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塔的故事（下集）

双塔的故事（下集）

在宁夏银川的西北方，两座美丽的古塔，带着一身的钟灵毓秀，带着浓郁的藏传佛教的艺术气息，带着一个个神秘的疑团，向我们款款走来。当年的西夏国究竟有着怎样鼎盛的佛教香火？西夏在藏传佛教向内地东传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回到美丽的拜寺口双塔。

这是双塔塔身中部的拱形龛，龛中的装饰各有不同。东塔每层檐下均为两个怒目圆睁的砖雕兽头，威严凶猛。西塔每层檐下正中设有方形浅龛，龛内塑有佛像，龛两侧各有一个砖雕兽头，形态比东塔略为憨厚可爱，它们口吐宝珠，串若悬河，象征着无上的吉祥。

这残存的彩迹，仍然向人们显示着佛塔当年的绚烂宝色。或许当年，它们的华丽的确有些耀人眼目，然而我们不应当忽略，在以游猎、畜牧为主业，风行奴隶制度，农耕文化又相对匮乏的西夏国，那里的佛教信徒内心深处又该多么渴望那宝树辉煌、安详极乐的娑婆世界。

双塔塔表的造像采用了一种叫做“影塑”的雕塑手法。这是古老的彩塑艺术之一，以泥土、细砂和麦秸作材料，先用泥制模具翻制出所需要的造型，再进行敷彩，最后将其背面粘贴在墙壁上，制造出类似于浮雕的效果。

影塑年深日久，常会脱落，而拜寺口双塔塔身上的影塑，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色泽鲜艳，牢牢依附于塔身，这个奇迹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人们从西塔第八层南龛一尊已经剥落的塑像身上找到了答案。

一般影塑剥落后，人们往往只能根据塑像留下的外轮廓，大致判断该影塑的内容。而这尊塑像剥落后，却在塔身壁面的白灰皮上清晰地留下了一幅惟妙惟肖的供养天画像。

仔细观察，画像居然是像纹身一样纹在塔身上的，它由一个一个的小孔连接而成，小孔中填充着黑色粉末，细密地构成了人物的轮廓线。

由此可以推测，在双塔塑像之前，智慧的工匠们将早已画好的样稿或祖传的粉本先临摹下来，然后贴于塔龛内，接着便用钉子沿着轮廓线刺出许多小孔，再将烟灰制成的黑粉扑在摹本的小孔处，取下摹本，显示图案轮廓的黑色小点便留在了壁面上。工匠们不再用模具翻制，而是据此在佛龛上直接塑出了符合佛教仪轨的龛内塑像。

这也就是拜寺口双塔的影塑为什么如此牢固，又如此形态丰富、生动逼真的原因了。

在精心的雕饰和搭配下，双塔的装饰繁缛华丽，充满了神秘的宗教色彩，特别是西塔的造像内容。它的塔表影塑，从第二层开始，分别塑制了24名僧侣，16尊罗汉，8尊财神，16尊护法金刚，16尊供养菩萨，转轮王的七宝和佛前供品“八吉祥”。这种按照佛教的地位由低到高的布局，在方家眼中看来，和藏传佛教的法器“曼荼罗”的布局有许多相似之处。

主持人：“曼荼罗是梵文‘坛场’的音译，密宗佛法的修执者为防止‘魔众’侵入，往往会画出一块圆形或方形的地方，筑成土坛，并绘上神佛菩萨的像，作为修法的地方。藏传佛教则把坛场图像画在纸帛上，墙壁上，称为曼荼罗或坛城。坛城中央画的便是修习者的主尊神，四周慢慢辐射开去，按照佛教地位由高到低的顺序，绘制金刚、罗汉、供养人、僧侣等作为护法。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不妨可以将拜寺口西塔也看成一尊法器，一处修炼秘法的坛场。”

这一桩桩、一件件实物向人们摆开了阵势。来看这些身着法袍的罗汉，拄杖而立的老者，神态潇洒的壮者吧。他们个个姿态端庄、面色虔诚。僧人们似在苦修苦行，十六罗汉坐姿各异，有老有少。年事较高者，异常深沉含蓄；年轻的则格外纯真坦率。护法金刚项挂璎珞，腰系长带，各自执有不同种类的法器，有的面像勇猛，有的宽恕仁慈，神态各异。供养天们则是满面春风，体态轻盈，有的伸臂，有的跳跃，他们喜气洋洋，一边飞舞，一边散发着财宝，充满人间的温情。这些简练又生动的塑像，无疑是现实生活中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寺院僧众的真实写照。

在这一方坛场，他们已守望了800多年，看日出日落，云卷云舒，听天地间的万籁，感受万物生长的轮回。他们是那样的自在、悠闲，举手投足间，充满了强烈的生活气息。从他们身上，我们能捕捉先民的神态，我们感受得到他们的呼吸。

从拜寺口的两塔到众多寺院所留下的残基，为我们勾勒出800年前的拜寺沟，香烟缭绕，晨钟暮鼓，诵经阵阵的景象。那时侯，这里是西夏皇家重要的佛事活动场所，寺庙遍布，殿台林立，香火鼎盛。

有资料显示，西夏党项人最初接触的是汉地佛教，后来当密宗传入中国及吐蕃地区后，从河西走廊一路传来的藏传佛教，慢慢在西夏京畿一代流传、生根。

西夏定都立国后，奉佛教为“国教”，这也是维系国内各少数民族团结的一种方式。

西夏皇帝多次从宋朝赎取经文，并且在京畿一带大量修寺建塔，贮存佛经舍利。他们延揽、重用回鹘高僧，把汉文佛经翻译成为西夏文。到了西夏后期，则开始向金国购买佛经，并请藏传佛教高僧来传法、翻译。于是，一些藏传佛教的经典就被翻译成了西夏文和汉文。

由于上下一体、全民信奉佛教，到了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孝在位时，藏传佛教势力在西夏京畿进一步扩大。这里经常举行大规模的法会，出于各种需要，西夏都城兴庆府一带便成为西夏翻译、刻印佛经的中心和皇家寺院的集中地。

主持人：“在佛经翻译校勘过程中，有西夏多位皇帝、皇后亲自挂帅，众多寺院高僧承担了实际的翻译、刊印重任。他们中既有御封帝师、国师，还有其他一般僧人，特别是回鹘僧、吐蕃僧，为西夏文佛经的翻译、集结，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西夏文大藏经》前期的完成，仁孝时敕令把译就的佛经与宋《开宝藏》、辽金的《契丹藏》或《赵城藏》进行重校。此外，一些藏传佛教的经典也被译成西夏文、汉文。以拜寺口双塔为代表的西夏后期佛塔，从建筑风格上反映出在中原基础上已吸收了藏传佛教艺术，有的甚至来源于藏传佛教。”

在仁孝皇帝之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朝政五次更迭，并与宋、金、蒙古频繁交恶，但西夏皇室崇信佛教的信念、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和减弱。西夏人仍然会举行规模盛大的法事，仍然会在建筑佛塔寺院时，在塔心柱上写下虔诚的发愿文。

公元1270年，在西夏国师封设制度建立一百年之后，八思巴成为元帝国首任国师，并最终成为帝师。就在这一年，西夏首任国师当巴贝京铭已经辞世整整半个世纪。

这位吐蕃高僧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祈求天下平安，祈求无上佛力保佑西夏国祚延续，这也是西夏贵族崇佛的根本目标之一。而在崇佛的大环境下，西夏人的社会习俗甚至也发生了异化。

主持人：“西夏对佛教的尊崇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根据《黑鞑事略》记载，西夏国风俗，除了皇帝以外，大家对藏传佛教的高僧非常尊敬，凡有女子必定先要推荐给他们相识，然后才可以嫁人。”

这足见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尊崇。正是由于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影响深远，所以蒙古人灭亡西夏之后，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和需要，就自然把藏传佛教作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公元11世纪初，古代中国的北方走向了一个分久必合的时代，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把进一步扩张掠夺的目标首先指向西夏。为了达到先灭西夏，进而灭金、灭宋的目标，他不惜用长达22年的时间，六次用兵西夏，其中四次亲征，并且死于最后一次攻打西夏的战争中。最终，在他的孙子辈，由忽必烈可汗实现了大一统。

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个让蒙古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结果。从用兵西夏开始，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和统一大业的需要，蒙古上层利用并最终接受了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既是宗教，也是一种文化体系。在向蒙元王室的传播过程中， 藏传佛教以积极的姿态，为蒙元军政国事效力，突出了“护国佑民”的内容，而元朝政府所支持的佛事活动也都与护国佑民有关。藏传密宗佛教凭借着系统的法事仪轨、齐全的法门内容，使蒙古人原本信奉的萨满教显得简陋，在相形见拙中被蒙古人逐渐放弃。

经过了在西夏地区的流行和发展，藏传佛教终于在西夏灭亡之后，继续传向东土，与汉地佛教开始了更为深远意义上的交汇、融合。

在这场剧变中，拜寺口双塔如同一双明睿的眼睛，见证了西夏末代王朝的陨落。而它们本身所代表的中原佛教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相结合的建筑精华，却延续到今天。它们经过了一次细心的修葺，工匠们在塔心室里放置了自己认为珍贵的佛像、钱币和唐卡。它们重新焕发了光华，像两把通往天界的舷梯，带着满身的祝福和祈愿，慰藉着天下芸芸苍生，慰藉着他们生生世世不息的灵魂。

编导：唐一德　　　　　　　　

撰稿：唐一德　　　　　　　　

摄像：李　军　袁梦刚　胥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