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
（一）“美丽中国”研究综述
“美丽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2001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老照片与美丽中国》文章中，其中的“美丽”是与应对“贫困”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单说穿衣，我们就一律是破衣烂衫衣不蔽体。破烂到什么程度呢？简单说，就是热天露皮肉冷天露棉花。露棉花还算不错的，毕竟有棉花可露，问题是不少人身上并无寸丝半缕，只以麻袋片和树皮草叶遮身，好像一群山顶洞人。我打记事起，一家人穿得最好的是所谓‘更生布’，也就是再生布。叫‘布’是好听的说法，其实比麻袋片强不了多少。”“中国人只配穿麻袋片树皮草叶和‘更生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个世纪的中叶。”[70]其实，这里是对“美丽中国”中“美”这种价值尺度的描绘。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最美教师”、“最美战士”、“最美妈妈”、“最美护士”、“最美司机”、“最美爷爷”、“最美警察”等“最美人物”和“最美事迹”一系列“最美现象”，这是对“美丽中国”中“善”这个价值尺度的阐述。近代以来，无数的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试图建设美丽中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一系列探索，这是对“美丽中国”中“真”这个价值尺度的诠释。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美丽中国”是“真”、“善”“美”等诸多价值取向的辩证统一。在当前学术界，有关“美丽中国”的研究正迅速成为热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主要包括以下几部。
日本著名的策划大师、著名的美容美发专家、商务理论学者和田修癰在其出版的《美丽中国创新发展：中国的商业机遇与成功秘诀》[71]一书中，根据自己亲历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及对中国的多年观察，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高度，提出了许多既有超前意识又有现实可能的商务投资观点，范围遍及诸多领域。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建军撰写的学术专著《如何实现美丽中国梦（生态文明开启新时代）》一书[72]，从新高度、新理念、新挑战、新路径、新价值五个方面分别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任务艰巨性，以“中国绿色崛起，引领世界未来”为结束语，对美丽中国梦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创新性解读和诠释。
为促进广大基层党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组织编写了《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讲》、《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五讲》等四本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其中，《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五讲》一书[73]，紧密围绕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精神，从梳理总结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入手，立足当代人类生态困境和我国现阶段资源环境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案例、论证说理等方式，深入探讨如何通过绿色发展和科学行动来建设美丽中国。全书通俗易懂，对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禹奇才主编的《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知识科普丛书》，通过专题介绍生态文明建设的热点问题，系统阐述了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具体说来，主要包括美丽中国之垃圾分类资源化[74]、美丽中国之保护生物多样性[75]、美丽中国之洁净的空气[76]、美丽中国之绿色生活[77]、美丽中国之生态恢复[78]、美丽中国之清洁生产[79]、美丽中国之健康的土壤[80]、美丽中国之保护海洋[81]、美丽中国之节约资源[82]、美丽中国之洁净的水[83]等十个方面专题的介绍。
冯国权、任立亚主编的《美丽中国梦》一书[84]，以“中国梦”为主题和主线，深情描绘了中华民族不断求索、奋斗不息的历程，对中国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和解读，为人们展开一幅美丽、壮阔的民族伟大复兴图景。全书分为两篇十二章，上篇是“曾经的荣光与梦想”，下篇是“从这里开始，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接力”。
从发表学术论文研究的基本内容上来看，有关建设美丽中国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丽中国”的基本概念
有的学者从静态构建层面上对美丽中国进行分析，并指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是我们党新时期执政理念的提升，它是随着生态文明理论的诞生应运而生的一个新观念。它的核心是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来达到经济繁荣、生态良好、人民幸福这样一种目标。这样的目标，成为我们积极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的一个路标。”[85]
也有的学者从动态发展层面上对美丽中国进行界定，并指出：“美丽中国是一个集合和动态的概念，是绿色经济、和谐社会、幸福生活、健康生态的总称，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中国实践，是对保护地球生态健康和建设美丽地球的智慧贡献。”[86]
还有的学者从构成要素的层面对美丽中国进行定义，例如，学术界较为常见的是从“绿色”和“富裕”两个要素对“美丽中国”给出限定：“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不是美丽中国，强大富裕而环境污染同样不是美丽中国。”[87]“面对发展的新要求、群众的新期待，必须把“百姓富”与“生态美”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88]
2.建设美丽中国的必要性
第一种观点，建设美丽中国，是应对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态势的现实需要。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不断恶化，世界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异常气候。例如，在中国，2013年“7月以来，南方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晴热天气，多地气温突破当地历史记录，长江中下游和西南东部部分地区旱情迅速发展。高温干旱给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造成局部地块粮食减产甚至绝收，特别是旱区部分群众出现饮水困难”[89]。因此，建设美丽中国，是现阶段应对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严峻态势的迫切要求。
第二种观点，建设美丽中国，是应对经济增长所引发的贫困差距拉大以及资源开发所带来环境污染的现实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缺少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会导致贫富分化，因为货币具有逐利趋势。贫困问题、环境问题等具有公共性特征难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于单方面市场运行的作用。正如朱迪·丽丝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并不否认基于市场驱动的系统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起到作用，但也有其问题和局限性。”[90]
第三种观点，建设美丽中国，是破解持续贫困与生态破坏恶性循环的现实需要。近年来，生态恶化、贫困蔓延等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美丽中国正是在追求“绿色”和“富裕”的双重背景下提出的重大举措。其实，早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就曾经强调指出：“贫困是最大的污染”，因为穷人不会关注环境，穷人对环境的破坏将会是毁灭性的。
第四种观点，建设美丽中国，是维护国家稳定、实现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消除贫困，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早在1999年，江泽民同志就曾经强调指出：“我国的贫困县，多数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对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十分紧要。如果这些地区经济文化长期落后，部分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长期不能得到改变，就会积累起不稳定因素。”[91]
3.建设美丽中国的价值特征
美丽中国蕴含着以人为本的价值特征。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高扬“人”的主体性，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最新诠释、概括和总结。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美丽中国’，美在山川，美在文化，美在历史，更美在人文——最美的是人。‘美丽中国’，没有了最美中国人，如无根之萍、无源之水，徒具美丽外表，不具美丽生命。‘美丽中国’理念中所蕴涵的‘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它不仅具有‘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现实社会意义，更含有‘人的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的历史文化价值。”[92]
美丽中国蕴含着公平正义的价值特征。公平正义是社会各界共同期待的价值诉求，有学者曾经强调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要使自然、社会和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美好事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和强大动力，要通过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和示范作用，使公平正义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最为显著的标志。”[93]
美丽中国蕴含着和谐有序的价值特征。“‘美丽中国’首先指称的是一种优美宜居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又表征了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发展环境，体现了自然之美与社会之美的有机统一。建设美丽中国必须以生态文明为依托，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打造‘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美好家园，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协同推进和全面发展。”[94]
4.建设美丽中国的对策与建议
当前，学术界对建设美丽中国应对策略与具体措施的探索层面，其观点主要集中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观点，制度推进。有的学者曾经指出：“实施美丽中国战略应当遵循以下路径：一是建立促进生态文明的体制与机制；二是完善绿色经济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三是广泛开拓生态环境项目融资渠道，大力提高生态环境项目投资效率；四是完善有关法律，加强环境保护的监管、执法及社会监督。”[95]
第二种观点，职能优化。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了“推行绿色技术创新战略”的建议。为有效改变以往存在的“边治理边污染”和“污染治理费用高昂”等弊端，建设美丽中国，必须进行新的探索，而绿色技术创新战略，可以有效改变传统科技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对转变环境保护方式和破解生态环境难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是确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模式，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形成绿色技术创新的氛围；二是明确绿色技术创新的主攻方向和实施主体，建立健全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三是建立健全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服务体系；四是建立健全绿色技术创新的人才支撑体系。”[96]
第三种观点，教育先行。有的学者提出“生态美育”的方式方法。“生态美育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手段，它的提出有美学学科、社会运动、理性认知等多方面的背景。生态美育的目的是培养‘生态审美人’，其具体目标包括观念、情感、态度、境界、责任、价值、行为、能力等方面的内容，其实施领域包括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97]
第四种观点，观念更新。有的学者提出以“生态责任教育”，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是基于人对自然和非人自然物的理解、尊重和敬畏。建成具有‘生态文明’之美的中国是所有国人追求的理想社会境界和奋斗的目标。为了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以美丽中国视域探讨生态责任教育，通过落实生态责任教育，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98]
第五种观点，产业支撑。有的学者积极倡导“发展旅游农业”。旅游农业又称绿色旅游业或观光农业“为适应旅游饮食、购物而发展起来，或者以特色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消遣性的特殊类型的农事活动。”[99]“‘美丽中国’所追求的经济、环境、人文、美学价值与旅游的价值取向具有天然的一致性，旅游生态文明是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保证。旅游生态文明不仅强调自然生态之美,同样关注人文生态之美,而且最终要落实到人文生态之美。”[100]
（二）“可持续减贫”研究综述
在中国知网以“可持续减贫”为关键词，一共有六篇文章直接论述“可持续减贫”这一问题，就其理论内容而言，关注点不同、见解各异，其中，也包括了笔者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两篇学术论文。
2006年3月，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会同中央智力支边小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和毕节试验区办公室在厉以宁教授直接领导下组成联合调研组，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雷明教授在《路径选择——脱贫的关键贵州省毕节地区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减贫调研报告》[101]一文中紧紧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在分析贵州毕节地区自然地理等地域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扶贫方面、环保方面、教育方面、金融方面综合推进的具体建议。
2010年11月，笔者在《生态治理视角下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的长效机制研究》[102]一文中指出：在生态治理的视角下，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的思想前提是生态文化、物质基础是生态经济、根本保障是生态制度。同年，笔者又在《浅析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的生态价值取向》[103]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推进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的生态价值取向。
2011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回良玉在《2011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改善民生与可持续减贫》中明确提出了“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推动可持续减贫”的观点，并强调指出：“发达国家应该继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支持、技术转移和经验分享。发展中国家应该主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改善民生，实现可持续减贫。各国际组织应该积极深化对国际金融、贸易体系的改革，加强国际发展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可持续减贫的能力。”[104]
2012年，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政策法规处在一篇《发展中国家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减贫官员研修班学员在赣考察》[105]的新闻报道中，从“基本理念和重点工作、新农村建设与减贫、生态建设与减贫”三个方面阐述了江西省农村扶贫的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
2013年，陆婷的《新时期新疆可持续减贫模式初探》[106]一文，在分析新疆贫困现状的基础上，从对策层面上对可持续减贫模式进行初步探索，并指出：“通过整村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持续减贫模式，可以有效地整合政府在贫困地区的资源投入，提高减贫的效率。”“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形成村内部合作社之间，以及村与村、乡与乡乃至县与县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促进农民合作社在竞争中不断完善内部治理，最终达到推动新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农民真正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目的。”[107]
当前，虽然学术界对“可持续减贫”这一问题的直接探索，在研究成果数量上明显偏少，但是，有关“贫困”问题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因此，对于可持续减贫问题的研究，应当从国内外有关贫困问题的论述中深入挖掘，不断深化可持续减贫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效。贫困，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就把“消除贫困”这一目标庄严地写进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在探索贫困理论的同时，设计出各式类型的“反贫困”模型，对世界各国反贫困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上起到了重要启示作用。例如：“刘易斯、纳克斯、哈罗德（R.F.Harrod）、多马（E.D.Domar）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积累上，赫希曼认为应采取非平衡增长方式解决贫困问题，舒尔茨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和传统农业改造，缪尔达尔则指出贫困国家的发展应更多地改革政治制度和人口增长。”[108]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在党和国家各级领导集体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减贫工作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益见解，成效显著。国内外学术界都对贫困问题进行过艰辛的探索，就其具体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贫困问题的阶级分析
贫困发生与阶级分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曾经从阶级利益的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例如西方著名经济学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曾经提出过判别贫富的标准问题：“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109]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贫困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曾经多次提出过“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分析指出的那样，贫困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产生社会大分工和财产私有制之后形成的。因此，在研究贫困问题时，从阶级斗争、阶层分化的角度进行分析，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2．贫困问题的意识形态归属
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与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纠缠在一起。贫困问题是否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对此形成正确的认识，在苏联各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社会学教材中均没有对“贫困”问题的诠释，在《苏联百科全书》[110]中根本就没有“贫困”、“贫困人口”等词条的存在。由于苏联官方没有正确认识到贫困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用“低保障”这一术语代替“贫困”的概念，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后果。正如雅可夫·乌谢林科所指出的那样：“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永远消灭了剥削阶级，并且走向为整个社会利益而发展人民的物质及精神力量的道路。失业现象以及与它相伴随着的贫穷现象之在苏联消除，工业和工人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加，工人和集体农民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科学和技术的空前高涨，这一切就在苏联创造了劳动群众物质福利增高的实际条件。”[111]诚然，长期以来以“三高”（高就业、高补贴、高福利）“三低”（低工资、低物价、低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保障模式，使得苏联的贫困问题得到暂时的掩盖，而且这种方式在当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当国家经济发展遇到困境，这种模式的脆弱性凸显、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滑。例如：“根据苏联统计局公布的标准，1989年10月1日起为退休人员增加后的最低退休金为70卢布/月，1级和2级残疾人员为80～70卢布/月，军人遗孀为60卢布/月，1990年1月把残疾儿童补贴提高到70卢布/月，实际上，考虑到当年物价水平，这样的收入维持基本生活都十分困难；多子女家庭在中亚国家十分普遍，供养子女的负担随着家庭收入的减少而更加沉重。”[112]同时，在一些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贫困”还与国际政治外交等问题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匈牙利必须拒绝外国反动派对其内政的干涉，如果美国剩余物资借款仅贷给奈基而不贷给匈牙利民主政府，我们就拒绝美国的贷款。我们虽然贫乏，但我们决不出卖我们的自由。”[113]
3.贫困问题的政治学分析
从政治学上来讲，权利剥夺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贫困理论主要是基于政治制度和阶级角度的分析。适当的制度支撑或者政策倾斜能够有效改变贫困局面。例如，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曾经强调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14]而且邓小平同志在承认社会主义存在贫困问题的基础上多次在不同场合告诫全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15]在国外，也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权力对消除贫困侵袭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例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曾经明确指出：“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产生于社会集团的某种象征性或物质性的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种要求方可实现。”[116]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院在《反贫困与不平等——结构变迁、政治政策与政治》一文中也曾经指出：“成功减贫的国家拥有目标明确、增长驱动和福利增进的政治制度。”[117]同时，还有的学者从更深层次经济贫困与政治腐败之间关系方面揭示消极制度的不利影响：“贫困会引起腐败现象，而腐败现象的发生必然会促使贫穷的产生。”[118]
4.贫困问题的文化分析
有的学者曾经从文化教育的角度分析贫困问题，并且强调指出贫困产生的文化根源，他们认为教育培训工作的严重滞后阻碍了贫困地区人力资本形成，进而影响到该地区贫困居民的脱贫致富。1984年，查尔斯·K·威尔伯在其主编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曾经指出：“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119]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文化教育工作相对落后所导致的贫困问题，不在少数。例如，位于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1/3，妇女的文盲比例高达40%。”[120]当前，针对提高贫困居民教育水平，帮助其走向富裕的国际经验也较为丰富。例如，根据联合国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及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的建议，1995年巴西调整社会救助法案，把社会救助变成有条件的“入学资助计划”，成效显著。“这项计划将救助对象由低收入者转向有适龄子女的贫困家庭，要求接受救助的家庭须向子女提供教育投资，送子女入学接受基础教育。”[121]在国内学术界，有的学者曾经强调指出：“农村脆弱性贫困群体与以现代化为标志的文化相去甚远，思想文化上的弱势已经成为农村脆弱群体的最大缺陷，成为他们摆脱贫困的最大的障碍。”[122]而且，在贫困家庭中子女成长的过程中，长期的贫困生活使他们内化形成了一套贫困价值理念与行为模式，这些“与社会格格不入、难以摆脱的心理状态”，造成了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深刻影响了中国农村的可持续减贫效果。因此，必须“帮助贫困人口重构反贫困文化的价值体系”①，才能实现农村贫困地区的有效减贫。
5.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贫困发生与经济落后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有学者曾经强调指出，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发展在消除贫困中的积极作用。例如，可以通过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收入水平，增加资产性收入等方式，实现可持续减贫。曼彻斯特大学布鲁克斯世界贫困研究所的Solava Ibrahim和David Hulme在《公民社会帮助穷人了吗？——公民社会的减贫作用及贡献》一文中强调指出“资产”在消除贫困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贫困人口有限的脆弱资产问题，则可以通过紧急救助和以构建资产为导向的信贷服务，培育获取资源的社区社会资本，改善贫困人口在住房、安全网和教育等方面的可获得性入手。”[123]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院在《反贫困与不平等——结构变迁、政治政策与政治》一文中也曾经强调指出：“减贫需要增长和结构性变迁，而且这种增长和结构变迁要能提供可持续的就业。”[124]因此，在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要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与贫困地区的振兴发展，必须改变以往传统的经济结构，增加贫困居民就业机会，提高贫困群体收入水平。此外，也有的国家根据自身减贫实践经验，强调要在提高“资金利用率”上“下功夫”。例如，吴志华在2013年4月1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巴西贫困家庭有张补贴卡》一文中指出：“据社会救助中心主任若济安妮介绍，巴西对贫困家庭实行全国联网的统一登记制度。据此，政府便可知道全国有多少贫困家庭，分布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居住条件、年龄和受教育的程度如何等，方便向贫困家庭发放家庭奖励金或其他社会救助资金。把家庭奖励金直接拨到银行卡上，可以减少中间环节，防止救济款被挪用。”[125]
6.贫困问题的科技分析
中国农村的可持续减贫，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科技。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农村扶贫工作中过分重视脱贫人口的数量和速度、轻视减贫工作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从而对扶贫工作造成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再加上地方基层政府对于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源投资见效慢的预期，致使某些贫困地区将农村扶贫工作的重点放在周期短、见效快等“来得快”的层面上，致使这种扶贫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扶贫重点始终放在增加贫困农户的短期收入方面，而对提高他们稳定的创收能力重视不够，如科技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和支持力度相对较少。”[126]从国际扶贫工作层面上来看，曾经有许多地区通过增加科技含量应对贫困问题的典型的成功案例。例如，日本人多地少、自然资源匮乏，但是由于其在消除农村贫困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先进农业科技和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1948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农业改良助长法》，确立了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再如，法国作为欧洲的农业大国，是世界上农产品出口大国，政府对农业科技服务的重视，成效显著。“法国将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成为农业发展工作，而负责农业发展工作的是农业行业组织，由该民间组织委托一些私人公司承担农技推广活动，而政府不再负责推广的各项具体事务，只进行管理活动以及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帮助。”[127]
7.贫困问题的社会学解释
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贫困是一种社会机会的剥夺，也是一种社会公正的缺失，还是一种社会排斥的消极存在。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都曾经从社会学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过深入剖析和全面解读。例如，世界银行在《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曾经对贫困下的定义是：“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者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128]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的研究成果中指出：“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129]瑞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130]贫困发生率高低有其自然或个体因素，但是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就会发现，贫困反映出的是一个权利缺失与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社会效率评价的指标，主要是资源利用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而“社会稳定”需要的是对社会中各种内在矛盾冲突进行控制。“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虽然通过广泛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和社会保障有效地减少了绝对贫困，但却未能解决部分人群产生的强烈的社会排斥感。”[131]社会公平在于有效调节，政府应当扮演维护贫困群体公平权利的主导性角色，“进而弥补由自然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带来的不平等和不公正”[132]。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工作中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源自于强烈的社会排斥对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对待。
8.贫困问题的发展学解释
从发展学的视角来看，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下贫困群体的能力贫困，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制约贫困农村可持续减贫的重要因素。由于大部分贫困群体缺乏财产性收入，其之所以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丧失了“人力资本优势”，所以对于“经济冲击”与“自然冲击”等外部致贫因素的抵抗能力极度脆弱。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西奥多·W·舒尔茨就曾经强调指出，土地并不是使人贫穷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才是产生贫富差异的关键，并强调指出：“土地本身不是造成贫穷的关键因素，人力才是；在提高人口素质上所进行的投资会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穷人的福利水平。”[133]世界银行编写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对贫困所包含的内容进一步拓展，并明确指出了贫困不仅是物质的匮乏，还是社会福利的被剥夺，不仅包括了贫困居民由于低教育健康水平等因素带来的能力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缺乏影响力”[134]。此外，也有的学者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农村的减贫对策，并提出“在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上，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的力度”，“继续推行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农村合作医疗统筹力度，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135]。
9.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政府及社会各界都曾经从实证层面对贫困问题进行过解读，并且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在国内学术界，有的学者选取贵州省的部分地区进行走访调查和理论分析，并且得出结论：“从微观看，通过实地调研收集的数据分析，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技能培训、家庭人口规模、能否获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是决定农民脱离贫困的关键因素。而民族、年龄、人均耕地、外出务工、申请过扶贫贷款等则对贫困不起决定作用。”[136]“调查显示农民自我认为贫困主要原因是，耕地少、农业收入低、交通不便和子女教育、医疗负担重。农民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是子女教育、医疗、农业收成。”[137]在国外，也有许多先进的经验。例如，柬埔寨政府高度重视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改善食品安全和健康条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战略目标，成效显著：“降低儿童缺乏营养几率，提高儿童营养摄入量，改善营养状况；保障食品安全，政府加大医疗保健投入支出力度，降低死亡率。”[138]总之，在诸多实证研究中，许多国家都曾经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索，特别是在“福利制度”的探索方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世界银行《2000/2001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正式提出“贫困脆弱性”这一概念，并将其解释为：“对冲击的复原性的测度——冲击造成未来福利下降的可能性。”面对“贫困脆弱性”消极影响的日益凸显，福利制度似乎成为必然选择。赵曦在其出版的《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一书中曾经介绍：“福利制度已成为美国的主要反贫困措施。如在1986年，美国用于各种福利项目的开支达99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8.2%，在全部福利支出中，属于一般性福利的支出占全部支出的72.6%，专门针对穷人的支出占27.4%。”[139]
10.贫困问题的生态学分析
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大多数居住在自然生态环境条件极为恶劣的落后山区，“脱贫难”现象较为普遍。贫困地区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较高，因而由于自然地质灾害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因素所引发的持续贫困不在少数。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发生的所有自然灾害之中，旱灾占57%，水灾占30%，这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村贫困居民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赣南地区所在的江西省，也是国内气象灾害频发的地区之一，气象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繁，危害严重。“江西的暴雨、旱涝、风雹、低温冷害、冰雪冻害、高温热害和热带气旋（台风）等主要气象灾害和泥石流病虫害等次生灾害，对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有着较为严重的危害，在某种意义下，甚至可以说是制约了江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40]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自然灾害具有群发性和伴生性等特点，例如，各种病虫害致使粮食、牧草、森林损失严重，同时又诱发了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其实，中国贫困农村持续贫困与生态恶化之间的关系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难以厘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生态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因灾返贫率较高，是片区致贫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方面，恶劣自然生态条件导致片区发展农业生产资源匮乏，农业产出低而不稳，是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片区频繁发生的泥石流和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不断侵蚀群体的财产，使已经脱贫的人口返贫几率大幅度增加。”[141]
11.贫困问题的过程论分析
一般说来，农村地区“暂时性贫困”占主导地位，即农村大部分贫困群体都是因为自然灾害、社会风险等暂时性外部冲击而造成的短期贫困。同时，在农村地区也存在着一种“代际贫困传递”，主要是指部分贫困家庭长期陷入贫困状态，这类持续贫困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比“暂时性贫困”少。在国内学术界，有关贫困问题动态分析的相关文献最早出现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摩根、利维等学者的研究都证明了对“贫困时间”进行考量的必要性。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提供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准则，包括消除贫困、减少浪费、发展可持续农业等方面。1995年3月，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会上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指出：“让穷人有能力以可持续方式利用环境资源的公平的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基础。”在国内学术界，借鉴马克思主义“过程论”思想，对贫困问题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也不在少数。有的学者针对贫困产生的因素进行分析：“影响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因素，一方面在时间序列中是非线性、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另一方面，其中的大部分因素又是贫困主体自身所无法控制的。”[142]也有的学者针对贫困的长期性特征，立足于“过程”的阶段性规律指出：“消除贫困的次序为知识贫困、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收入贫困等。”[143]
12.贫困问题的结构论分析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立足于贫困问题结构要素的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在国外学术界，有的学者从“经济发展极理论”出发，指出要“通过增加农村居民经济增长”来实现农村贫困居民的脱贫致富。也有的学者指出，“土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国外，曾经有许多个国家就出现过由于限制农民获得土地而引发消极影响的现象。例如，老挝实施的多国农业投资在为其消除贫困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破坏、村民边缘化等一系列恶劣影响：“比如贫困农户可能因为失地导致其传统生计资源丧失，而且没有其他更好的可替代性选择。”[144]也有一部分国家立足于“资金”在贫困治理结构中的流转特征，对贫困问题深入分析：“小额贷款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广泛运用的一种扶贫方式，其主旨是通过小额、低息、连续的贷款服务促进贫困农户的经营活动，以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这种得到国际组织重点推荐的扶贫方式的最重要的特点是扶贫资金直接无抵押地到达贫困户。”[145]其中，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开创的“小额信贷模式”，以其扶贫贷款的高到户率和回收率，被誉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扶贫模式。在国内学术界，以效率为导向的扶贫战略，主要有见效快、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大等特征，并且有能够更好地体现政绩、数量等优势。然而，“重数量、轻质量”的思维惯性会筛选出脱贫速度较快的家庭，继而产生贫困群体的目标瞄准偏差，致使留下扶贫难度较大的特困群体。有的学者通过运用VAR分析方法，着重分析了中国政府在农村的扶贫资金投入与减贫工作效果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中国农村扶贫资金没有成为促进农村贫困减少的重要因素”，“必须进一步改善扶贫资金的管理机制，提高扶贫资金对贫困户的瞄准性”[146]。也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农村减贫工作中，由于配套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侵占、挪用扶贫资金等消极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农村贫困群体还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现实挑战：“分散扶持的贫困户的生产经营项目在目前情况下竞争力较差，很难与大市场对接，并且要形成一个产业也非常困难。”[147]
13.贫困问题的系统论分析
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可持续减贫事业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其问题的解决也是一个需要各方面共同推进的系统工程。有的学者曾经从政策作用的角度探索过农村贫困治理的方式方法，并指出：“无论科学还是技术，都不能解决科学技术的变化速率与社会的变化速率之间的可能失配。解决方法是必须研究社会和政策过程。”[148]也有西方学者以经济学理论视角出发，探索推进农村贫困问题解决的应对策略。例如，瑞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世界反贫困大纲》的问世，奠定了发展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他强调，要高度关注贫困人口的营养、教育、医疗、政府责任以及国际合作，并指出“国际社会也应当为提高贫困国家的生活水平作出贡献”，“发展”需要更多的、在诸多方面更为彻底的努力，即同时需要“不发达国家更快、更为有效的大规模改革和发达国家更多的关心与更实质性的奉献”。还有的学者从动员社会力量的角度，探索了中国农村可持续减贫工作的方式方法。例如，兴办光彩事业。“据统计，截止2007年，全国各地民营企业家及港、澳、台、侨工商界人士到老少边穷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兴办光彩事业项目16244个，到位资金1337.76亿元，培训人员387.07万人，安置就业492.89万人，带动帮助787.61万人脱贫，各类公益捐赠总额达到1179.95亿元。”[149]此外，还有的学者积极倡导建立“从地方到全球”的贫困治理体制，全面系统可持续地推进减贫工作：“人们已经意识到，教育是摆脱贫困的一条有效出路，但教育的普及又有赖于社会整体经济环境的改善。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努力推广社区发展项目，尝试着在地方一级给予穷人更多的权利、更大的安全感和机会。现已有60多个国家建立了社会发展基金，在世界各地资助了10万多个社会发展项目，其中有代表性的项目包括改善学校、医疗站和基础设施等。《穷人的呼声》的作者、社会发展专家迪帕·纳拉耶说：21世纪的主要挑战是从地方到全球建立起一种治理贫困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人们才能更有效地向贫困开战。[150]
14.贫困问题的功能论分析
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贫困的产生是社会功能作用的结果。1988年，英国著名学者汤森在伦敦培根图书公司出版的《英国的贫困：关于家庭经济来源和生活标准的调查》一书中提出了“相对剥削”的概念来解释贫困产生的原因：“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等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151]从经济学基本需要理论的视角出发，素质差的贫困群体更容易在竞争、分配中处于劣势。因此，必须对贫困人口这一弱势群体赋予额外的支持以避免社会功能缺位带来的贫困发生。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规划村庄建设，严格规划管理，合理控制建设强度，注重方便农民生产生活，保持乡村功能和特色。制定专门规划，启动专项工程，加大力度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和民族、地域元素的传统村落和民居。农村居民点迁建和村庄撤并，必须尊重农民意愿，经村民会议同意。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加大避灾移民搬迁投入。”[152]当前，中国农村可持续减贫的局势不容乐观。例如：“我国农村仍有1500万残疾人尚未脱贫，与其他贫困人群相比，残疾人的扶贫难度更大。要帮助残疾人及其亲属实现就业或参加生产劳动，使残疾人家庭收入有保障，生活得到真正改善。”[153]同样，国外贫困治理工作也面临着巨大困难。例如，位于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5岁以下儿童46.4%慢性营养不良。”[154]营养不良主要是指：“由于营养素的缺少或过多及其代谢障碍造成的机体营养失调的一种现象。”[155]在应对贫困侵袭方面，依托于“功能论”也形成了一些具有鲜明特色且成效显著的举措。以教育扶贫为例：“早期教育方面，通过在村里设置公益性的“山村幼儿园”，选派幼教志愿者进村走教，为3～5岁儿童上课，一年之后项目评估显示，这些儿童的发展指数能达到城市幼儿园同龄儿童的80%～92%，每个儿童一年成本平均仅为1000元。”[156]
综上所述，贫困治理作为国内外学术界一个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从整体上来看，学术界对于“贫困”的解释主要分为贫困的文化论、功能论、结构论三大理论视角，而且，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在有关对贫困内涵的界定、对贫困成因的分析、贫困对策的探索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笔者以为，可持续减贫作为贫困治理工作的新课题，体现了多重权力、利益、文化的交织、斗争、对话、适应。在赣南农村可持续减贫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无论是贫困激励勤勉论、抑制人口增长论、社会分层功能论、社会稳定潜在威胁论等学说理论，还是人力资本、社会福利、发展极模式等减贫策略，都对本选题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绿色崛起”的研究综述
绿色崛起，源自于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与实践认识水平的日益深化。20世纪中叶以来，国外学术界就曾经从环境政治学、社会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等多个角度探索过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丹尼斯·米都斯，1997）。亚瑟·摩尔曾经从环境改革与工业转型两个视角，深入分析生态治理问题。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曾经强调指出：“毫无疑问，生态现代化将社会民主与生态方面的关注比过去所能设想到的还需要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拥有属于自己的现实成就：受到生态现代化很大影响的那些国家，在各个工业国中是最清洁和绿化程度最高的。”[157]国内学者界也曾经从生态伦理（余谋昌，1999）和生态文化（胡筝，2006）等多个角度对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进行过探索。特别是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之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迅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随后有的学者从公共决策公众参与的角度分析生态文明（李妙然，2009），也有的学者研究了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法（张静，2009），还有学者着重探索了环境法治视阈下生态文明实现之路径（李俊斌，2010），等等。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对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当前，有关“绿色崛起”问题的研究，往往与绿色新政、绿色增长、绿色复苏、绿色经济、绿色创新等概念出现在一起，表明了“绿色崛起”这一概念丰富的理论内涵。从学术书籍出版的情况来看，国内学术界与地方基层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也逐步升温。
丰立祥主编的《大同之路：转型发展绿色崛起》一书[158]，从决策篇、部门篇、县区篇、政策篇将该书划分为四个大部分，主要收录了中央和省、市有关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部分文件资料、大同市各县区和有关部门围绕“转型发展、绿色崛起”主题在深化思想认识、拓宽工作思路、确定战略重点、探索发展路径、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的48篇文章。
华斌出版的《江西绿色崛起大趋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大战略聚焦》一书[159]，主要论述的是作为中国最大淡水湖和四大淡水湖中唯一没有富营养化的湖泊鄱阳湖流域。鄱阳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该书强调，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必须始终突出生态特色，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放在首要位置。
徐国保编著的《绿色经济的崛起》一书[160]，主要针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灾难，就千年世界政治、经济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作了综合的分析与评论，从大时代中的中国实践与思考入手，着重阐明了绿色财富的本源、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持续经济增长的范式等一系列问题，对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研究和探索“绿色崛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编撰的《绿色崛起之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5年发展历程》一书[161]，紧密按照“力求可读性、史实性、思想性相统一，为群众提供喜欢看、看得懂、有启发、能鼓劲的读物”的撰写标准，详实记录了海南改革开放的探索历程和发展建设的巨大成就，总结宝贵经验，从发展战略、体制改革、海洋经略、建设规划等17个方面，充分展示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5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就。
虽然，当前学术界有关“绿色崛起”问题的研究都已经展开，并且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下去，特别是针对于赣南等革命老区绿色崛起、振兴发展的相关研究，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从学术研究的内容层面上来看，有关“绿色崛起”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绿色崛起的基本内涵
绿色崛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路径与基本规范。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指出的那样：“绿色崛起是指以生态与环境保护为前提，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文化建设为支撑，以社会建设为基础，以政治建设为保障，以最小的成本代价和最合理的资源配置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异军突起的科学发展模式。”“这种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共处，突出以人为本环境友好集约高效开放包容，是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条件下实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162]
绿色是根本，崛起是目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问题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必须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推进经济发展，在经济开发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生态保护是前提，经济崛起是核心，要以最少的环境代价，实现经济最好、最快增长。”[163]“绿色崛起，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164]
2.绿色崛起的基本构成
从绿色崛起的基本构成要素上来讲，国内外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从“两点论”的高度进行分析。具体说来，绿色崛起主要包括“绿色保护”与“绿色增长”两个层面。
一方面，绿色崛起需要绿色保护，推进自然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曾经有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过因为绿色保护不利而带来严重危害的教训。英国学者奥蒂在其主编的《资源富足与经济发展》一书中指出：“资源陷阱模式预示着资源丰富国家对初级产品的过度依赖，并伴随着竞争力的下降，因此，其环境决定了其发展轨迹的不可持续性。”[165]有的学者从“自然资源禀赋”的角度分析贫困问题。在国外曾经有一些国家由于自然资源匮乏而导致贫穷，形成了“卖血式扶贫”的路径依赖，并出现了“资源诅咒”等消极现象。例如，南非学者姆贝基（Mbeiki，M.）在其出版的《贫穷的设计师——为什么非洲的资本主义需要改变》一书中曾经深刻地指出：“如果南非不是拥有丰富的矿物资源，那么至少四分之一人口现在可以获得的社会补贴就不复存在。”[166]
另一方面，绿色崛起需要绿色增长，推进绿色经济。一般说来，绿色经济主要是指“以生态经济为基础、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形态和形象体现，是环境保护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载体”[167]。因此，实现绿色增长、推进绿色经济，势在必行。正如亚洲开发银行在《绿色增长、资源和弹性——亚太地区的环境可持续发展》一文中曾经明确指出的那样：“追求绿色增长的绿色投资会带来巨大的长远利益，但有时必须以多年的、大量的前期成本为前提。解决短期成本和长期利益之的‘时间差’，要求政府和私营部门齐心协力克服目前的财政困难，规避资本进入绿色行业的风险，以引导绿色投资的增加。”[168]
3.绿色崛起的提出背景
十八世纪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学者，都曾经研究过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也曾经强调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69]
绿色崛起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自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一词以来，它就成为现阶段应用最为广泛的词汇。而其概念本身的界定，也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走向模糊。有学者指出：“‘可持续发展’这一词语一经提出，即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得到认同并成为大众媒介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尚存若干模糊。”[170]也有的学者指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又使其确切含义变得模糊。”[171]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并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应维护、合理使用并提高自然资源的基础；意味着在发展的计划和政策中应纳入对环境的关注和考虑。”[172]1996年，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现在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指导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随着国际社会与中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问题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绿色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现实诉求。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指出的那样：“我们虽然承认经济成长的重要性，但是必须承认，如果环境遭到破坏，就不可能得到持续成长。假如在经济发展时考虑到‘持续’这一时间因素，那么就不能不重视环境保护。”[173]
绿色崛起是在经济增长受到外生束缚日益严峻的条件下产生的。现阶段，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束缚，并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日本学者宫本宪一曾经指出：“环境不存在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或者即便有交换价值，其交换价值也非常小，所以，环境是免费的，或者其市场价格及其低廉，近乎于免费使用，所以企业几个人就无需支付环境成本，往往因此造成浪费。”[174]当环境成本“较低”或者“免费”的情形下，必然会导致“公产悲剧”等消极现象的发生。美国学者威廉·P·坎宁安主编的《美国环境百科全书》中也指出：“当一群人共同拥有一种资源，各人依据他们自己的利益行事，必然会使该资源负担过重而导致被破坏。”[175]因此，在“公共产品”开发利用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免费蹭车”的思想会导致集体过度使用公共资源，致使“技术进步”打破了“经济增长”的限制、“经济开发”迅猛冲击到“自然资源”的限制等一系列消极现象的产生，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替代资源能源严重缺失的背景下，自然资源遭受到大规模的过度开发利用，人类的“生态环境空间”不断被挤压到即将崩溃的边缘，特别是生活在“生态脆弱区”的农村贫困居民，深受其害。
4.绿色崛起的必要性
绿色崛起，是应对全球生态恶化、环境破坏日益严峻态势的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经济和环境条件而被迫迁移的人比政治冲突所产生的难民都要多。“根据牛津大学迈尔斯（Norman Myers）博士的研究，目前有2500万环境难民，而相比之下官方承认的由于政治、信仰或种族问题引起的难民迁移人数为2000万。”[176]再如：“墨西哥60%以上的土地在退化，由于土壤侵蚀超过20万公顷，每年大量土地失去生产力。许多被认为是经济难民的人，实际上是环境难民。”[177]
绿色崛起，是应对中国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高度重合现实的需要。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大多数都居住在“环境恶劣”和“资源匮乏”的区域，大多数贫困居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很大，由于“广种薄收”等较为原始的生存方式普遍存在，致使形成了贫困村民对自然掠夺性开发的消极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贫困人口分布的地缘性特征现实地说明：贫困是其自然环境阻碍和生计资源缺失所造成的收入缺乏或生活困境。”[178]“在扶贫进程中，如果忽视对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维护，贫困人口既会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污染制造者，又会是环境遭到破坏后的首要受害者。”[179]
绿色崛起，是中国农村破解“持续贫困”与“生态恶化”恶性循环的需要。绿色崛起，就是要走出过去“以生态为代价、以GDP为导向”的怪圈。国内外学术界都曾经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在国外，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曾经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包括环境及社会运动对这种问题所作出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问题。”[180]
绿色崛起，是“人类身体健康水平”摆脱“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严重影响”的现实诉求。“对于大多数人，最直接的环境健康威胁往往是病原生物。在工业社会，卫生、营养、现代医药条件的改善已经减少或消灭了许多曾经威胁我们的传染病。但是对于居住着世界总人口的80%的不发达国家来说，细菌、病毒、真菌、各类寄生虫和其他传染源仍是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数亿人忍受着如疟疾、胃肠道感染（腹泻、痢疾、霍乱）、结核病、流行性感冒和通过空气、水或食物传播的肺炎之类主要疾病的痛苦。”[181]
5.绿色崛起的现实途径
实现绿色崛起，必须要设计出一种具备“纳什均衡”原则的体制机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从囚徒困境中，我们可以引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一种制度（体制）安排，要发挥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否则，这种制度安排便不能成立。”[182]
实现绿色崛起，必须深入挖掘生态资源，打造绿色产业支撑。例如，河北张家口市委书记王晓东曾经指出：“环境容量决定发展空间，生态资源也是生产力。致力绿色崛起，要努力做好‘绿色加减法’：‘加法’，是加大力度推进生态建设，增大环境容量，增强环境承载能力；‘减法’，是坚定不移地推进节能减排，实现减量化发展。张家口是一个欠发达地区，也是毗邻北京的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资源既是最大的后发优势，也是发展的‘生命线’。我们要以绿色产业强化绿色支撑，以生态工程构建绿色屏障，以节能减排和强化考核推进绿色发展，经济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能源消耗向科技引领、创新驱动转变，实现‘绿色’和‘崛起’的有机统一。”[183]
实现绿色崛起，必须要以“生态公正”作为基本的价值引导。生态公正除了主要是指对“非人类生物”的平等对待之外，“生态公正还单纯指对环境的关切与多种社会平等问题的连接，生态公正的拥护者努力阐明一个特定的经济体系的逻辑，如何导致特定的团体和阶层的人民承受环境退化的冲击”[184]。
实现绿色崛起，需要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有学者曾经强调指出：“推动经济发展，GDP增长看得见、摸得着，而且立竿见影、速见其效。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往往不是‘显绩’而是‘潜绩’，而且周期长、见效慢，需要付出更多心血去精心呵护。这里的关键就是，领导干部要有正确的政绩观，更要有一点历史担当精神。”[185]
实现绿色崛起，需要实现对国土资源等自然因素的节约利用。“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加速绿色崛起的重要保障。”[186]
实现绿色崛起，需要科技创新的有效支撑。“绿色崛起，得益于创新驱动。”[187]
实现绿色崛起，需要系统规划、全面推进。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在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实现绿色崛起，必须主打绿色品牌，树立绿色政绩观、绿色生产观和绿色消费观，构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全方位的绿色产业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机制，把江西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省。”[188]
实现绿色崛起，需要从宏观层面上“搞好顶层设计”，统一部署。2012年，在海南省三亚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三亚学院共同主办的“海南绿色崛起论坛”上，与会学者强调：“推动海南绿色崛起，需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搞好顶层设计。应切实转变GDP崇拜，确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方式。只有观念转变了、体制转变了，才能发展绿色生产、绿色科技，让人们过上绿色生活，实现生态健康、环境良好、资源节约，从而真正实现绿色崛起。”[189]
实现绿色崛起，需要生态补偿作为配套体制机制。“广东省韶关市委书记郑振涛代表说，今年4月，《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正式出台，意味着酝酿多年的广东主体功能区规划进入实操阶段。作为广东的生态屏障，大部分粤北山区被定位为限制甚至禁止开发的生态功能区。根据补偿办法，广东省级财政每年将安排转移支付资金，对国家级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市给予补偿和激励。这无疑为谋求绿色崛起的粤北解除了后顾之忧。”[190]
实现绿色崛起，需要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依据生态优势、挖掘文化魅力、打造文化品牌，对实现绿色崛起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例如广东梅州：“大力创建广东梅州文化旅游特色区，充分发挥‘山水人文’资源优势，打好‘文化牌’，念活‘山水经’，凸显客家文化、绿色文化、红色文化、养生文化、宗教文化、创意文化，大力发展保健疗养、度假休闲、婚庆服务、文化创意，打造幸福导向型产业集聚区，进一步‘畅通珠三角、对接汕潮揭、融入海西区’，吸引四面八方来这里放松心情，让有文化有创意的来这里放飞梦想，打响‘休闲到梅州、享受慢生活、设计在客都’特色品牌，早日将梅州建成富庶山城、美丽新城、文化名城、国际慢城，真正实现红色土地上的绿色崛起。”[191]
实现绿色崛起，必须注重生态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环境是公共产品，恶意排污无异于投毒，等同于谋财害命。超标排放黑烟、偷排黑水、倾倒黑渣，对大气、水、土壤等造成严重污染，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环境公害，非治理不可。我们要以整治黑烟、黑水、黑渣‘三黑’为重点，以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手腕，依法从严从重打击直排、偷排等违法行为，坚决守住环境的‘生命线’。”[192]
实现绿色崛起，必须最大限度地消除贫困、改善自然生态环境。“贫穷是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因而经济增长必须提高环境质量。”[193]“环境难民这一术语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联合国环境计划委员会创造的，是指因土地不能再养活他们而被迫撤离家园的人。常常和贫穷的社会经济条件相伴随的环境因子，如土壤侵蚀、干旱、洪水等，是环境稳定性和安全性丧失的原因。”[194]
6.绿色崛起的理论依据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丽中国”、“可持续减贫”、“绿色崛起”等战略举措，都是在不同范围内不同层次上、针对不同的“公共产品”提出的，在理论依据层面具有一定的通用之处。市场论认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绿色崛起、推进可持续减贫都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的属性。一般说来，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特性。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由于“产权难以划分”、“维护成本较高”等问题的存在，极易产生“市场失灵”、“搭便车问题”、“排他成本问题”、“公地悲剧问题”等消极现象。政府论认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绿色崛起、推进可持续减贫，应当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系统工程，但是，由于现阶段相关配套体制机制构建相对欠缺、权力运行不畅、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存在，非常容易出现“权力寻租”、“结构扭曲”等消极问题，致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政策走样”现象时有发生。本选题研究综合运用多学科多种理论，在本部分笔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理论进行分析，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理论。
博弈论（Game Theory），亦名“对策论”、“赛局理论”，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在古代中国，《孙子兵法》是最早体现博弈萌芽的一部博弈论著作。近代历史上，对于博弈论的研究开始于策墨洛（Zermelo）、波雷尔（Borel）及冯·诺依曼（Von Neumann）。1950—1951年，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均衡点”的存在，为博弈论的“一般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最大的贡献在于给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所谓“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通常是指：在一策略组合中，所有的参与者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当其他人不改变策略时，此时的策略是最好的。反之，如果此时他改变策略，他的收益将会降低。其中，在博弈论中，含有占优战略均衡的一个著名例子是由塔克给出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模型，这对本选题的研究与分析上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公地理论，即“公地悲剧”，也称为“公有资源的灾难”。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在这里，“公地”是一种比喻，“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具有许多“拥有者”，每一个个体都有“使用权”，但是，这一组合中的任何人却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这种情况的存在，造成了“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等资源过度使用等“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在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态势下，虽然世界各国打“绿色牌”，但是，每个人对阻止自然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感到“无能为力”。对于生态保护问题，许多国家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进一步加剧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公地悲剧”展现的是一幅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无休止”地掠夺的画面，造成了“人人所有，人人没有”、“谁都应负责任，谁都不负责任”等状况的产生，进而产生了“搭便车”等“机会主义”思想的出现，并导致了“公共利益”的严重受损。当然，“公地悲剧”并非是“不治之症”。“公地悲剧”的发生，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个是西方经济学中假设人性自私的“经济人”假设，另一个是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缺乏严格而有效的监管。本书研究过程中将运用这一理论对美丽中国视野下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希冀对相关理论的研究与相关实践的探索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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