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山的那十五年

我在东山的那十五年

/刘生源

刘生源，男，汉族，1941年11月生于宁夏中宁县。1965年7月毕业于宁夏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同心县工作。先后在张家塬农中、田老庄中学、预旺中学、同心中学任教，2003年6月退休，现居同心县城。

我1965年7月从宁夏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同心县工作。回顾我走过的人生历程，值得回味的是我在同心东部山区工作生活的那十五年。

刘生源

在农中的那些日子里

初到同心，我搞了一年多社教后，于1967年8月到张家塬农中工作。当初的农中设在张家塬公社折腰沟大队一个叫姜家湾的小庄子。整个庄子只有四户人家。

从县城搭乘一辆解放牌卡车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绕行，卡车开到预旺，又背上行李步行，自个儿打问着翻过一条很长、很宽又很深的大沟，找到了姜家湾。进入校院，寂寥无人，满目荒凉，一片萧肃景象。空旷的山坳，两排破败的房屋分别坐落在西、北两边上；一站一卧的两个篮球架歇息在院中央。没有围墙，内外通敞；一条山路从校院通过，人畜尽可自由出入。几只山雀见有人来，起而飞，栖于屋檐，叽叽喳喳，给空寂的校园添了几分生机。

我被农中负责人姜廷琪安排在一间校舍里。这间屋子，面向东方。土木结构，一门一窗。白灰墙面，灰砖铺地，一面坡顶。室内盘一小炕，炕前砌一火炉，与炕连通。以前曾住过人，墙已熏黑，顶发黄。因闲置已久，室内颇有霉味。我打开门窗通风透气，洒扫清理铺设毕，天已黑。备有三屉桌一张，木椅一把，煤油灯一盏，权供办公学习照明之用。

当晚我睡在这间小屋里，辗转反侧。“乍暖还寒时侯，最难将息”。夜幕笼罩，阴风呼啸。时不时传来吠声，猫头鹰也来“凑热闹”，偶尔还听见几声驴叫。直到后半夜我才勉强入睡。

开学第一天，姜主任召集我们教师开会，讨论开学复课的问题。与会者一共5人：姜廷琪（甘肃人）、马凤银（同心人）、陈美芳（浙江人）、王晓婷（银川人）和我（中宁人）。决定教师到学生家里通知他们来校上课。第二天上午，我们吃了一顿黄米干饭加腌白菜，姜主任就带领我们出发了。先上汪家塬，那里有4个生产队。凡有农中学生之家，挨门逐户，一一走访，动员上学，告知开学日期。接着再去折腰沟、新庄滩、石家庄等庄子动员学生。至傍晚才回到学校。次日，便开始有学生来校。教师便带领这些先行者打扫教室卫生、整顿桌椅板凳、清除室内外垃圾。随后几天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学生，总共不过二十几人。很明显，学生年龄偏大。

姜主任召集师生在教室开会，算是开学典礼。先是全体起立，集体称颂：“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坐下，向学生介绍各位老师，一一相认；然后讲了复课闹革命；接下来征求意见，开设哪些课程；最后作出决定，给老师们下达任务，并确定了开课的日程。因为没有现成的课本，给学生教什么内容，让老师们各自酌定。

当时，全国人民都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我想：学校让我教《农业基础》课，如果以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为纲，至少是把握住了大方向。再辅之以《农业化学》的相关内容，估计会受欢迎。我第一次登上农中讲台，讲授内容是关于农业生产中“水”和“肥”的问题。自我感觉良好，学生姑且满意。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先后又讲授了“土壤”“种子”，以及防治病虫害等问题。

学校原有个“校办农场”，数十亩地，学生老师都要下地劳动生产。收获粮食卖给国家，换来钱，可补充学校经费的不足。附近又有一个水保站，其职能是治理这一带的山坡沟壑，保持水土，防止流失。农中所以建在这里，也有为水保站提供劳动力的初衷，学校也可从中获得一些收益。学校根据水保站的工作需要，不时地调配师生给他们去打工。主要活计有开挖鱼鳞坑、整修林带梯田、除草、松土、植树造林、修筑拦洪堤坝等。

就这样，无农活时就上课，有农活时则劳动。农活越多，上课更少，无异于“半耕半读”。课堂教学断断续续，时教时停。我在农中工作了3年，又被调到田老庄中学教书。

农中是我在同心工作的第一个平台，战斗的第一个战场，献艺的第一个舞台。真可谓，不忍割舍情方结，无奈离去缘始分；来日方长显身手，毕世耕耘岂无功。

田老庄来了个大学生

我是1968年12月从张家塬农中调到田老庄中学教书的。田老庄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当初我不知路径，走了弯路，绕道中宁、吴忠、下马关，才到田老庄的，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到目的地。其间，在下马关为坐一辆马拉车就等了3天。抵达田老庄的那天，正是1969年元旦。寒气逼人，风沙弥漫，篮球比赛却打得热火朝天。

田老庄完小和其他学校一样，都因“文化大革命”，教师集训，学校停课，学生“放羊”，学校仍处在瘫痪状态。早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期间，校办公室被生产大队所占。至今，学校仍然是他们的大队部。我被安排和一位叫老马的学校炊事员住在一起。因为学校没开课，我被公社抽调下乡，和于泉鸣（原小学校长）一齐到白家湾、梁家川两个大队做征兵的宣传动员摸底工作。

我们一路走来，沿途经过几个生产队，都是先见队长，说明来意，请队长提供信息，我们再下去。凡有适龄青年之家，挨家宣传动员。问姓名年龄，文化程度；看个子高低、身体肥瘦；问当兵愿不愿意，家长是否支持等，一一记录在案。至黄昏，来到大队长家所在地。

雪下了一夜。第二天起来一看，大雪封门。放眼四野，整个山塬是一幅“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壮美景象。这天有一户人家办喜事。主人听说于校长来此，便请到家里吃饭，我也跟着沾光。饭后，我们踏着积雪开路，又走了几个生产队。直到第四天梁家川大队才走完，复行十几公里山路返回公社复命。

春节临近，公社准我回家。从公社出发，步行20公里，经白家湾、梁家川，翻过燕麦梁，再到同预公路边上等待。好不容易等来了一辆卡车，孰料从预旺一路载人太多，此处车没停，呼啸而过。无奈，我们只得返回梁家川，住在一个同事家，第二天又去等车。车上由于人太挤，我的纸币和车票经过了中间数人的往复接力传递，才完成了售票的过程。

到达同心县城，我在招待所门前打问到一辆去中宁的大卡车。我再三哀求司机，他终于同意带上了我。到中宁，天已擦黑，司机说要在我家吃饭，我欣然同意。于是下车带他们两人到我家。我向父母说明了始末，二老热情款待。母亲做了油泼辣子揪面片，我陪他们吃过，二人称谢告辞。

我有4个弟弟1个妹妹，他们或因“低标准”生活所迫，或因“上山下乡”，先后中止了学业回乡务农。只有一个最小的弟弟还在上小学。他们都和父母一起生活，住在县城西郊老宅。我和爱人结婚3年，两地分居，分多聚少。她带着1岁的女儿在离县城15公里开外的东部长滩教书。她住在学校，女儿放在姥姥家，由姥姥照看。到周末她去看女儿。我回到中宁，与父母团聚在西郊，与妻女团聚在东乡，其间十几公里。

春节过后，我告别亲人，又回到了田老庄。来到学校一看，校院依旧宁静。到公社询问，他们说已经研究作了决定，令各大队通知学生开学，并告诉他们，上面已经给我社派来了一名大学生。原小学校长于泉鸣将要调动，新校长还未派定，一切事情老师多多操心。

预旺中学教职工合影（二排左四为刘生源）

经过反复宣传鼓动，终于有6名学生报了名，他们是：余维水、康自民、田兴义、白生柱、白生宝、白占文。这6人作为田老庄中学的首届中学生，结束了田老庄没有中学的历史。初中班仅我一人打理。因学生少，决定在一个过去做过图书室的小房子里上课。从大教室里搬来3张课桌、6把凳子供学生用；一张小桌子做讲桌；找来了一块小黑板挂在墙上。这间小房子，经过打扫清理，陈设布局，就成为田老庄中学第一届初中一年级的教室。1969年4月16日，第一节课就从这里开始了。

到了夏天，又有两位老师来到了田老庄中学。他们是杨果勇和韩廷玺。杨老师携家眷，我与韩老师住在一起。课余饭后，我们三人常凑在一起聊天、下棋、奏乐、散步，消除寂寞，打发时光，自寻乐趣。有时，我们还去爬山，打篮球，这些就是我们仅有的业余文体生活。

过了一年多，公社所在地迁址，公社、医院、代销点统统搬到千家井。还新建了一所中小学综合学校。田老庄中学的“雪球”渐渐滚大了。这一年，又招收了近20名初中一年级新生。初招的6名学生升入初二，我给他们教《数学》和《工业基础》课。新学校已成为中心学校，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1971年，田老庄中学首届初中学生将要毕业，我于当年8月调往预旺高中。之后，我一直关注那6名学生的去向。后来得知他们在下马关上过高中。若干年后，余维水当了同心县监察局局长、纪检委副书记；白生柱是长途传输局助理工程师；白生宝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田兴义当了法官；白占文是乡镇干部；康自民是中学化学教师。他们从田老庄中学起步，经过不懈努力，各自都有了一个较好的归宿，成为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成为了有益于人民的人。作为田老庄中学的开班教师，我心甚慰，虽不敢自豪却也为他们高兴。

在预旺中学的那十年

1971年9月，我调到预旺中学任教。到预旺下了大卡车，肩扛行李穿街而过，风尘仆仆走进校门一看，一栋办公室横在眼前。马廷德校长接待了我，并说他们已经等候多日，天天盼我呢。我跟王志强老师住在一起，饭要到公社灶上去吃。

当晚学校领导给我交待了所任的课程：高一化学、高二化学、初一数学、初二工业基础，外加高二两节体育课，合计每周14节。次日交接，第三日正式上课。初、高中总共只有4个班，就是说我给全校各班都上课。心想：此番可有了用武之地，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当时该校集小学、初中和高中于一体，不同年级分班上课，学校一切教学工作归一个领导班子管理，名曰“预旺中学革命领导小组”。小组成员有两人：马廷德、李生茂。学校工作有统一计划，教学活动有具体安排，管理约束有规章制度，突发事件则随机应变。周有课程表，日有作息时间表。一周6个工作日，一天6节课。这里师资力量较强，小教大部分是中师生，中教里加上我共有6名大学本科生，其中外地的5名，本县的1名，都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敬业精神。

1972年，学校新建了两排8间宿舍，缓解了住房压力。我也分到了1间，王志强老师也乔迁新居。我俩四处捡了一些废砖废料，在过道靠墙搭建了一个约两平方米的斗室作灶房，自己动手，饭菜可口，厨艺见长，一举双收。

原校舍年久失修，学校规模逐渐扩大，在原址发展受地域限制，没有前途。于是决定搬迁，在城西辟了新址，附近是一片坟地。按照规划，路南建小学，路北建中学，中小学分家。

1972年初夏开工，新建中学规模8个教学班，盖四栋8个教室，另有办公室、宿舍、灶房、家属院等，全都是土木结构。第一期工程先建部分教室、办公室、教工宿舍、灶房。第二期续建教室、学生宿舍及其他。在施工期间，发动师生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诸如到东沟背石、背砖，自己动手上房泥等。1973年，一期工程竣工交付使用，中学整体搬迁，在新建学校办公上课，住校的学生借宿在离学校不远的城隍庙里。

此时，已组建了新的中学领导班子，马占海、周维川走马上任。教师队伍进一步壮大，新来了几位行家。但是化学教师还是我一个人，物理教师也还不足。我教全校的化学课，还兼任部分物理课并班主任。教师多了，分工细了，课任教师趋于专业化，学校引导教师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教学研究。初设文科、理科两个教研组，我被指定为理科组长，王志强是文科组长。定期活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采取学习交流，座谈讨论；以老带新，示范观摩；以新促老，相互切磋；专题研究，实验教学等形式，传经授法，互学互帮，达到共同提高之目的。教研活动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启迪了智慧，开发了潜能，改进了教学方法，提高了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备课、上课、作业、辅导、考核等教学环节大都能用心做好，课堂教学收效明显，教学质量逐步提高。

学校的文体活动也很活跃。各班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和有兴趣爱好的教师组成了文艺宣传队，张莉老师任编导，我在乐队中。表演形式多样，独唱、合唱、表演唱、歌舞、器乐合奏、独奏、短剧、京剧清唱等，应有尽有。在校内外演出多场。元旦、国庆节则举行全校文艺汇演。预旺医院有一位京剧爱好者，由他牵头，和我校学生排演了《沙家浜》片段，会场演出颇受欢迎。

学校的教工篮球队和学生篮球队经常打比赛，他们也时常和公社机关联队比赛，甚至把比赛一直打到马高庄。在每年“五一”举办的全公社篮球比赛中，预旺中学教工队不止一次夺冠，我是主力队员之一。学校每年举行一次体育运动会，包括广播体操表演和田径项目的比赛。

1972年我已有3个孩子，最大的5岁，最小的不足一岁，全由妻子在中宁照顾。她也是教师，还要上班，实在忙不过来。我曾多次申请调回中宁以便于照顾家庭，同心方面总是不肯放行。1974年，我突发奇想：既然同心不肯放我，说明同心需要我。我何不将妻子调来同心落户，还可以给同心增加一名教师。我把这一想法告诉马占海校长，他表示赞赏和支持。我写信与妻商量，不久收到回信，她表示同意来同心。经过申请协商，中宁愿意放，同心欢迎来。9月9日举家搬迁到预旺，妻子毕玉秀被安排到预旺完小任教，家也就住在小学里。同心的户籍簿上又添了4口人。

那时工资很低，物资匮乏，吃的穿的都定量，受限制，教师们家家都是精打细算度日月，省吃俭用过光阴，日子过得紧巴巴。吃水也很困难，要到五里之外的五里墩靠人力去拉。拉回来存在缸里省着用，且只供吃喝，洗涮则用从学校的一口深井里担来的苦咸水。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拉水不知取水难。在这里用水不仅不敢挥霍，差一点就“惜水如金”了。

我们两人都上班，孩子还小，照顾不过来，不得不把岳母从中宁接来帮助做饭看孩子。后来岳母病了，住院治愈后送回中宁，又把我母亲接来帮忙，直到放假才回去。物质生活虽苦，但家人团聚，共享天伦，苦中有乐，乐在其中。

1975年，学制由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该年的毕业生延期半年毕业。当年学校规模已达8个班，在校学生近400人。二期工程也已交付使用，住校学生住进了新宿舍。围墙建成，操场平阔，房舍齐整，校园绿树成荫，面貌焕然一新。为了改善照明，学校买来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我和几位老师协助工人师傅布线安灯。合闸试验成功，全校一片光明。从此，预旺中学结束了煤油灯照明的历史。

1975年前后，学校偏重于“兼学别样”，大兴“开门办学”之风。教师奉命率领学生到处支农学农：夏收北关拔麦子，秋收南塬割糜子，和尚坡下收荞麦，五里墩地里锄谷子；兴修水利，劈山填沟筑大坝，学生大军，哪里需要就到哪。分期分批，一期少则十天，多则半月有余。贺家塬、靳家沟、郭家阳洼、孙石家庄，处处都留下了预旺中学师生的足迹；座座大坝，上上下下的黄土里倾注了他们的汗水。学校还创办了“开门办学”的“红医班”和“农机班”实体，分别开设了有关医学医药的课程和有关农用机械的使用维修技术课。“农机班”还跟预旺农机修理厂挂上了钩，“红医班”则与预旺医院挂上了钩，缺专业老师就从他们那里请。这两个班维系了不到一年就毕业了。他们是1976届。

高中学生那时被编入民兵序列，模仿部队，搞了一次行军拉练，师生同参加。背着背包、干粮、水，红旗引路，大部队步步紧跟，行军目的地是罗山。我们还配合公社参与了“备战”宣传。

上述活动中，师生深入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农民的疾苦，和他们建立了感情，也受到了教育，有一定的收获。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很有必要，但应该是有计划的，适度的，而不是盲目的，随心所欲的。由于那期间出外劳动过于频繁，占用了太多的上课时间，教学计划无法如期实现，教学任务不能按时完成，教学过程时续时断，不能连贯，学生即便学一点东西也难以巩固。1977届高中学生受的影响最大，他们作为应届生参加当年高考全部落榜。教师情绪有些低落，学生也有不少怨言。

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和举措，激励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振兴，中学教育将临竞争和挑战。有了压力就好办，怕只怕悠哉悠哉不以为然。压力产生动力，动力发动机器；人人开动机器，集而形成合力。那时不发奖金，也没人给补助，没有物质刺激，也不评先进典型，只凭号召和良心。领导前面发力，骨干教师加力，转而产生凝聚力。“人心齐，泰山移”。上下齐心协力，为“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而努力。1977年高考，预旺中学往届生张耀武、马凤忠、马鸿儒榜上有名，当时在预旺地区引起轰动。众人相告而赞许之，学子羡慕而向往之。学校引以为荣，教师脸上有光。这是预旺中学建校以来通过高考为高等学府输送的第一批新生，为此，师生士气大振，对未来充满信心。

接下来的几年间，初中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为高中招生提供了充足的生源。恢复高考且有不少人考上了大学和中专，势必对初中生产生了诱惑力和感召力，增加了吸引力和上进心，上高中就成为他们的首选，报名者络绎不绝。生源充足，增大了选择的空间，所招新生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保证，在校学生猛增。这时学校领导人是张秀生，1979年我被任命为教导主任。

一分辛劳，一分收获。春种秋收，春华秋实。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1978年高考，预旺中学考生大专录取3人，高中中专（含简师）录取17人；1979年高考，预旺中学考生大专录取11人（其中本科7人），高中中专（含简师）录取12人，大专录取率高于同心中学。上下齐心谱新篇，师生协力铸辉煌。预旺中学为全县人民交出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预旺中学高中部从1970年开始招生到1981年最后一届毕业，办学11年，送出毕业生10届近800人。硕士杨占武、杜建录等，博士马鸿儒、锁忠贵等，在部队立了功提了干做过营、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张仲亮、李思智、陈连书、王占武、马吉录、苏致雄等，任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有马忠玉、赵世华、张学诚、胡彦华、李晓忠、余建福、马吉福、冯庆科等，著名企业家、现任宁夏工商联主席的刘金虎，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的张家塬乡汪家塬村支书张树森等，他们都曾就读于预旺中学。

1980年预旺中学高中部停止招生。因为县上要“并拢五指，捏紧拳头”，集中财力和人力资源办好同心中学，决定预旺中学和下马关中学的高中部下马，所以在1981年最后一届高中生毕业后，我被调往同心中学任教，在预旺中学10年的经历画上了句号，时年40岁。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不觉又过去了30年。抚今追昔，不可同日而语。忆往昔，同心县的教师本不多，特别是中学教师，大部分来自外地，出自同心本土的教师很少（例如：1967年的张家塬农中有教师5名，其中4名是外地人；1970年的田老庄中学有教师4名，其中3名是外地人；1973年的预旺中学有教师14名，其中12名是外地人；1981年我到同心中学时有教师50余人，其中外地教职工近30人）。1983至1986年还请来一批北京老师支教3年，后又有福建老师轮流支教数年。同心教师数量之不足可想而知。看今朝，同心县拥有教师数千之众，同心人占了绝大多数，外地教师寥寥无几；值得欣喜的是预旺地区的教师大多数又都是预旺地区人。这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同心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成果由此可见一斑。大量的同心籍教师培养起来了，不仅基本满足本县需要，向首府输出的优秀教师也不少，其中许多是我的学生，更多的则是我的学生的学生。联云：

几番磨琢方成器

毕世耕耘始有功

我作为一名把毕生献给同心教育事业的外地教师，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无比的自豪，莫大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