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转型期改革的深入，中国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快速增长不仅发生在城市边缘，传统的内城区也经历着各种形式的更新与再开发。一些看似与西方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相同的趋势，开始在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出现：居住郊区化，郊区传统产业衰退，内城衰败和绅士化，住房变得不可负担，以及新型门禁社区的出现（Sailer-Fliege，1999）。随着宏观空间结构的变化，城市中的社区也悄然演化：内城传统街坊开始经历绅士化过程，有些被再开发成为全新的商品房社区，有些按照“修旧如旧”的方式改造成为商业街或仿古风格的高档住宅，还有些经历着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在郊区占主导的单位社区，也随着各种再开发过程变为商业办公区、产业园或伴有居住隔离现象的“门禁社区”等。
面临着多元化的变化可能性，本书采取对比研究与个案方法，研究在计划经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两类社区——传统式街坊社区以及单一式单位社区，进入转型期中国城市的社区形态转变，包括社区物质空间特征、住房状况、居民属性以及居民感知的变化。
图1-1 转型期中国社区形态的概念框架
在地理学和规划视角的研究中强调人地互动关系，因此本书围绕着社区形态所包含的“社区物质环境—社区社会环境—社区居民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透视横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形态的转变（图1-1）。首先，转型期土地和住房市场逐渐建立、区位价值的显现，会引发社区建成环境的改变，从而使社区居民的日常行为和感受都发生调整；而另一方面，社区日常行为和感受的改变，又会反作用于社区物质空间环境，促使其按照居民的新居住要求转变。其次，社区物质环境的改变，也将引起社区社会多样性和居民邻里交往等社区社会环境的调整；而社区社会环境的改变也会使得原有的社区建成环境向更加隔离、封闭或是融合、开放的方向发展。再次，社区日常行为和感受的变化，也会自然引发社区社会资本的变化，从而形成新的社区社会环境；同时，社区社会环境也会通过逆向选择作用，吸引更多适应新社区氛围的居民或改变原住居民的日常行为模式。
在研究转型期中国社区形态时，本书尝试在社区尺度，将地理学的过程陈述模型与城市规划领域的对策干预模型相结合来构建研究框架。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几部分展开（图1-2）：
图1-2 转型期中国社区形态的内容框架
首先，从地理学视角入手，分社区物质环境、社区社会环境以及社区居民生活三个层面来探讨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区形态转变。从研究方法来看，一方面通过实地观察和遥感图像的空间测量，采取衡量建筑密度、用地混合度和围合度等指标反映社区物质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收集档案、文字资料和访谈，衡量社区生活设施、公共开敞空间、社会多样性等社区社会环境的变化。最后，通过对居民的问卷调查，收集居民日常活动和出行、邻里交往和主观满意度等指标反映居民活动和感知的变化。根据新城市主义支持者的观点，紧凑的密度和混合的土地利用、便捷的社区服务设施、多元混融的社会群体、可负担的住房和友好的邻里交往环境，被认为具有良好的社区形态（New Urbanism，2002）；尤其可以通过上述指标描述来显示这些社区形态的变化趋势——更好或者更欠佳的社区形态。
其中，作为连接地理学视角的城市社区演变以及城市规划视角的社区再生之间的桥梁，社区物质环境对社区社会环境和居民生活影响的探讨，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即在社区形态的三个方面中，考察社区物质环境形态的改善，是否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社区社会环境的提高和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这个研究结论将对下面的社区再生规划研究提供直接的理论支撑。
而后，从城市规划视角，选择传统街坊社区和单位社区等两个案例，考察规划策略对社区形态进行调整而达到的效果。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有或者没有整体的社区规划，城市规划的力量都会渗透到社区之中发挥影响。从大部分中东欧城市的经验来看，城市中心社区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阶级社区，有着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有些社区成为富裕阶层居住的围合而带有监控设施的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有些经历中产阶级逃离的滤下过程而成为衰败社区（decay community），有些被新兴精英阶层占据而成为绅士化社区（gentrification community），也有些经过复兴项目成为单一功能的商业街或商业区，还有些利用原有工业设施和基础设施经过棕地（brown field）开发而成为现代工业园区。而在本书的两个案例中，在传统街坊社区，采取“有规划”的整体社区规划途径，基于城市形态理论尝试通过社区规划途径来促进城市社区的积极转变；而在单位社区的案例中，虽然没有整体的社区规划，然而在城市层面的规划作用和市场化力量的作用下，单位社区也出现了开放化、多元化和活力化等积极的转变。
再从比较的视角来看，虽然这两个社区的原型迥然不同——一个是传统街坊社区，一个是单位社区；规划的路径也不尽相似——一个在综合的社区规划下进行有组织、居民参与、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社区再生；另外一个在市场机制作用和更宏观层面规划的影响下进行自发的社区再生。然而，这两个案例中，转变的过程本身存在相似性——通过对土地利用的混合度、社区服务设施、公共开敞空间、居住单元模式和交通出行选择等规划载体的改变，达到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促进社区可持续再生等与北美新城市主义提倡的理念殊途同归的追求。换言之，这些转变过程中内在的联系，都在于居民和规划者、政策制定者对于社区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的人文关怀，以及人们对提高生活品质的不断追求。
在构建转型期社区形态演变的研究框架时，应尤其注意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已有的理论和模型。例如，在美国的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理论中，对高密度和社区道路模式的强调在中国背景下不一定适用。此外，中东欧国家转型的理论和模型也不能照搬，因为中国城市是在渐进式改革的宏观背景下演变的，住房市场、土地市场并没有完全自由化，社区再生是在基层政府的“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共同干涉下进行的，这与中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模式中政府缺失的局面有本质不同。
根据以上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设计，将全文分为以下章节进行讨论：
第1章，绪论。在绪论部分中，结合中东欧国家转型期城市形态迅速演变的背景以及中国转型期规划和城市形态理论积累尚不多见的现状，阐述选题来由和研究的理论和时间意义。对选题进行改建界定，包括“转型期”、“城市和社区形态”以及“社区规划”，并简述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2章，多样化的社区形态研究。在本部分中，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对国际和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此明确转型期社区形态演变研究的理论定位：（1）转型期城市空间的转变；（2）城市形态及其度量；（3）全球视角的社区形态以及演变；（4）中国城市的社区形态及演变。
第3章，研究案例的特殊性。在此部分中，围绕着“社区物质环境—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概念框架，并阐述研究案例的典型性、数据来源等。
第4章，城市社区再生的国际经验。选取中东欧国家以及西方欧美国家城市两种不同制度背景下的案例，通过分析社区形态演化过程，总结城市形态途径的社区再生经验。
第5章，转型期传统街坊社区的形态演变。由于不可追溯历史时期的社区演变脉络，可以通过截取不同空间的片段来表现时间的方法来实现。为了控制地域差异的特征，选取同一个街道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规划策略更新的三个社区作为研究案例，以此代表这三个不同时期的三个社区形态，可以分析得出传统街坊社区在转型期中的形态演变脉络。
第6章，转型期单位社区的形态演变。以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为案例，分为初建复产阶段（1973—1978年）、分区促产阶段（1979—1985年）、更新集约阶段（1986—1992年）以及开放转产阶段（1993—2006年）四个阶段，按照第5章的城市社区形态测度指标，描述社区的演变。
第7章，社区再生的理念与依据。基于第5章中分析结论得出的良好和不良的城市形态，进行社区再生理念和宜居的探讨。根据居民满意度调查，识别出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据此确定社区再生的规划目标，并尝试选取适当的社区规划工具来实现这些目标。
第8章，社区再生的实践。本章中仍基于交道口的案例，结合社区合作参与，阐述传统街坊社区再生的实践过程。在实践策略中，强调仅仅关注物质环境更新是不够的，要同时通过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并且关怀社区居民的活动和感知，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社区的生活品质，实现社区再生。
第9章，面向中国社区的未来。对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认为传统的社区形态在转型期中发生了根本转变，并可以通过适当的城市规划政策引导形成良好的社区形态。本章还将探讨本书的局限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同时，提炼社区演变对转型期城市规划的启示，并且对21世纪中国社区的规划方向进行展望。
【注释】
[1]在本书的第2章中，将详细阐述城市形态的概念。
[2]竹幕（Bamboo Curtain），与冷战时期东西德对峙的“铁幕”相对应，特指东方社会主义中国不为西方社会深入认识和理解的神秘性。
[3]值得注意的是，英文中“neighborhood”从字面上翻译为“邻里”更精准，然而中国和西方文化中关于社区、邻里的定义是十分迥异的。例如，美国的“neighborhood”相当于中国“社区（居委会）”的尺度，或者说，强调具有相似建成环境和人文环境特征的居住区。而在中文语义中，邻里的含义通常比较狭窄，“邻里规划”会使读者联想起小尺度的街坊——正如中国古代“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中对于“邻里”的界定——而这种若干户人家组成的“邻里”比“社区”少了很多内涵。因而在考虑了中国语境下的词汇习惯后，本书将“neighborhood”和“community”都与中文“社区”相对应。
[4]有关社区居委会的官方定义和基本职责，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委会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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