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陈素君：非遗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陈素君，女，本科学历，鄞州区文化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1963年11月出生于鄞州区东吴镇平窑村，1984年从事文化工作至今，曾先后担任过东吴、五乡镇文化站站长、鄞州越剧团团长。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鄞州区非遗保护联合会副会长、鄞州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2007年以来，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9年以来组织编写《甬上风物——田野调查（鄞州卷）》《甬上风华（鄞州卷）》；合著了浙江省非遗丛书《宁波走书》《骨木镶嵌》；2010年撰著的《鄞州传统手工艺》一书获宁波市优秀文艺创作奖，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奖。

懵懂踏上群文之路

1984年东吴乡党委叫我到乡里担任乡文化站站长。记得当时我还天真地问：“文化站站长是干什么的？我能行吗？”领导们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你回去跟你父母商量一下，如果决定来，我们就送你到县里培训。”那年我22岁，第二天被送到鄞县农技培训学校，正好有个文化站站长培训班在那儿举办。但不是业务培训，而是文化课培训，听说是为文化站站长转为正式编制应付考试而举办的。对于我的插班大家都很好奇，误认为我有多大背景，在即将招工期间横刀插入。其实我啥也不是，只是在乡团委组织的征文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同时在“五四青年节”文艺晚会上崭露头角，又恰遇原来的老站长年事已高，乡党委就考虑到让我来接班，也就是这样我懵懵懂懂踏上了群众文化之路。

一个月的培训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全县群文战线的朋友们，重要的是讨教到了文化站站长职责所在。文化站是以活跃群众文化和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为己任的一个职能部门，文化站站长不仅要有自己的业务水平，同时还需要组织协调能力。回来后恰逢国庆节，于是初试牛刀，在影剧院组织了一次大型的文艺晚会，那天人山人海，没有票的千方百计要涌进来，因此过道上、两边门口都站满了观众。虽然晚会不是那么的精致，但还是受到追捧，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化工作的魅力。从此凡逢节假日，我参加文艺晚会、各类培训班不间断，以弥补文化阵地不足的缺陷。这样慢慢地进入了角色，也爱上了文化工作。虽然很清苦，跑上跑下的，人手少，经费少，有时甚至舞台监督和主持人一肩挑，甚至有表演者临时病痛，就自己上台表演小品、舞蹈也是常事，一个活动下来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但是能让那么多人享受，自己的苦累是多么值得，傻傻的连提拔的机会都不要，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可笑。

尽自己所能做事

其实文化站的工作不是你文化站站长主观能决定的事，它取决于镇乡党委的重视与否。虽然说是“有作为就有地位”，但是在经济大繁荣大发展的年代，谁能看到你文化站的作用。随着人员的逐渐精简，影剧院成了企业的车间，图书室一搬再搬，文化站站长成了光杆司令，真是令人一筹莫展。

1986年县文联发起了“民间文艺三集成”的调查，这让我打开了文化工作的新思路，当时乡里没有给我任何的经费和人员，我就利用自己的人脉，找来几个学生帮忙，采集、记录、整理，忙得不亦乐乎。历时三年，从中结识了不少民间艺人，更深刻地了解了当地的文化，领略了先人的智慧，采集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并自得其乐，后来自己学打字，打印成册送到了县文联，在圆满完成任务的同时应邀加入了刚刚成立的鄞县民间文艺家协会，还荣幸地当了理事，这无疑对我在民间文艺领域的探索具有莫大的鼓励作用。

1994年5月我调到了五乡镇，那里不仅文化阵地建设领先全县，而且领导的重视程度也不一般。只要你有精力搞活动，经费从来不会减压，当然起点也高，好多工作又都是被推着上。全县的村级文化示范现场会召开、宁波市乡镇企业文艺调演、鄞县曲艺会演等活动接二连三承办，文化阵地有五乡乐园、影剧院、宝幢乐园，总面积达5000多平米，组织活动、管理阵地、文化市场监督、文物保护等工作量不知大了多少，而且要求也不一样，五乡镇是首批浙江省东海明珠文化镇，要保持荣誉，再创辉煌谈何容易？我只能脚踏实地尽自己所能把事情一件件厘清、完成。把有限的精力放到实效中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这样才不会乱了阵营，失了分寸。五乡文化站五年半的工作是忙碌的，也是有收获的。1999年底我被评为宁波市十佳业余文保员，同年调任鄞县越剧团团长。

1999年11月—2002年8月，是我在鄞县越剧团工作的日子，也是我人生中最苦、最累的日子。记得满怀喜悦去剧团，迈进大门的一刻却让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惊恐，不仅空间狭小，而且杂乱无章。每天上班全体演职员聚集在一起等着我这个业务陌生的人去安排他们的工作。理智告诉我要尽快熟悉业务，虽然自己从小也喜欢越剧，也能唱上几段，但是在专业剧团，整个的工作流程我哪里知晓？年底近，诸事繁琐有待处理；春节至，演出黄金时间却没有上门要求演出的，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揪心。于是白天自己亲自跑场次，晚上辗转反侧探索剧团发展。一个月后，事情有所调定，但是不知何时自己的两鬓白发已悄然而至，那年我38岁。春节的演出场次破了纪录，接下去面临剧团场所的搬迁，舟孟的老团部要腾给鄞州人民医院，位于曙光的团部需要装修，在艺校的20位学生即将毕业要来剧团上班，老演员需要分流。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解决，虽然有的事情不是我能承担的，但是我必须去面对的。就说老演员分流，单位无法落实，文化局一次次来剧团民意测试，甚至去演出现场。虽然都是让她们自由选择去留，但是牵涉到切身利益谁还能用心演出？这些留下来的烂摊子需要一次次的收拾。面对这些我只能脚踏实地做自己的工作，以求无愧于领导，无愧于剧团，无愧于职员，让事实见证一切。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晚上随团演出，演出结束自己带头拆台、卷电缆、扛箱子。白天我还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去处理日常事务。在任三年，演出收入由1999年的8.5万元/年，到2002年离开时的48万元/年；艺术生产1999年仅4台戏，到2002年8月新增加了8台大戏；演出市场一改过去由文化局出资走市场到自己闯市场。2000年江西巡回演出半个月，8月又上北京民族文化宫演出3场、天津大剧院演出2场，极大地提高了鄞州越剧团的知名度。1999年我在五乡镇工作时年收入就已经3万多了，到了剧团却只有1万多点，所有待遇都跟职工一样。那是我工作中收入最少，付出最多的三年。

致力于非遗保护

我的非遗情缘起于《三字经》的申报。2007年3月，老馆长陈政和交给我一项任务，说是广东佛山一学者提出《三字经》的作者不是王应麟而是他们那里的欧适之，同时还在积极准备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果我们不抢时申报，恐被别人抢走。当时，我对《三字经》缺乏研究，申报时间很紧张，一个月时间要做好市级、省级、国家级三级申报谈何容易，可是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又责无旁贷。多年来对民间艺术的热爱，让我在重压中接受了此项任务……

本以为这项突击性的任务顺利完成之后就结束了，谁想到宁波市文化局发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毯式普查。开始老馆长还一肩挑，下乡辅导上课、回收村级普查表格，都是他自己亲力亲为。我和其他业务干部一样只是联系其中的一个镇。2007年底，普查进入实质性的第二阶段时，省级普查开始，市文化局又决定每个乡镇、街道的普查成果要汇编成册，即后来出版的《甬上风物——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我才被确定分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说是分管其实就是光杆司令一个，我想当时谁也没有估计到非遗会是长期性的工作，一发而不可收。

说起普查，也是鄞州区非遗工作的序幕。乡镇把这个普查任务当作行政命令来完成，要求达到100个项目，那就用民间故事、谚语、歌谣凑数了之。市里不满意退下来，重新确定标准，有些乡镇牢骚满腹，抵触情绪很强，你退下去他们就稍作修改，甚至原样发上来。何况当时市非遗工作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明确的标准，要求一变再变，不断调整，令文化站站长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有的只有四十多个项目就交上来了，有的看似一百多项，仔细一看不到几十项，打马虎眼，故意把项目分解开了，甚至一个民间故事多重命名。一个丧葬习俗分解成报丧、移尸、哭灵、浇杠、下葬、做七、关山等等十几项，令人哭笑不得。市里催得紧，限定时间要求出书，我这个上传下达的“夹心饼干”实在是痛苦极了，二十个乡镇、街道，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的文字稿看得我头昏眼花。从早到晚，中午也不得休息，晚上回家吃点简单的饭菜继续修改整理到深夜。好在局领导重视，采纳了我的建议，出台了奖励政策，让乡镇请人调查、挖掘，经费由局里下拨，完成后方可领取。这样总算有了点眉目，反反复复持续两年，虽不尽如人意，但总算完工。2009年3月,《甬上风物》（鄞州卷）20册出版，看着这些普查成果，我突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所有委屈、疲惫一扫而光！

想自己做了二十几年文化工作，上级文件一发，说走就走，啥都带不了。非遗工作两年，就有这些田野调查出来了，虽不理想，但索书者甚多，可见此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同时，经过那两年反复折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

2009年初在指导基层非遗工作，组织非遗宣传活动的同时我开始着手编写《鄞州传统手工艺》一书，这是田野调查的积累和延续，也是弥补《甬上风物》的粗浅。2010年12月《鄞州传统手工艺》出版，更让我有了存在的价值。此书获得宁波市优秀创作奖，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奖”三等奖。区委宣传部还特发给我一笔奖金，这无疑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一种鞭策啊！

本以为2010年能够稍微喘口气，可是宁波市文广局又推出《甬上风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的编写工作，领导又特意关照我们鄞州区要先出范本，这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再次落在了我的身上。本来日常事务已经忙得够呛，白天名录申报，各级传承基地、传承人命名、辅导、考核，非遗馆布展策划，晚上整理资料，节假日还要组织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四年来不能有所懈怠，紧张度日少有空闲，很想给自己一个空间，好好歇歇，理理头绪，可是又出来这么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外加上浙江省非遗丛书《宁波走书》《骨木镶嵌》的编撰，2010—2011年又是忙碌的两年，每天好像在跟时间赛跑，真有点透不过气来的感觉，要下乡采风，跟相关人员探讨、沟通，但是成果是丰硕的，《甬上风华》（鄞州卷）2011年12月终于出版，并在全国非遗工作会议中隆重推出，得到有关领导和专家们的好评，一时成为畅销书，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骄傲。

如果说出版的书是看得见的成果，那么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却能让我醉心于非遗的一个原因，即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这些传承人从2009年第一批命名以来，至今已有七十五个。我们在不断的交流中成了朋友，我的办公室成了交流的平台，好多传承人碰到难事，哪怕是家事也会跑来跟我诉说。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过来，从莫名其妙到名副其实，从对非遗项目的执着守望，我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我深深地被感动了，我发誓要为他们更好地服务。2012—2013年，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是要写《鄞州非遗传承人小传》《守望者——鄞地乡土文化传承者记》，把那些可爱可敬的守望者的故事永留存人间，传之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