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至近代交通集镇的初步形成

第四节　明清至近代交通集镇的初步形成

云南古代交通，从秦汉至唐宋的不断开拓发展，初步奠定了云南交通的基础。元明清时期至近现代，云南交通的干线基本沿以上古道展开。云南交通的历史发展轨迹反映出交通自古以来就是经济的命脉，也初步确立了云南经济区域的划分及集镇的形成，而其中很多成为云南今天的历史文化名城。秦汉时期五尺道通畅，纵贯滇东北地区，以朱提(昭通)为交通枢纽，北达僰道、成都，南抵曲靖、滇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以昭通为中心的滇东北五尺道沿途地区，在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迅速，农业手工业及矿冶业、商业均出现一派繁荣景象。三国时代，五尺道仍畅通，蜀汉政权以朱提为据点，经营南中地，滇东北经济继续发展。但两晋南北朝后，战乱不止，南中大姓、夷帅争霸，五尺道闭塞，与内地联系几乎断绝，“时荒乱后，仓无一斗，众无一族，官民虚弱，绳纪弛度”，民众因饥饿大量逃亡，“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至爨氏割据，滇东北更趋封闭，社会经济发展衰落，云南政治、经济中心西移。元明清时期，滇东北由乌蒙、东川、芒部三大土府把持，闭关自守，土长坐大。虽然元代时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命爱鲁开通了久已断绝的乌蒙旧道(五尺道)，但当时云南通往内地仍以其他道路为主，五尺道因险峻而往返艰难，因此，又逐渐废弛。由于道路不通和对外隔绝，延缓了滇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五尺道而发展起来的朱提、堂狼(巧家)、东川(会泽)、建宁(曲靖)等城镇虽繁荣一时，但最终发展速度较慢。

滇池、洱海地区，由于两汉时灵光道与博南道的通达，已成为云南与境外及内地联系的交通枢纽，发展十分迅速，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化。南诏大理时期，唐王朝对云南及交州进行经营，再加上两宋与云南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洱海地区一直处于云南发展的领先地位，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已接近内地。随着唐代蜀安南道的开通，拓东(昆明)作为南达交州、北接中原、西至东南亚的交通要冲，发展迅速;而作为博南道沿线口岸的大理、永昌、腾冲，发展成为外贸出口的重镇，经济辐射到滇西大部分地区，促进了滇西经济的迅速发展。

随着茶马互市的开张，滇西北丽江、中甸等地在唐宋时期发展较快，民间大量的自由贸易和政府有组织的集市贸易不仅使丽江、中甸成为与川康藏交通往来的要地，并开创了由此入藏并至印度及西亚的外贸通道，四川康定、西藏昌都也发展成为中国西南的商业集镇。

滇南及滇东南的道路发展及对外交流稍晚于上述地区，但唐代蜀安南道及宋代云南至邕州(柳州)道路的开通，使交州(河内)、桑关(河口)、贲古(蒙自)、红河(个旧)等地也迅速发展成为云南重要的商业集镇。元明清时，政府不断在蜀安南道沿线移民屯垦，再加上滇南矿冶业的发展，使滇南滇东南交通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来。

元明清时，云南的矿冶业如异军突起，它在汉代滇中、滇西青铜及生铁采冶的基础上，又发展起铜、锡、金、银、铅等矿产的采冶及贸易业，使云南沿古交通线而新筑的交通线不断、延伸，新的手工业、商业集镇也大量形成。这时期，云南基本形成了滇东道(今滇黔线)、建昌道(今成昆线)、滇越道(昆明至越南)及滇桂道(滇东南至广西)和滇东北道(今昭通至四川宜宾)的交通网络格局，并由以上交通线而形成昆明、安宁、大理、喜洲、永昌、腾越、丽江塔城、银生、河口、蒙自、通海及开远、文山、建水、曲靖等主要城镇和云南的主要经济区域，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遥遥处于云南领先地位。而昆明由于地处交通线的核心，发展更快，元代以后，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开始移向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昆明发展成为云南省会。

明代中叶至鸦片战争前，随着云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上述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城镇，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正逐步受到冲击。鸦片战争后，英、法相继对云南进行殖民入侵，随着滇越铁路通车及昆明、蒙自、思茅、腾越、河口等地开关和被辟为商埠，云南开始形成半殖民地经济。洋货的大量充斥及进出口贸易的剧增，一方面加速了云南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传统农工商的凋敝，另一方面使地主买办经济和带有殖民经济因素的一些新式工商业得到发展。在滇越铁路沿线，兴起了一批半殖民地化的商业城镇，如宜良、开远、碧色寨、河口等。同时由于农副手工业产品的进一步商品化，使全省以大县为依托的集市贸易十分活跃，以沿边地区为口岸进行的官营及私营进出口贸易额增加，这样云南形成了以交通沿线城镇为中心并向边远农村辐射的经济区划和格局。由于交通闭塞，云南内地及边远地区经济的发展自秦汉以来十分缓慢，而鸦片战争进一步加剧了全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类型、多层次经济结构的形成。

【注释】

[1]阚勇:《试论云南新石器文化》，《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二十周年文集》。

[2]李昆声:《云南文物古迹》，云南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3]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初探》，《考古》1961年第9期。

[4]《独龙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5]田怀清:《贝与西南丝绸之路》，《春城晚报》1991年11月23日。

[6]关于“马帮文化”这一提法，已有专门的研究和论述，王明达等著《马帮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便是其中之一。

[7]樊少骥、李力:《霁虹桥》，《民族文化》1984年第1期。

[8]《水经注·江水注》。

[9]《汉书·食货志》。

[10]《史记·西南夷列传》。

[11]《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12]《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

[13]《后汉书·马衍传》。

[14]《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

[15]《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16]《西京杂记》。

[17]《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18]《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

[19]《梁书·诸夷传》卷五四。

[20]《隋书·地理志》卷三一。

[21]《岭外代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

[22]《宋史·食货志·市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