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国兑金圆券的危机

二　通货膨胀　货币危机

蒋介石国民政府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不仅摧毁了脆弱的国民经济，而且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货币危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增加了将近17倍的法币发行量，导致法币急剧贬值、物价不断上涨^[6]。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国民政府当局企图以“改革币制”的办法挽救政治、经济危机。1947年12月，在面额100元的法币失去使用价值之后，开始发行面额为1 000元、2 000元、5 000元的关金券；而到了1948年初，面额500元、2 000元的法币又都变成了“小钞”，甚至武汉市面上出现了大额钞票收换“小钞”的贴水现象。尽管国民政府在武汉的金融机构如汉口中央银行和汉口金融管理局等先后发出布告，制定与“币值改革”配套的具体的换“小钞”办法，但是，由于市民对法币的信心丧失殆尽，使得这些措施无济于事。相反，这些措施加速了法币的进一步崩溃。到了1948年7月，为了应对不断飙涨的通货膨胀，汉口中央银行更接连发出面额1万元和2.5万元的关金券，其中，仅19日至21日3天就发出大钞3万亿元。这彻底摧毁了人们对国民政府的货币信息，导致市场更加混乱。与1937年6月相比，截至1948年8月1法币发行量增长43万倍，而同期武汉的物价上涨424万倍。物价狂涨，法币失去信用，人们拿到法币转手就抢购物资和黄金白银。据记载，1948年7月22日，1枚银元价值法币450万元，比年初上涨50.7倍；米价每石法币4 800万元，比年初上涨52.3倍。在1948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的一个月的时间中，汉口的黄金价格就由每两2亿元突破到每两6亿元，银元由每枚230万元涨至610万元，法币贬值呈现加速度趋势。至1948年8月19日法币彻底崩溃。1948年8月19日，在“币制改革”无法拯救法币命运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试图通过发行金圆券来拯救破产的法币。金圆券的票面面值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种，按照300万对1的比例，国民政府限期收回已破产的法币。坦率地说，无论是“币制改革”还是发行金圆券，国民政府并没有真诚地想挽救国内经济，只不过变换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花样最大限度地聚敛、搜刮民间财富以支持其内战政策，满足其战争需要。作为解放前武汉城市流通的最后一种纸币，国民政府以金圆券的新花样挤干了武汉城市的最后一丝经济生气。据统计，汉口中央银行和该行委托的收兑机构共收兑法币67 474亿余元，连同群众中还散存的法币，武汉地区流通的法币至少在7万亿元以上。

改道前的黄孝河故道

江汉路中国实业银行

当时，为了推行金圆券，国民政府声称金圆券实行的是以黄金为本位币，试图以此重建人们对政府的货币信心。为此，国民政府宣称每元金圆券含纯金0.222 17克。1948年8月23日，武汉市面开始使用金圆券^[7]。在发行金圆券的同时，国民政府硬性管制物价，明令把市场物价冻结在8月19日那天的价格上，并强迫群众将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外国券币向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及各委托银行兑换金圆券。国民政府不准人民持存金银外币，强迫人民群众将持有的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不在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8]。比例是：黄金每市两兑金圆券200元，白银每市两兑3元，银元每元兑2元，美钞每元兑4元，借以搜刮民间财富。到月底，汉口中央银行在一周内收兑的金圆券就有821万元。据汉口中央银行统计，在武汉共收兑黄金73 614两，白银51 882两，银元5 205 915元，银角37 156枚，美钞279 246元，港币112 051元。在武汉收兑银元的数量占全国的22%，居第1位。“金圆券换兑”政策实质上抽干了武汉城市民间流通的贵金属货币，伴随着金圆券的大肆发行，武汉城市通货膨胀再一次恶化。金圆券在武汉流通不久，汉口主要日用品价格都突破了限价令，各种商品出现了抢购风，物价上升猛烈（参见下表）。

1948年8—10月汉口部分日用品价格^[9]

面对失控的金圆券与名存实亡的“限价令”，194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废止限价。这标志着国民政府已经再一次放弃了金圆券的稳定货币作用，相反，公开执行新的基于金圆券的通货膨胀政策。当年11月12日，国民政府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宣布降低金圆券的含金量为4.442 14毫克。金圆券对黄金比价为1 000，对美钞为20，对白银为15，对银元为10^[10]。这意味着国民政府自动把金圆券贬值80%，至此，一场新的通货膨胀正式拉开帷幕。为了暂时性地维持“金圆券换兑”的假象，汉口中央银行从11月22日起存兑金银收回金圆券。兑出金银的价格包括同额存款，实际上要比三个月前收兑民间金银的价格提高10倍。但是，当时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库存银元仅400.6万多元，根本无法满足市场挤兑金银的需求，为此21日又由上海运来黄金4箱。到了存兑金银的6天，即11月27日存兑金银的人数突然增加。到了12月1日，在市场传闻即将停兑金圆券的冲击下，当日兑出金银总额在20万元以上。此后，每天都有几百人、上千人挤兑。到了12月8日，出现了挤兑高潮，并造成流血惨案。12月9日，改为由各区分配存兑申请书。11日又规定每人只能存兑1两黄金。23日宣布停兑。至此，这场金圆券兑换闹剧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难以为继，不得不惨淡收场。据统计，累计兑出黄金5 335两，银元1 064 787元。在办理过程中，还欠兑黄金781.5两，拖延到1949年1月27日才兑付。在限量兑换金圆券的同时，汉口中央银行向市场投入源源运来的大量金圆券。与兑出的5 000两黄金相比，汉口中央银行却在11月18日将收兑的7万多两黄金分装60箱，由军用飞机C—46（310）号空运到上海；12月27日，汉口中央银行又装运25箱白银69 125.54两至广州中央银行；1949年1月11日，再次装运550箱共275万银元赴广州。

解放时武汉仅有的一条公交线路

由于武汉城市金银贵金属大量流出，导致1949年初，银元狂涨，金圆券剧烈贬值。大面值的金圆券如100元、500元、1 000元相继出笼，后来更有5万元面额的橘红色大钞出现。至此，金圆券再次走上了法币的旧路，直接导致物价一日数涨，民不聊生。据当年2月《经济周报》署名文章记述，当时“市场完全混乱状态，有位朋友上午坐黄包车到亲戚家吃新年饭，只花了80元，晚上回来时竟要600元。几小时之间，恍有隔世之感”。武汉市面出现了“金圆券烧手”现象：由于金圆券充斥市场，物价越来越高，商品越来越少，因此，群众见商品就买，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不愿持有金圆券，而购买实物商品的行为即“金圆券烧手”现象。1949年初，继上海之后，武汉地区出现了抢购商品风潮，抢购风愈演愈烈。1949年1月7日，中国国货公司、大中华橡胶公司等都贴出“无货供应”的条子。据上海银行汉口分行1月16日《市场情况简报》记载：“本市抢购之风益盛，商店货架空空，几乎无货可售，形同罢市，物价混乱，一日数市。”17日抢购商品发展到抢购粮食。3月下半月，武汉工人生活指数为1948年8月19日的4 531倍。银元、铜元、镍币重新投入市场，金圆券完全丧失流通作用。1949年5月1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将中央银行库存纯镍币作为银元的辅币投入市场流通，200分镍币当做银元1元，折合约计银元100万元。投放的第一天就不能十足使用，6日降为4折、10日更以2折、1折通用。一般商店收进的都是镍币，而交纳各款又非银元不可，商店无法维持。5月11日，近1/3的商店中午就打了烊，门口贴上“清理账目，暂停营业”、“家有喜事，停业数日”等字样的纸条。大智路以下的皮鞋店、百货店及统一街的香烟店几乎全部停业。至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前夕，发行仅200多天的金圆券，彻底为硬币所代替^[11]。

1945—1949年，银元与法币、金圆券的比价^[12]　　　单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