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作证
高耀山
初秋,一个日头炎炎的午后,我来到位于银川东南25公里黄河东岸的横城堡。这是明朝正德二年(1507年)修筑的一座城堡,西依滔滔黄河,东接万里长城,乃兵家争夺要地。冷落寂寞了数百年的旧城堡,如今居然变为如火如荼的游览胜地。我信步古城堡内外,随意观赏浏览。多是些人造景物,少了些历史掌故文化润泽,看不出兴趣来。便独自去了岸边,选一处阴凉地坐下来看黄河。思绪受了大河流水的影响,止不住顺水流淌,流进昔日康熙帝访宁夏的岁月——
横城古渡,是康熙皇帝御驾西征进入银川渡河的地方。300多年过去了,那件不寻常的事今天也许没有多少人记得了。好在有大河作证,有古渡作证,还有他留下的《横城堡渡黄河》诗句作证:
历尽边山再渡河,
沙平岸阔水无波。
汤汤南去劳疏筑,
唯此分渠利赖多。
从诗的第一句,可以看出康熙帝的辛苦劳累。自京城出发,一路走来,已经是两次渡黄河。当时的条件,渡黄河要冒很大风险的,他却在所不惜。
康熙帝是一位有抱负的皇帝,登基时还不满8岁,就能够向顺治高声保证:“效法皇父,勤勉尽力。”说到做到,亲政大典后不到两年,16岁的康熙面对权倾朝野的重臣鳌拜,镇定自若,显示出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以智擒拿鳌拜,一举粉碎其党羽,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将当务之急的治国大事“三藩、河务、漕运”亲书条幅,悬挂于宫中柱上,时时提醒自己,不忘治国安邦大事要事。三藩削平,又以武力收复了台湾。康熙帝没有罢兵息战,决定亲征平定噶尔丹勾结沙俄制造的分裂祖国的叛乱。朝中多数大臣主张谈判妥协,认为讨伐大军远征茫茫沙漠,胜负难料,尤其反对皇帝亲征。康熙帝认为,噶尔丹一日不除,边陲一日不宁,只有平定叛乱,才是万年之计,才可确保天下大一统和平局面。于是毅然率军亲征。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首征叛军告捷;后又一次亲征,叛军大败而逃;第三次亲征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御驾从京城出发,山一程,水一程,鞍马劳顿,备受艰辛。抵达陕北安边,宁夏总兵官殷化行前往接驾,奏请以宁夏官兵迎接境上,并备马军数百于花马池(今盐池县),恭候圣上围猎。康熙帝拒绝曰:“猎兽,细事耳。图噶尔丹为急。”下令速派人制止官兵来花马池迎接。
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自横城渡过黄河。伫立河岸,凝视黄河良久,授意大学士伊桑阿作祭河文:我因念念不忘安抚边境,有幸西巡。单见黄河神水浩浩荡荡,流入汉唐古渠,灌溉着宽广的土地,给朔方百姓带来许多裨益。我乘车扶轼,对河神表示谦恭敬意。为弘扬你的恩泽,我派员奉上祭品,衷心祝你恩德无量,保佑永久。进城途中,闻知赵良栋将军新近去世,康熙帝叹息道,赵良栋是为国家立过功的人,明日路过他府门,皇太子及诸大臣要悼念赐祭。又指示,对在宁夏卫边阵亡的所有将士都要抚恤安慰。并责令议政大臣等人从速办理。
康熙帝下榻后,即召见川陕总督吴赫,说宁夏地域辽阔,又有黄河之水灌溉,宜于农耕。时下正值春播季节,不要因我驾到便调遣丁夫车马,摊派粮草,扰累百姓耕作而影响秋天收获。还命令随从人员一切从简,马匹去草地放牧,不许烦百姓供应草料,如有违者,定行处分……
康熙帝住了几天,噶尔丹内讧毙命。康熙帝决定即日启程回京。宁夏军民和乡绅请求多住几日,康熙帝说,多留一日,便滋扰百姓一日。这时,有官员请皇帝颁赐御文。康熙帝稍作沉思,欣然命笔,御制碑文:我乃一国之君,日以治安为念,虽身在宫廷,而心恒四海。缘边千里,土壤硗瘠,唯宁夏洪流灌溉,诸渠环匝,甚惬朕意。尔等或职居将领,或身隶戎行,尚各厉精锐,一效干城御侮之用,斯国家有厚赖焉。……法纪不可不明,礼教不可不肃。勿以地处边陲,而不治以经术;勿以习尚气力,而不泽以史书。总期上率下从,庶几驯臻雅化。尔等诚能敬体朕言,将吏协恭,民兵咸理,生聚日益厚,风俗日益淳,则疆圉实有攸裨,朕心亦用深慰。留下这篇400余言的谆谆告诫,康熙帝一行就打道回京去了。这位封建帝王在宁夏银川,轻车简从,率先垂范,体恤兵民的言行,看不出是在作秀。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是,康熙帝是一位有历史责任、以社稷江山为重的明君。
讨平噶尔丹后,诸王、贝勒、贝子、文武官员及远近士民来到畅春园,为康熙帝搞了一次大规模请上尊号活动,这已经是第五次为康熙帝请上尊号了。康熙帝仍然坚决拒绝,说:“天视天听,视乎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夸耀功德,取一时虚名,大非朕意,不必敷陈。”后来借他生日之机,臣下又次请上尊号,均未答应,直到康熙帝去世也未准允此事。由此可知,“康乾盛世”是怎么打造出来的。
思绪随着河水继续流淌,又流向唐太宗灵州会百王的年月——
距横城渡不远的黄河东岸,有一座比横城更悠久的古城灵州(今灵武),也曾发生过一件大事,迄今已有1360年,大概早被人们淡忘了。好在也有大河作证,有灵州古城作证,还有太宗灵州赋诗勒石作证: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初,形势并不乐观。东突厥的兴起给西北地区构成相当大的威胁,成为唐初中央政府要着力解决的一大难题。当时的宁夏,东突厥兵马往来驰骋,战火纷飞,灵州、贺兰山一带是唐军与突厥血战的沙场。唐代诗人王维的“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便是真实的写照。太宗决心解除长期以来突厥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和对边境的骚扰。
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唐太宗部署10万大军,分四路进攻东突厥。灵州大都督李道宗初战告捷,俘获突厥人畜甚多。翌年,颉利可汗战败降服,降唐人数10万余众。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不强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任命原来的首领为各级官员,管理本地区本部落的人,还送给农具、耕牛、种子等,帮助他们发展生产。
对突厥的妥善处理,增强了周边各族的向心力,北方回纥等各部族首领纷纷表示归附唐朝。太宗决定抱病亲赴灵州受降。贞观二十年(646年)八月,太宗从京城长安出发,沿径水北上,翻越陇山(六盘山),在瓦亭巡视了唐军牧马场。再经原州(今固原)继续向北,于九月十五日到达灵州。在此,唐太宗接见并宴请陆续前来赴约的各部落首领及其使节,会盟之日,人数达数千。他们隆重欢迎大唐皇帝,言语恳切,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天之尊”,表示“子子孙孙常为天之尊奴,死无所恨”。并献上最珍贵的礼品。太宗深受感动,爽快地答应了将这些部族列入大唐州县的请求。会盟气氛高潮之际,太宗即兴挥毫,赋诗一首,并令勒石立碑,永久纪念。
遗憾,石碑后来残损,那首五言诗仅留下两句。失去的诗句永远找不回来了,它带走了多少重要的历史密码啊!好在,唐太宗的民族情怀是载入史册的。他说,突厥侵犯,是要打的,不打不足以安民;打完了,降将也是要厚待的,不厚待不足以安国。一时间,大唐朝廷上出现了“五品以上,半是外族”的奇特景观。
唐太宗的宽厚包容,民族和解政策,赢得了各族百姓的尊敬与拥戴。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太宗驾崩,一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从长安驰往西郊昭陵。突然,一位高鼻深目的突厥人,从满地鲜血中走出,自残毁容的脸上(本民族习俗,割发、划脸、伤耳,为“天可汗”送行)一片哀恸,恳求新皇帝李治,允许他自杀为太宗殉葬。此乃何许人氏,如此忠烈?他就是突厥王子阿史那杜尔,战败率部归唐,在李世民麾下征战13年,踏平了辽阔的西域。后被委任左骁卫大将军,负责守卫皇宫北门和决定过大唐生死的玄武门。他迎娶了皇帝的亲妹妹衡阳长公主,成为大唐驸马。太宗死后6年,阿史那杜尔病逝。遵照他生前的意愿,长伴于昭陵旁。今天,我们看到李世民墓地竖立的13位“深目大鼻,刀弓杂佩”的石像,就是贞观年间归附大唐的外族首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煌煌中国封建王朝数千年,何以独有唐朝“贞观之治”的太平昌盛:“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民物藩息。”
夕阳西下,该回去了。我却不愿离去,想留守在这历史的世界里。有人喊叫我上车,才站起身慢慢离开。且行且思,觉得银川这段黄河边上的观赏景物应当把唐太宗、康熙帝在这里留下的两起里程碑式的事件补上。这是两个真实而精彩的故事,是两个充分体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故事,是治国之大事,民族之幸事,值得再现于世,昭示后人。唐太宗、康熙帝一生的功过是非可以尽情地评说,但这两个精彩故事,这两笔精神财富,弥足珍贵,我们切不可忘记,更不可抛弃,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高耀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宁夏作协副主席、银川市文联主席、《黄河文学》主编、银川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散文集、长篇小说等9种。
(写于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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