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统筹兼顾，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一、坚持统筹兼顾，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从宏观层面上来讲，必须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现阶段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过程中涉及的复杂关系，为赣南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提供和谐的外部社会环境。由于长期以来历史欠账较多，加之地理位置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致使赣南农村贫困地区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范小建在其主编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干部辅导读本》一书中曾经指出：“这些集中连片分布的贫困革命老区县大部分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贫困群众上学难、吃水难、用电难、就医难、增收难问题突出，发展无门路、生产无技术、外出务工难，根本脱贫难度很大。”^[72]因此，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有效缓解社会矛盾内部的逻辑张力，全面协调农村脱贫致富振兴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的外部社会环境，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因素。

第一，统筹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统筹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有序发展、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建设全面发展、统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统筹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为例，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曾经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73]作为水资源丰富的赣南地区，如何统筹兼顾上下游、城乡等各方面利益关系也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指出：“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坚持兴利与除害相结合，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和有关地区之间的利益，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并服从防洪的总体安排。”因此，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必须要坚持统筹兼顾。如果不统筹好城市发达地区与农村贫困地区的有序发展，农村贫困地区的落后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发达地区的发展空间，并且会带来诸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二，统筹国外与国内、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处理为例，如果中央与地方在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责任划分不够清晰、资金多部门分散管理等问题，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就难以有效地形成合力，势必会影响到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效果。正如有的学者强调指出的那样：“如何在组织架构上衔接、协调农村的开发式扶贫与农村低保之间的关系，综合发挥农村扶贫效益的最大化，也是今后政府扶贫组织体系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74]国际经验表明，非政府组织在推进农村减贫事业与环境保护工作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妥善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群众力量，提高工作成效。因此，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下一步的扶贫工作与环境保护活动中，必须要坚持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积极动员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减贫工作与环境保护活动。只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才能以开放性的态势持续增加贫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活力。

第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2012年11月8日，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曾经明确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75]发展是基础是方向，是改变中国农村贫困面貌的根本途径；改革是手段是方法，是中国经济发展持续的动力；稳定是前提是保障，是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实现振兴发展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通过改革创新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用改革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振兴发展，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只有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才能为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四，正确处理发展特色产业与承接产业转移之间关系。当前，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不断深化，极大地推动了资本、技术、人力等基本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重新配置。在国际社会正展开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的热潮下，贫困落后地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压力与生态环境保护难题。对于自身物质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诉求强烈的赣南农村贫困地区，推进产业升级与承接产业转移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实现赣南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有的学者在对赣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的总量欠大、结构欠优、条件欠佳等不利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承接产业转移的关键举措和保障机制，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创新招商方式、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增强口岸服务功能、提升对外贸易水平、发展总部经济、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完善市场服务体系、强化人才和科技支撑、健全工作机制和保障机制九个方面。”^[76]

第五，统筹协调“自主减贫”与“外部援助”之间的关系，传承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打击歪风邪气、贫困亚文化盛行等消极思想的持续蔓延。“自主减贫”与“外部援助”两者都是中国农村减贫实践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助内应”的减贫道路设计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在1993年对四川凉山地区和武陵山片区调研之后提出的落后地区减贫与发展战略。因此，建立内部社区村级机构与外部支持体系的对接平台，有效整合资源，使扶贫资源落实到村、户，提高扶贫工作针对性，能够有效弥补集体经济解体之后所带来的凝聚力下滑问题。其中，尤其要注重抵制歪风邪气、封建残余糟粕观念对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事业的消极影响。正如2013年1 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有些越贫困的地方，还越要摆谱摆阔。有的人是什么钱都敢花、多少钱都敢用，财政经费敢拿来乱花，扶贫款项敢拿来挥霍！这样下去，群众怎么会没有意见呢？！”

第六，统筹赣南农村贫困地区振兴发展过程中其他各类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着盘根错节纵横交错的复杂利益矛盾。在范围上，必须统筹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空间上，必须统筹兼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时间上，必须统筹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效果上，必须统筹兼顾“既得利益”群体与“未得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区域发展追求效率最大化，将资本等稀缺资源配置到投资回报率高的地区和行业，进而形成‘马太效应’，导致富裕群体和地区越来越富，贫困人口和地区则因资本短缺、资源流失等因素而无法跨上‘发展阶梯’。”^[77]而农村基层组织有着巨大的优势和社会发展潜力，能够在村民的有效监督下低成本、高效率运作，并能为贫困地区村民提供最为直接便利的社会服务。因此，“未来改革和发展的突破口显然在于增强村级服务精简政府层次。从逻辑上来讲，效率较高的办法是增大村庄自治的财政资源配置权，增加对村庄层面公益事业、教育和医疗基础设施的拨款”^[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