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烟迷古都：和平解放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1949年元旦时分，北京城萧瑟、干冷，全然没有以往节日的喧闹，零星的鞭炮声把气氛衬托得分外凄凉。这是个被围困的城市，1948年12月14日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在曾上演过多少王朝兴废与帝王更迭的老城里，物质的困乏和人心的惶惑像烟雾弥漫，黑云压顶。
此前，和平大门被蒋介石关闭，国共双方必须拼个你死我活，来决定鹿死谁手，谁来主导中国的未来命运。战云密布，一触即发。于是，满目疮痍的景象，萧条、破败、贫乏……也许只能用一些贬义的词才能形容当时的北京。北京不仅失去了往日作为都城的繁华与光鲜的外表，北京人的生活品味和情调也在战争的阴影中消散了。1948年8月，刚刚来到北京的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这“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
1948年12月，北平街头满面愁容等待雇主的三轮车夫
“过去，北京居家的大门都漆成大红色，门上还嵌有一对闪闪发光的铜环。可现在，大多数房子，尤其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那一大批从日本军人手中夺回的房子，看上去脏兮兮的，灰蒙蒙的，是没有油漆过的。和我们印象中的交通相比，现在马路上的车辆是又少又慢。商店也是一副萧条样，商店里的货物数量少且品种单调，价格高却质量低劣。”[3]
当时的北京经历了抗战和内战的11年，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下降得相当严重，在德克·博迪看来，“整个城市就跟死了一样。”[4]人们似乎在毫无希望的、深不见底的泥潭中挣扎着。
“今天虽然自来水仍有供应，但电却断了。有许多人死于事故，包括被军用卡车压死。可怜的阿妈，对她来说可真是‘祸不单行’。前几个星期她刚失去了她的姐姐，并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去玉泉参加她的葬礼。今天她又听说她的外甥（她姐姐的儿子，刚结婚）被一辆军车压过，几个小时后死了。停电使急救手术无法进行。”[5]
停水、停电、缺乏物质供应也许并不是最可怕的，国民党垮台前的种种腐败，也是致使人们的生活愈发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在中国军事博物馆一张名为“一百法币购买力变化表”的资料图片上看到，1937年能购买两头牛的一百法币，到了1947年就只能买到一只煤球了，而1948年只能买到五百分之一两的大米，1949年只能买到五十亿分之一两的大米了。
当时负责攻城的解放军侦察员说，“天津粮多，北平弹药多，城里又不像农村，一年存粮都放在家里。听信国民党反动宣传，许多有钱人都往北平跑，这一点和长春一样，但还没到饿死人的地步。菜比粮还缺。”[6]此外，政府还在征兵工作中以招募、捐赠、慰问的名义对人民敲诈。
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军围城，国民党只好就近征召新兵，母亲在叮嘱儿子
1948年12月，北平，国民党征召的新兵，闷闷不乐的家人看着他们的儿子或丈夫
“今天一个充斥着演讲和广播车的大型庆典在紫禁城的金銮殿举行，庆典的目的是嘉奖8 000名新征兵（原来想征募的总数为10 000人），这些人因没有能力‘雇’其他人顶替他的位置而被征入军队。这个庆典没有中止继续对其他公民索讨‘雇用’费。我们的小陈，虽然已拿到他以前付的20元的收据，仍然和其他一些相似的年轻人一样，又被附加要求每人捐3袋面粉（现价700余元）。这个要求被他们拒绝了，但他们仍被要求每人付100元，虽然他们中有些人早已付过，有些人是靠变卖家具和其他财物来付这笔钱的。”[7]
在绝望和恐慌中，奔逃成了人们规避混乱的方式，北京的大小居民不顾一切想逃往南方，而别的地方的难民像潮水一样涌入城市，搬家成了街上常见的景象。这些人中有一批知识分子，生逢鼎革、面临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黏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
当时著名知识分子有的选择了国民党，如胡适、傅斯年、罗家伦、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等，他们在风云飘摇之际跟着国民党到了偏安一隅的孤岛上。他们或者曾坚持过“反共”立场，或者在国民党政权中曾经任职，或者根本就不认同人民革命，或者对新政权有所误读，于是多少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比如，就在解放军围城之际，1948年12月14日，胡适留下一纸短笺给北大同仁道：“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8]胡适临走时狼狈得连东西也来不及收拾，仓皇中只捡了父亲的遗稿和自己的著作手稿。
这些知识分子倒向国民党与蒋介石本身的举动也有关。蒋介石的考虑是，一方面，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其赤焰；另一方面，国民党退守也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的。所以，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皇败逃时，除了把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以及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也不忘记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这样才能使得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文化也得以传承和延续。
1949年2月12日，叶剑英在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上
然而，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国民党政权垮台前的种种腐败使知识分子们对政府的期望一再落空，而更倾向于把共产党看成“是中国唯一的希望”，有人记录了其思想斗争的过程：
“最初，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支持政府的。尽管我们也看到了她的许多不足之处，但是我们希望她能改进。后来，我们对政府的改进是越来越不抱希望了，但我们又发现没有什么合适的政权可以替代她。虽然我们知道当今的政府不好，可是任何可能替代她的政府或许更坏。在这第二个阶段中，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动摇的，困惑的。接着就是现在，第三个阶段，我们已经完全相信这个政府无药可救了，我们希望越快把她推翻掉越好。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有能力来作出这些改变的，我们现在愿意支持共产党，他们要比国民党政府好。就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宁可选择中间道路，但这已是不可能的了。”
“今天，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希望。”[9]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为留下知识分子做了许多工作，甚至曾经在攻城前争取过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10]。那些已经对国民党失望的知识分子也在劝说其他人不要跟国民党离开。1949年4月10日，徐复观在即将南走之季，接到老师熊十力的加急长书。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的老师在信中极力劝阻爱徒不要去台湾，条分缕析地把为何不能去台湾的种种原因剖析得淋漓尽致，比如国军已是全无斗志，美国人的援助绝对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小朝廷仍旧不思进取……作为老师的熊十力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片苦心地将台湾保不住的各种理由一一罗列，规劝学生别走上他老人家认为是不归的歧路[11]。
正因为国民党的腐败，知识分子的失望，共产党的努力，知识分子自己的觉悟等，原来国民党“抢救”名单上有的人转向进步而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国民党政府只带走了有限的著名知识分子。负责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的傅斯年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他大失所望，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飞机到北京机场接人，却应者寥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学人”的行动[12]。
1949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的安危，也对整个城市的文物和人员的安全做出了积极努力。1948年12月14日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包围，1949年1月22日和平解放协议公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让千年古都免遭战火损毁，让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这一直是人民解放军努力的方向。
为了完整地保护古都北平，使文物古迹免遭兵燹，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毛泽东一直在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而紧张地工作。在秘密谈判的同时，一再电告人民解放军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校，北平的工业设施和故宫等重要的文物古迹。同时，中央军委也做好武力解决又避免破坏文物古迹的准备。前线司令部为此派人专门访问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梁思成等人。梁思成和罗哲文等向解放军提供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北京城的全面保护被列为这一名单的第一项第一级。194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平津前线指挥部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问题的指示》电文，要求攻城时“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13]。
解放军在备战中做足了工作，解放军侦察员的回忆说：
“上级三令五申，凡是文物，必须标定清楚，不能有一发炮弹打错地方。反正看到那种古色古香的，特别是有绿色、黄色琉璃瓦的建筑，就算一个，宁肯多点，不能漏掉。
最可恨的是许多重要文物建筑成了兵营，甚至弹药库。像景山公园，国民党在那里部署一个野炮团，成了炮阵地，还有个挺大的弹药库。那要是爆炸了，故宫还有个好吗？敌人就是冲着那文物来的，你怕什么，他偏来什么，让你投鼠忌器。
颐和园不在我们纵队攻击区域，万寿山上挖了战壕，昆明湖边架起大炮，成了敌人的重要据点。……
别看北平没打上，那劲头和心思可费大了。”[14]
此外，北平地下党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到1948年，北平的地下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坚强的党组织，有党员3 000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和民主青年联盟发展到5 000余人。党还联系着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团结了广大工人阶级以及教育、文化、工程技术、医药卫生和工商界的进步人士，组成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党的组织还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了工作。傅作义将军的一些亲信和他的女儿也加入了党[15]。
在谈判中，守城最高指挥官、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动向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指示，将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和女婿周毅之从天津《大公报》调到北平，通过地下党员傅冬菊了解掌握傅作义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傅作义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菊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解放后，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谈到这些事情时，曾经转述了聂荣臻同志对情报工作的表扬：“聂司令员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16]
傅作义
傅冬菊（现名傅冬），傅作义长女
作为守城最高指挥官，傅作义对北平和平解放无疑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而北平城内的一些名流学者，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949年1月16日，傅作义发出请帖，邀请北平当时的学者名流在中南海聚餐，一起讨论北平的时局。许德珩、徐悲鸿、周炳琳、马衡、朱光潜、叶浅予等20多位知名人士的共同意见就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著名画家徐悲鸿慨然陈词：“北平市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的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的常识问题。”[17]并呼吁：“北平是一座闻名于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在世界建筑宝库中也是罕见的。我希望傅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被炮火摧毁。”历史学家杨人楩说：“如果傅将军能为北平免于战火作出贡献，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将来在书写历史时，一定要为将军大书一笔。”康有为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璧强调：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决不能毁于兵燹”[18]。
驻北平的国民党军出城接受改编
1月16日，傅作义复电邓小平、周恩来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尽快达成全部协议。1月22日，北平和谈十八条协议的主要条文公布在各大报纸上，各界人士欢呼雀跃，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终于免去了一场劫难！1949年1月31日，这座城市得以和平解放。战争年代的和平解放，对在战火中的人们来说真的是弥足珍贵的安宁和安全，在北京的人们终于可以结束那种除了贫困、恐惧、不满之外什么都缺乏的惶惶不安的日子了。弥漫全城的惶惑消除，拨开浓雾重见了光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
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交换北平防务
傅作义部队交给解放军的城门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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