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孜别克族教育

第一节　乌孜别克族教育

一、经堂教育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叶城、和田等地有几所乌孜别克族人办的经文学堂，也称作“穆斯林学校”，这些学校在传播文化知识方面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学生主要是富家子弟或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一般不招女生。乌孜别克族创办的学校具有较长的历史和曲折的发展过程。

乌孜别克族人赛提喀玛勒1885年在塔城建立的清真寺

新中国成立前，乌孜别克族儿童和青年以接受宗教教育为主。清真寺开办的学堂，主要讲授伊斯兰教教义。当时的一些乌孜别克族学校也具有宗教学校的性质，被称为“高级经文学校”和“《古兰经》背诵学校”。学校教师多由喀里、毛拉、阿訇担任，授课内容是以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经文为主。初等宗教学校主要设在农村，主要功课有宗教仪式和祈祷文、阿拉伯字母、《古兰经》节要、《古兰经》全文等，学制三年。所用教材一般都是阿拉伯文、波斯文，只有部分是乌孜别克文。高等学校设在城市，学习时间不定，少则5年，多则10年甚至更长。由“穆代热斯”（伊斯兰教高级经文学校的教师）和“大毛拉”（伊斯兰教学识渊博的人）任教。着重培养高级宗教职业者，分宗教仪式、宗教律例、伊斯兰哲学和经典等学科，侧重于教义和经文的讲解。

二、近代教育

乌孜别克族的近代教育发展较早。新中国成立前，乌孜别克人在伊犁创办的乌孜别克纳姆那学校、奇台创办的乌孜别克花园教育学校等乌孜别克语学校都是当年很有影响的、比较先进的学校。

伊犁乌孜别克纳姆那学校的前身是一座乌孜别克族清真寺所设的宗教学校，在18世纪70年代末，由乌孜别克族教育家哈穆斯·哈里发出倡议、乌孜别克族群众捐助兴办起来的。起初仅能招收40～50名学生。20世纪初，伊犁乌孜别克纳姆那学校的规模得到扩大，学生和教职员工有所增加，宗教课程已不占主导地位，教学内容逐渐向现代化方向过渡。教室设备趋向正规，增添了黑板和课桌、椅子等，结束了学生席地而坐的学习历史。

20世纪30年代，学校发展成为七年制正规小学，改名为“鲁西特亚”学校（意为“寻求出路者”），并开设乌孜别克语、数学、历史、文学、体育等课程。之后，在乌孜别克族群众赞助下，学校教室改建成两层楼房，增设到10个班级，学生多达300多人，包括维吾尔、塔塔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回等民族的学生，并招收一部分孤儿免费上学。学校增开自然、诗歌创作、手工、书法、绘画等课程，教材使用当时苏联出版的乌孜别克语的语文、数学、地理课本以及喀山出版的塔塔尔文历史课本等。此外，还创办了图书馆和阅览室，并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设立了各种奖励。

由于学校办的比较正规，教学质量好，故更名为“纳姆那”（意为“榜样”）。学校制作了统一的校服，学生也佩戴标有“乌孜别克纳姆那学校”字样的校徽。

到了20世纪40年代，乌孜别克纳姆那学校已发展到15个班级，450名学生。一些乌孜别克族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最初就是在这所学校就读的。

20世纪初，乌孜别克人在奇台创办了乌孜别克花园教育学校，即“乌孜别克古丽鲜玛力甫”（又名“科学”）学校。开设有语文、地理、历史等课程。除用乌孜别克语授课外，还讲授汉语。这两所学校为少数民族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增进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交往做出了贡献。

1933年以后至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积极努力，新疆的经济和文化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乌孜别克族的教育事业获得新的机遇，一大批热心教育的乌孜别克族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配合抗日战争，积极投身于现代教育。学校教学内容以讲授现代科学知识和传播革命思想为主，对青年们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女子也有了较自由的入学机会，从而使乌孜别克族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有所增加。民国31年（1942年），新疆省教育局曾做过统计：“在学校读书的乌孜别克族学生数为1037人，占当时本民族人口的13%。”

1912年成立的迪化（今乌鲁木齐）第六学校的部分师生1928年合影留念^[1]

但是，当盛世才反动丑恶面目公开暴露后，乌孜别克族教育事业遭受了极大摧残。教学设备遭到破坏，教育经费极端困难，教师收入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在盛世才的反动政策迫害下，一些乌孜别克族教育工作者遭到非议和排挤，甚至被捕入狱。许多教员因不堪忍受迫害，离开学校，学生人数骤减。伊宁市乌孜别克学校在民国33年（1944年）只有290人（其中大部分是乌孜别克族学生），为民国27年（1938年）的74%。1944年，三区革命爆发后，乌孜别克族教育事业再次有所恢复。

乌孜别克人在传播文化、发展教育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图书的作用。很久以前，一些乌孜别克商人就从中亚带来图书、杂志在新疆出售。随后，新疆的乌孜别克人陆续在喀什、伊犁、塔城等地开办了图书馆。如塔城的乌孜别克人米尔·尤素甫开办的图书馆，叫作“米尔·尤素甫阅览室”。他收集了当时新疆出版的各种读物，以及中亚、喀山、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等地的图书、报纸和杂志。在伊犁则有乌孜别克人办的“伊犁伊斯兰阅览室”，藏书十分丰富。这些图书馆为传播文化知识，增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现代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乌孜别克族集中的城市、乡村和牧区普遍建立了图书馆（室）、新华书店、广播站等文化机构。乌孜别克族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从而带动了乌孜别克族教育的快速发展。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关注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乌孜别克族文化教育取得了可喜成果，有了新的发展。教学质量提高，学生数量增多，农村和牧区的乌孜别克族学校儿童也都有了入学机会。

1958年，全疆共有乌孜别克族小学生1260人，比1949年增加了14%，学龄儿童90%以上入学，普及了小学教育。1949年在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乌孜别克族学生仅有34名，1958年增加到812名，增加了23倍。

伊宁市乌孜别克族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新建了校舍、实验室、图书馆、温室（培植花草等植物）。1949年，伊宁乌孜别克学校学生人数增加到400人，一些离校出走的教师也返回了学校。从1965年起开设了高中班，这所学校成为伊宁市的一所重点民族中学。1980年，这所学校已设26个班，有各民族教师96人，学生1200多人，乌孜别克族学生占25%。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乌孜别克族教育事业飞速发展。乌孜别克族人已扫除文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乌孜别克族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生人数大幅度地增长，每万人口中受过各类教育的人数也大幅增加。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乌孜别克族每万人口中大学、高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分别为237人、1040人、1995人和3364人。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每万人口中大学、高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分别为937人、1846人、2545人和3385人。与1982年相比，2000年每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文化程度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了2.95倍。

2000年，新疆乌孜别克族文盲率在新疆处于较低水平。乌孜别克族成人（≥15岁）文盲率为2.5%，低于7.72%的全疆平均水平5.22个百分点，更低于全疆少数民族8.72%的平均水平6.22个百分点。同时也大大低于全国和汉族的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1%～2%的平均水平。

乌孜别克族脑力劳动者比例高，2000年新疆乌孜别克族有文化人口占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96.4%，高于全疆和少数民族平均水平；乌孜别克族人口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全疆6岁及6岁以上乌孜别克族人口的10.36%，远远超过自治区平均水平5.63%的比例，也超过汉族9.27%的平均水平。

乌孜别克族每万人口各类文化程度人口的拥有量在全疆各民族中也处于较领先的水平；乌孜别克族每千人口各类文化程度人口增加较快，特别是高学历人口增加很快。1982～2000年，每千人口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增加近4倍。同时，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有量减少，高层次文化人口的占有量增加。2000年，乌孜别克族每百人拥有研究生人数为1.29人，居于全国最高指标。

乌孜别克族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值为10.08分，分别比全疆和少数民族平均水平高1.76分和2.92分，在全区13个主要民族中位于第六位，总体文化水平已达到初中文化程度。分性别看，女性综合均值略高于男性，这和乌孜别克族家庭重视女性教育有关。

由于乌孜别克族重视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文盲率较低，与其相联系的是科学技术人员比重较高。2000年乌孜别克族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为20.29%，比全疆平均比重（8.16%）和少数民族平均比重（6.07%）高2倍多。

乌孜别克族教育事业兴旺发达，还表现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1957年，乌孜别克族教育工作者共138人，高等院校的教师有13人。至2000年，乌孜别克族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已有359人，其中高等学校59人，中等专业学校23人，中学教师120人，小学教师157人。2000年高等学校教师人数比1957年增加了3.5倍。

乌孜别克族具有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优良传统。由于大多数乌孜别克人居住在城镇，具有发展教育的优越条件，文化发展水平较高，从事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工作的人数较多。许多乌孜别克族优秀知识分子热心关注并献身教育事业，广大乌孜别克族群众也积极从财力、物力方面资助教育，为乌孜别克民族的进步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如今，新中国培养的乌孜别克族知识分子遍布新疆，从事着教育、科研、文艺等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