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日子

四　苦难的日子

1949年的6月中旬，严冬已然远去，春意亦浓，蓬勃的夏天的气息在悄悄逼近。自然界生命的年轮已经转过了半周，然而中国社会的命运依然未能明朗。在天堂杭州，饱受物价暴涨之煎熬的百姓们依然挣扎在苦难中。各个阶层对银元投机的控诉声早已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苦难最深重的莫过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

“旧测画局棚户，是杭州市区的贫民窟，做散工的、拉车的、做小买卖的、做木匠的有一两百户人家；他们大都有了早饭没有午饭，有了米饭没有柴。……五十多岁的蔡宝生，他战前是在都锦生丝织厂做工人的，抗战时逃到浙南云和做小买卖，回到杭州，也靠做点小生意维持。他说因为没有本钱（原有的本钱在国民党滥发通货下一次一次地蚀光）五月初三那天借朋友两块洋钿，七百五十元兑出，行里买枇杷小菜来卖，其实生意倒做得不算坏，可是银元涨了，要还给人家银元，钱就得加三四倍，赚还赚不到多少，哪来的钱还债？蔡宝生就这样受了银元投机的害。拉黄包车的杜炳奎和单文林，一个说：‘银洋不涨，还可以勉强过去。’一个说：‘顶好是你们解放军来的时候，大头挂牌二百四十元，十元八元就可以买东西！’然后两个人都愤愤然的：‘我们最要紧的是吃米，可是米就会跟银元跑，银元搞鬼，就是我们这些人吃亏呀！’‘大家用人民币，穷人才能活！’这是他们的结论。”^[25]

城站的塌车工人尹阿青就说：“我们跟银元好像没关系，其实受银元的折磨可大啦！一辆大板车月租要八斗二升米，你想想，银元涨，米涨，我们一天赚多少钱？自己还要吃不？”^[26]

纱厂一群男工人纷纷指责银元投机的罪恶，有一个说：“发了一千三百元，我当天有事没有去买东西，第二天只值五六百元了。这简直是可恶！”

龙翔桥小菜场的肉商蒋连根诉苦说：“我这个肉摊是两个人合股的，买毛猪一定要银元，金兰毛猪客人非银元不卖！毛猪每担银元十四元五角，前天算是一千六，我给他们的是银元，今天我卖四百元人民币一斤，收进来的是钞票，在数字上看是赚了，然而银元也涨，等于白蚀！”^[27]

在学校里，也一直响起反对银元贩子扰乱市场的声浪。浙江大学负责膳食的张泉根同学说：“我们前几天收到新入伙同学膳费每人二千元，可是等到第二天就买不到预算买的东西了。”自治会杨锡龄同学说：“住校同学也受了银元的苦，家里汇款，收到时就给打对折了。”

一些刊登在《浙江日报》副刊的诗歌、曲谱、漫画也形象反映了杭州百姓的苦难生活。

“袁大头，响叮当，

安分的百姓叫亲娘。

物价一天涨三涨。

穷汉一天苦三场；

把你小衫袴子都当光

依旧不能饱肚肠……”^[28]

《取消银元市场》^[29]

清华中学　杨春

解放后，

翻身了。

四大家族被打倒，

压迫都取消，

满望物价稳，

人民生活好。

恨只恨，

投机奸商太可恶，

操纵银元市场，

害人真不少。

早上一千二，

下午要喊一千七，

物价跟着跑，

日子过不了。

银元市场不取消，

物价一天平不了。

要求军管会，

赶紧动手赶快做，

只有取消银元市场，

生活才会好！

生活才会好！

在苦难中，杭州市广大人民一致发出了“取缔银元”的强音！银元投机的危害让百姓与政府的心走到了一起。采取强硬手段推行新货币，成了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不谋而合的信念。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取缔银元令”千呼万唤始出来。而实际上，这恰恰是推出这一政策的最好时机。在最小的社会阻力下，以最顺其自然的姿态出现，取缔银元令从颁布的那天便赢得了人民群众最热烈的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