生、陈育宁、汤晓芳、许成、徐庄、杜建录、王天顺、张迎胜、龚世俊、韩小忙、孙昌盛等20多位。

西夏学，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际“显学”。现在，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都有西夏学硕士研究生，那里开办的西夏文字研读班也吸引力不少有志青年。在日本、英国、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有一批颇有成就的西夏学专家。

随着西夏学研究的深入，西夏学人才的培养也引起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重视。中国社科院、兰州大学、河北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宁夏大学都开辟了相应专业和课程，有的还培养出西夏学研究生。其中，处在西夏故地的宁夏大学当仁不让，主动承担起西夏学教学、研究的历史责任，不仅很早就成立了西夏研究所，而且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西夏研究院。现在，他们自己培养的首位西夏学博士已经毕业，目前仍有4人在读。

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院长杜建录告诉记者：西夏学的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视和重点支持。“自治区重点学科”“211工程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先后在此挂牌。现在，西夏研究院已经成为拥有14位专职研究人员、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教学、研究机构，而且拥有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成为国内西夏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不久前，他们与俄罗斯的相关研究机构联合成立了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并成功地举行了黑水城文献与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随后，还将与日本学者进行合作研究。

不能忽视的问题

西夏学研究并非没有隐忧。西夏学毕竟是一个偏、小的学科，社会的关注程度较低，而西夏文字的难学、西夏学的艰深更是常常令人望而却步，所以西夏学的研究队伍至今不够壮观。而有关高校、研究机构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西夏学研究人才，由于社会需求较少也面临改行的困扰，有的人最终从事的并非是西夏学教学、研究工作。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有些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西夏学研究实际上仅仅是个人学术兴趣，没有组织保障和有力支持。一旦西夏学专家去世或退休，马上就出现后继无人、研究停滞、专业荒废的局面。一个人的去留，往往决定一个学科的存废，令人遗憾，也令人痛心。

为什么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可以迅速成长，并且在国内外学术界崭露头角呢？杜建录院长对记者说：“宁夏大学将个人的学术行为变成有组织、有目标的学科建设，并因此争取到国家的支持，这就使西夏学研究摆脱了自生自灭的命运。”他希望有关单位将西夏学学者组织起来，将西夏学研究由个人行为变为有组织的学术活动并给予必要的支持，确保西夏学后续有人、不断繁荣。

（原载2010年12月2日《光明日报》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