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与交流

第一节　书画艺术与交流

一、岩画

云南古代民族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懂得了较早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云南新石器时代数十万件陶器和陶片上装饰着几何形、植物形、动物形等纹饰和刻符，这可以说明书画艺术最早的源头。云南遗存下来的原始绘画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先民画在岩石上的岩画，目前全省发现岩画20多处，共1500多个图像^[1]，其中最突出的还是沧源岩画。

沧源岩画采用简单的剪影式画法，用简单的线条和红色来反映当时这里的原始居民的劳动、战争、狩猎、庆典等一些生活情景。在这些岩画中，有很多符号图形。全国岩画作品表现的多数内容在云南岩画中都有，只是绘画风格、技法不一样。只有麻栗坡大王岩画用黑、红、白三色绘画，用白色勾勒轮廓，这为我国古代岩画中尚未见到雷同者。

二、青铜器

商代以后，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同时，居住古滇池、洱海、滇西北和红河流域地区的云南民族先民也同样创造了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光辉灿烂的青铜器文化，充分体现了当时青铜时代的艺术，成为中华民族古代青铜文化中的一支夺目的奇葩。在这些青铜器中，每一件都是完整而精美的造型艺术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表现了多达40余种动物的造型艺术品，包括动物组合、人和动物的组合，使用了圆雕、浮雕立体塑和直接将动物形体浇铸的工艺，其写实性之强、古艺术构思之独特，均让人叹为观止。

古青铜器物中，图案雕刻最多的是在古铜鼓上，已发现的铜鼓均有繁复精美的纹饰和各种写实的图案，一般为太阳纹、几何形花纹、饰弦纹、云雷纹等，动物图案出现最多的是鳄鱼纹、翔鹭纹、牛纹、鹿纹，还有物体形纹、船纹等。在这些文饰图案中，太阳纹反映了云南古代民族对太阳的崇拜，牛纹作为炫耀财富，显示荣誉、地位与威望的象征。除具有云南民族特点外，其他饰纹均具有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征。如翔鹭纹，我国古代有“鹭为鼓精”之说;另外早在《诗经》中就有振翅飞翔的鹭鸶和乐器鼓联系在一起的诗句:“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2]鹿纹，我国古代把鹿视为吉祥的象征，汉代郑众说:“鹿者，禄也。”南方古代民族把鹿的图像铸在铜鼓上，作为一种祥瑞的象征。船纹中所刻绘的船有渔船、战船、游戏船、竞渡船，有船纹的铜鼓，均为石寨山型铜鼓，船纹成为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纹饰之一，它一方面说明生活在滇池周围的古滇民族与滇池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说明所受楚文化的影响。如龙舟竞渡，在古楚国故地长江中游一带颇盛行，传说是为了纪念屈原。《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录:“是日竞渡，采杂药。”隋朝杜公瞻注释:“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轲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在吴国，龙舟为伍子胥而竞渡，古越国龙舟竞渡是为纪念越王勾践，古云南滇池龙舟竞渡可能与楚文化的影响有关。

云南商至汉代的青铜器及其造型艺术，既有明显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着浓厚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战国至西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使沿五尺道的滇东北和滇池地区在青铜器的制作及造型艺术上受中原文化影响更加明显，尤其是滇东北地区。

曲靖八塔台古墓群出土文物中，有较多的中原文化的痕迹，如陶鼎等中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曲靖的出现，与先秦时期曲靖就是中原文化经“西南丝路”传入云南的咽喉之地有关，表明中原文化传入云南首先是在交通线上的“纽结”地带。曲靖在受到内地文化影响的同时，又通过古道交通将滇池文化传播出去。“在四川、贵州、越南、泰国都发现过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都可能是与滇交换所得。”^[3]曲靖八塔台古墓群中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在越南东山文化中的基本典型器物中也出现过，表明曲靖的青铜文化通过“西南丝路”对东南亚一带有过影响。由此可见，巴、蜀、楚、滇及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的文化，在这条丝路上交流融会。

曲靖以北，古西南丝路云南段的更北端的昭通地区，出现了与巴蜀更相近的青铜文化，大量出土中原式剑及秦和汉初的半两钱币，还有脱胎于中原商周文化的饕餮纹戈。汉通南夷道后，汉族大量进入昭通，进一步扩大了内地文化的影响。出土了以洗、釜、甑、壶、车马器、铜镜、印章为主的汉式器物，表明昭通在两汉时已基本是汉文化地区。在昭通水富出土的一枚蜻蜓眼似琉璃珠和在昭通市出土的一件高鼻、卷发的铜跪俑，或许是由中亚经蜀——身毒道的舶来物。

三、石碑、石墓、石刻

东汉以后，古云南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昭通和曲靖等，兴起了深厚凝重的碑刻与书法艺术及内容丰富的汉画像砖和画像石等。这些书画艺术作品中，大小两爨碑代表了这时期最高的艺术水平。

昭通保存至今的《孟孝琚碑》，碑文存15行，每行残存21字，现存250余字，隶书;左刻青龙，右刻白虎，下刻玄武，残失的上部应该是朱雀，符合汉碑“四神”格式。孟孝琚为昭通“南中大姓”之一。东汉时期，“南中大姓”不仅在经济上受中原较高的生产技术影响，在生活上也向中原官僚地主看齐，在文化上崇尚儒学，从碑文中的“孔子大圣”字样中可知。此时汉文化已在昭通普及，《孟孝琚碑》的发现，从一个侧面证明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和普及。《孟孝琚碑》在我国书法史上有较高的地位。其字体在篆、隶之间，结构方整，笔意圆劲深朴，字画遒劲，是云南最早的百字以上的一块古碑。黄膺评论《孟孝琚碑》:“及古汉碑第一，微独滇南瑰宝，亦寰宇稀世之珍矣!”清末云南状元袁嘉谷称此碑为“滇中第一石”。方树梅跋《孟孝琚碑》文中有“海内汉碑第一”的评价。方国瑜说《孟孝琚碑》“名满海内”^[4]。除《孟孝琚碑》外，古昭通梁堆还发现东汉元和元年(公元84年)刻石，它是迄今为止云南发现年代最早的刻石。最早通达云南的另一交通重地曲靖，也同样在东晋时产生了《爨宝子碑》(小爨碑)和《爨龙颜碑》(大爨碑)。小爨碑碑文共13行，400字左右，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晋碑中的佼佼者。碑文为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字体古朴浑厚。自清代出土以来，倾倒无数书法家，至于传拓临摹之人更是数不胜数。康有为评价其“朴厚古茂，奇姿万出”。俞怀信称此碑“书法朴茂可喜”。李慈铭跋此碑“文甚清雅，字尤遒美，波磔赖发，已开唐隶之风”。李根源评其为“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5]。

《爨龙颜碑》(大爨碑)碑文共24行，每行45字，计904字，在中国书法史上亦享有崇高地位。该碑由清代道光年间金石学家、云贵总督阮元在陆良发现，遂名播海内外。阮元对之作的评语是:“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即云南第一古石。”由云龙称此碑为“滇中第一佳石”，“书法雄强茂美，书家亟称赏之”。康有为称此碑“神品第一”，“下笔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通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汉晋时，中原开始出现画像石墓和画像石刻、画像砖等。在内地文化的影响下，沿交通线的云南大关、昭通、陆良、昆明、祥云、姚安、大理等地也出土了汉晋时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这些画像石和画像砖的题材主要是“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汉晋时人们用这“四神”代表天空中的“四象”或“四宫”，即东、西、南、北宫，也就是代表宇宙天空。把“四神”刻画在古墓里，墓主人躺在棺内就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天空之下。另一题材为西王母，汉朝时迷信升天，梦想长生不死的汉朝人对西王母无不顶礼膜拜，当时常见的题材是“日月同辉”、“伏羲女娲”、“耕牛”、“东骑出行”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几何花纹以及动物、人物画像砖。

在昭通，发现一座东晋壁画墓，墓主人霍承嗣曾任郡太守、州刺史、南夷校尉等官职，是滇东北“南中大姓”之一。其墓室四壁用红、黄、褚、黑等颜料，绘有风格古拙的壁画，四壁上分别绘有墓主人、持仪仗的家丁、骑兵队伍，还有身披“察尔瓦”、头梳“天菩萨”的彝族，还有大量装饰性的流云、花瓣、莲花和朱雀、玄武、白虎仪仗，鹿、獐、鸟雀、楼房屋宇、莲蓬等。绘画基本是我国古代画帝王将相公侯大吏的手法，歌颂墓主人生前镇压少数民族并掳获人财的“业绩”。所绘的人物、服饰、楼房、车马与东晋时内地的并无区别，足见滇东北地区受汉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直至爨氏政权兴起、闭关自守与中原地区的交通中断才告减弱。

四、绘画

南诏、大理国时期，随着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西移，大理成为蜀——身毒道的重镇。滇西沿古道交通线以大理为中心的地区受汉文化和异域文化交错影响，在书画艺术上出现了以《张胜温画卷》、《南诏图传》等为代表的很多超凡的艺术作品，并在这些作品中充分显示了蜀——身毒道沿线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

《张胜温画卷》(以下简称《画卷》)，成画于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全长1636.5厘米，纸本，设色，贴金。清代初期，此画卷被收藏入宫廷，乾隆皇帝十分欣赏，并有题跋于卷首，盛赞“卷中诸象，相好庄严。傅色涂金，并极精彩”。

《画卷》共分三部分:即“利贞皇帝礼佛图”(利贞皇帝即大理国王段智兴，1172～1199年在位)、“天龙八部图”和“十六大国王众图”。这幅著名的画卷除主要反映当时礼佛的宗教盛况外，值得注意的是画卷的第三部分所绘16位国王来大理朝拜的情景。这些国王有跣足者，有着鞋者，还有着长靴者，他们头上有的戴冕，有的戴裘皮帽，有的戴虎头帽，有的戴雉鸡尾羽，有一半裸头。从面貌上看，有深目高鼻者，有满脸胡须者，也有白净无须者，由此可见十六国民族成分的复杂。大理国前的南诏国王丰祐在大理城建了一座宏伟的五华楼，可容纳万人，主要接待外宾用。据《蒙化府志》载:“宣宗大中十年，晟丰祐建五华楼于国中，以会西南十六国蛮夷之长。”《画卷》这一部分画的也正好是16个国王，其中一位怀抱宠物(犬)的国王，与剑川石钟山石窟中的印度人面貌近似。另外，戴裘皮帽者当从较寒冷的地方而来。据此，这16位国王来自南亚、西亚、东南亚国家及宋朝域内一些地方政权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

《张胜温画卷》不仅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更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缩影。南诏大理时期，云南内通中原，外通异域，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通过古道交通，使云南成为连接中国内地和印巴次大陆甚至欧洲的陆上交通枢纽，印度、东南亚的宗教文化、书画、音乐舞蹈在古南诏、大理国域内得到广泛的传播。《画卷》从画风看，有着浓重的中原艺术流脉，显然和吴道子、武宗元的绘画作品有着血脉相连的继承关系，把中国的作画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集佛像、人物、动物、山水于一卷。乾隆皇帝十分钟爱这幅画，赞曰:“大理国画，不经见，历代画谱亦罕有称者。”

《南诏图传》(又称《南诏中兴画卷》)，长约5.73米，高1.7米。整幅画卷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为“巍山起因”，描绘南诏始祖于古巍山经营、接受观音教化等，以此说明南诏国基业乃“王权神授”。第二个主题为“祭铁柱图”，描绘细奴逻成为南诏开国君主的过程。第三个主题为“西洱河等记”，李昆生等认为可能描绘南诏亡国。据研究，《图传》产生时代在大理国时期。《图传》值得一提的不仅是它的艺术成就，而且还透露出佛教在古南诏大理的传播情况。佛教密宗在传入云南时与巫教进行了艰苦斗争，并取得“国教”地位。洱海地区广泛流传着“观音伏罗刹”的民间故事，正反映了少数民族自然崇拜巫教和“滇密”与巫教的斗争。

五、壁画

元明时期，内地汉族大量迁入云南，汉文化进一步在云南得到交流和传播。这一时期，云南书画艺术已取得了同内地一样的长足进步。

在壁画方面，迄今存留着元代的晋宁壁画、观音洞壁画和著名的明代丽江壁画。这些壁画，基本是以宗教内容为绘画题材，以弘扬佛理。丽江壁画，分布在丽江市诸多地方的庙堂、佛寺、道观、尼庵内，均为明代壁画。

从明初以来，丽江纳西族等民族随着对外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崇尚汉文化。从明初至明末，依据佛教和道教经典绘制壁画十分兴盛，迄今在丽江仍保存10余处壁画，以白沙大宝积宫壁画保存最为完好。壁画除以汉传佛教、道教文化风格为主外，还有纳西东巴教、藏传佛教的影响，并有浓郁的藏画风格，充分体现了由茶马古道形成的藏彝文化走廊的风格。

大宝积宫壁画现有12堵，绘有《孔雀明王法会图》《如来说法图》、观音普门品故事等宗教题材。另有属佛教密宗题材7堵:大宝法王、黄财神、绿度母、降魔祖师、金刚、百工之神等。还有道教题材壁画2堵:天、地、水三宫;文昌、真武、四天君、风雷雨电四神。下面多有藏文名号。还有内容为“远古时期为伟大的释迦佛而建造的清净无垢的大佛寺”的藏文题记。

丽江壁画规模宏伟，设色绚丽，技法流畅，既有明代内地佛教壁画风格，又有云南地方特色。壁画的作者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画家。《丽江府志略》上记载的著名画师有马肖仙，“江南人，工图画。山水臻神品，花卉、人物靡不精妙，识者称为马仙画。西域闻其名，延去数载，后复归丽”。在万德宫碑文中还有“画工古宗古昌”，可知藏族古昌也是主要作者之一。从壁画风格判断，有的是汉、白两族画师的作品，有的则出自汉、藏两族画师之手，融几个民族绘画风格于一体，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见证。

元明时期，云南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书画家，如担当、白丁，其中集诗、书、画于一身，艺术造诣最高者是滇籍书画家担当。担当祖籍浙江，自幼聪颖，曾漫游江南，拜师学画，晚年在云南出家。担当诗、书、画技艺精湛，他的画简笔淡墨，追求神似而不求形似，多为山水兼人物。在书法上，字体工整而苍丽，豪迈奔放，气势磅礴，尤其是狂草，运笔放纵老辣，飞跃跳荡，不受束缚。

除担当外，明末清初云南名画家还有白丁和尚。他的作品有《墨兰图轴》等。

元明清时期，云南纳入内地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尤其是明清改土归流，大力提倡尊孔尊儒和科举制，内地先进文化与云南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书画艺术的发展也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有清一代，产生了大批书画家，见著名录的达120余人，其中最有成就和影响的有阚祯兆、周于礼、尹壮图、孙髯翁、钱沣、李诂、周其淳、孙铸、缪嘉蕙、杨应选、袁嘉谷等。

清代壁画主要集中在小乘佛教寺内，分布于勐连、勐海、澜沧、瑞丽等县。壁画的内容主要以佛经故事和民间传说为主，具有浓郁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和东南亚文化艺术的特点。

清代反映少数民族风俗的画，较有代表性的有巍宝山的《踏歌图》、描绘边疆傣族地区的《承象图》《沐浴图》以及反映苗瑶风情的《苗瑶斗牛图》等。这些绘画作品既受到汉文化绘画技艺的影响，又兼收东南亚犍陀罗绘画艺术的手法，同时更具有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的特点，进一步显示了云南多元民族文化交流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