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心我的情

我的同心我的情

/李岸国

李德修，男，回族，四川成都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1952年至1954年在原宁夏省民族公学干训班学习，1954年至1972年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同心支行王团庄营业所、同心县喊叫水财税所、同心县财税局工作，1972年至1992年在同心县广电局工作，1992年12月退休。

李德修

结缘同心献青春

1951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父亲告别了年迈的爷爷，告别了他念经多年的成都隍城清真大寺，告别了繁华、富庶的“天府之国”——四川成都，跟随甘肃洮州（今临夏）到成都经商的马福林哈吉来到了风沙肆虐、人烟稀少的大西北，先后在固原三营、吴忠、灵武等清真寺念经。1952年7月，他给远在北京开学的阿訇马继高写信，请求帮忙在宁夏工作。一个外来回族青年的诚心感动了原中央回民学院院长马玉槐、原宁夏省政协副主席马昆山和宁夏民委的马立克同志，在他们的直接关照下，1952年9月父亲有幸被免试保送到宁夏省民族公学（吴忠师范前身）干训班培训，1954年9月毕业，服从组织分配，到生活条件最艰苦的同心县工作。从此父亲就踏上了建设第二故乡——宁夏同心的艰辛道路，终身安家落户在了同心。

父亲先后在银行部门当过农贷员，在财税部门当过文书和税务所长、税收稽征组组长，在广播电视部门当过记者、编辑、编播组组长、广电局秘书、副主任科员等职务。几十年如一日，干一行爱一行，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无条件地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同心的民族团结进步和建设事业。

1962年5月远在四川老家的爷爷病故，父亲因工作不能分身（当时刚接任喊叫水税务所长），未能请假返家料理后事，只能拜托姑姑、姑夫（爷爷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代他送葬尽孝。直到1984年春父亲才抽空和我母亲一起回老家给爷爷上坟。1997年1月我和三弟又陪老父亲一起回老家为爷爷上坟、立碑，以此弥补父亲当年因忙于工作而留下的心灵缺憾。

50多年前同心的自然面貌是：“山上和尚头，地上没水流，三年两头旱，吃水贵如油”。那时由于山大沟深，交通非常不便，从县城到区、乡不通汽车，区、乡到村、社都是羊肠小道。县上干部下乡骑马，区、乡干部下村、社骑毛驴或步行，一不小心就有摔沟的危险。

1955年春天，当时我父亲在王团营业所工作，被抽调到黄草岭乡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天中午接到区公所通知，让父亲当天赶回区公所汇报工作。父亲马上从乡政府起程，行至大沟沿村时，突然狂风大作，黄沙飞扬，遮住了去路，我父亲迷失了方向，被风沙卷入一条十多丈深的沟底，失去了知觉。幸遇一位好心的农民兄弟下沟饮驴时发现了我父亲，用驴把我父亲驮回他家。区公所得知我父亲遇险的消息后，立即派人用马匹把我父亲驮到县城城关卫生院住院治疗。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40多天后父亲康复出院，重返工作岗位。这年5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

那时的同心很少吃到大米和新鲜蔬菜，特别是父亲下乡到农村挨家挨户催收农贷时，每天都要翻山越沟，走几十里山路，一年四季都在农民家里吃派饭。每天四角钱的伙食标准：中午一顿黄米黏饭，晚上一顿没有油荤的白水面条，上顿下顿都吃腌制的咸白菜或野菜，就连最普通的韭菜也很少吃到，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

1959年春天父亲又被下放到张家湾参加修筑拦水大坝的劳动锻炼。张家湾是一个穷山村，十年九旱，人畜饮水极为困难。当年县委和县政府为彻底解决这一地区的人畜饮水和旱地变水田的问题，将清水河拦腰斩断，截洪蓄水，这是当时震动全县的大型水利工程。当时父亲看到工地上轰轰烈烈的场面有感而发地写了首《打夯歌》：“今日张家湾，千人大会战，机器隆隆响，夯声冲云天。夯起夯落处，打成梅花瓣，歌声飞如云，嫦娥思下凡……”

1962年3月，全县5名下放劳动干部调回原单位工作，同年4月我父亲被县委组织部调任喊叫水财税所任副所长。在喊叫水的8年间，他和周彦杰、马英武、李明亮几位同事走遍了喊叫水的村村社社、山山洼洼，向群众宣传税法，为国家收税聚财，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多次被县上评为先进税务所。

父亲一直酷爱新闻写作，在下放劳动和财税部门工作期间常给县广播站、宁夏日报社写稿件，当业余通讯员，他利用空闲时间把他们劳动或下乡时发现的新人新事撰稿进行报道（如1961年3月《宁夏日报》刊登的《薛家山庄大队实行五定——播快播好》），先后多次被评为优秀通讯员。1970年，因工作需要父亲调回到县财税局，此时父亲才能有机会经常跑广播站交流写作经验与体会。

记者生涯多风采

1972年3月，父亲如愿以偿地调到了他心爱的新闻单位——同心县广播站，成为了一名记者。在预旺的一次采访中，他发现本地区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农业学大寨的感人事迹，却很少有人去报道，回到县上后他就主动向领导申请到预旺广播放大站设立临时记者站，做预旺地区（包括马高庄、张家塬公社）的采访报道工作。为了方便工作，临行前站领导批给了他一辆自行车、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和一摞稿纸。从此我们家就又安在了预旺，他就和金占林同志并肩战斗了整整8年。

预旺地区山大沟深，没有一条像样的乡村道路，每次下去采访都要翻深沟、爬高山。8年间他翻遍了预旺、马高庄、张家塬的沟沟岔岔，进村社入农户，吃遍了百家饭，写出了许多篇感人的报道，大多被县广播站采用。其中1974年6月写的《油坊塘大队修建水库改变生产条件》、1976年2月写的《马家高庄公社积极发展林业》、1978年1月写的《实行评公积分，坚持按劳分配》、1979年4月写的《冯家湾大队办好合作医疗》、1980年1月写的《民族政策光辉照窑山》等多篇文章还被《宁夏日报》刊登。

1974年夏天，父亲答应我到预旺城去玩几天。放假了，我高高兴兴地坐上班车到了预旺，可下车后却未能见到父亲。才上四年级的我立时感到孤独无助，像个没爹娘的孤儿，在预旺钟鼓楼下转来转去。幸好遇上了给公社拉水看门的“萨儿”，好心的“萨儿”听说我是李德修的儿子，就将我领到了公社院里，从灶上给我打来了饭菜，让我安心和他一起住下。从“萨儿”的口中我得知父亲随公社领导到油坊塘大队去采访了。三天后我才见到了父亲，见到父亲我一下扑到他的怀里大哭起来，父亲一边哄我一边解释：最近工作太忙，把你来的事给忘了，实在对不起，儿子。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只知道工作——下乡采访、写稿子、看报纸、听新闻，却顾不上把儿女的事、家里的事放在心里。

记得1978年暑期的一天，父亲应邀到张家塬公社梨花嘴大队去采访，不料身体偶感风寒，四肢酸痛，浑身无力。家人劝他不要去了，等身体好了再去。但他考虑到是第一次到梨花嘴去采访，且与大队干部有约，就让放假在家的我骑自行车带他去梨花嘴采访。父亲和我一起翻深沟，越大山，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艰难地到了目的地。当看到满山遍野、挂满果实的杏树和坡地里金黄的麦子时，父亲的病好像去了一大半。他高兴地对我说：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农民又有希望了，梨花嘴真是个世外桃源啊！大队支书得知我父亲带病来访时，双手紧紧握住我父亲的手感动地说：“老李啊，你太守信用了！”与支书一起来接我们的几位热情好客的老者，把我们爷俩让到了支书家的炕上，又是沏茶又是端饭的。淳朴的农民兄弟让我们爷俩感动至今。经过3天的走、看、访，父亲写出了《杏花开遍梨花嘴》的报道。

父亲在我们眼里是一个爱干净、穿着讲究、工作认真严谨的人，他始终恪守职业道德，不讲情面，不畏权势，也从不搞有偿新闻。老百姓遇上啥不平的事总爱找他倾诉，希望他及时传达百姓的声音，揭露腐败现象。他总会通过各种渠道帮助他们反映问题，化解矛盾。几十年间，他积极宣传同心，表扬好人好事，伸张正义，弘扬正气，抨击歪风邪气。先后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新闻稿件1500多篇，新闻照片500多幅，50多次获奖，有力地宣传、推介了同心，为同心招商引资，增进民族团结进步，推动各项事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是倡导民主，坚持真理，弘扬正气。新闻报道需紧跟形势进行真实的报道。由于他经常撰写批评稿件，不免得罪了一些人，招来了个别人的冷嘲热讽，面对压力和委屈，父亲从未动摇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执着！

1988年以来，父亲先后在《共产党人》杂志、《宁夏广播》（内刊）、《宁夏日报》《吴忠日报》发表了《要为党旗增添光彩》《不辞耕耘苦才有收获甜》等多篇文章，以此鞭策自己，教育我们。

新闻工作的经历，使父亲成为了一位文学爱好者。他曾在《中国回族民间故事》《银南文苑》《宁夏政协报》《银南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回族神话故事《发菜姑娘》、民间故事《海池山的传说》《半个城的传说》《金不换》和快板诗《麦燕找对象》等多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

老有所为释余热

1992年12月父亲退休了，这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并未影响他热爱了大半生的新闻事业，他也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笔和照相机。退休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走街串巷，用新闻人的视角去关注、宣传改革开放以来同心的变化，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期间他还帮助张鸿智修订了《闪光的人生——“铁党员”金占林》的书稿，使这位与他共事多年的金占林同志的先进事迹家喻户晓。父亲为《闪光的人生》的出版深感骄傲和自豪。

退休以来，父亲先后在区内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新闻稿件和摄影作品600余篇（幅），先后在《银南报》《宁夏日报》《共产党人》《吴忠日报》《银川晚报》上发表了《我把青春献宁夏》《不了情》《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退休不褪色，笔耕献余热》《坚定信念永葆青春》《一个大学生就业的艰难经历》等文章。父亲庆幸自己与新闻结缘，他更为自己老有所为而倍感欣慰！

严父教子皆成才

在几十年的工作中，父亲不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更严格要求我们。1975年大哥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时在母亲的逼迫下，大哥硬着头皮坐下来复习已遗失的功课。大哥高二时上的是机电班，加之两年的劳动锻炼，高考落榜。母亲很不甘心，整天叨叨着让父亲到县上去找人给老大找份工作，父亲却拉着脸严厉地吼道：“全国五亿农民都能活，就你的儿子不能活，当农民能饿死吗！”其实家父不愿求人，他一辈子很少求人为子女办事，他总对我们说：“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历史自己写！”这样的“家训”断了我们兄妹期望父亲找工作的念想，兄妹们只得个个用功，自立自强。从1979年到1997年，我们兄妹七人全凭自己的努力先后考上了中专、大学，或高中毕业后直接招考就业，自力更生、独立成家立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门，都是单位上的中坚骨干。

我们家因孩子多生活一直比较困难，但父母始终保持“人穷志不穷”的心态，生活过得很乐观，不管生活多困难，都要供养我们上学读书。父母再苦再累也从不拖我们的后腿，让我们吃饱穿暖，安心读书，将来出息成才，报效国家。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一天天长大，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毕业，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成人，成为了国家有用之才。1979年我是家里第一个考上中专的，毕业后成了一名教师，先后在预旺和城关学区、县城二小从教30年。三弟李岸雄198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同心县考入北京大学的第一人，现供职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后来还获得了北大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7月，代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随中央国家机关第二批援藏干部开始了3年的援藏工作。2001年8月，圆满完成了援藏任务回到了北京，被誉为“把‘长城’修到雪域的中粮人”。

在此还应该为我母亲添上一笔，她可是家父真正的贤内助。据父亲讲，在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即1956年8月初，在到县上参加全县三级干部会议期间，经县支行同事纳致斌介绍，与我母亲丁淑燕巧结良缘！行长杨新怀同志亲自在县支行大院为他们举行了由全行职工和群众参加的隆重而又热闹的婚礼。当时县政府还派办公室秘书万树恩、县妇联主任卢金华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且表扬他们是贯彻新《婚姻法》，婚事新办、简办的模范。从此，多年漂泊的父亲，总算有了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和温馨的家！几十年过去了，至今父亲还念念不忘当年为他们牵线的红娘和为他们操办婚事的领导、同事们。

我母亲生性要强，她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任劳任怨，默默地支撑着我们这个大家庭。在预旺的8年间，她为了让我们吃饱肚子，穿得好一些，白天，她除了参加队里的劳动，还利用农闲时间给旅社拆洗被褥、床单，给农具厂工人拉水、做饭，凡是能挣钱的脏活累活她都干，以贴补家里的生活。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为我们纳鞋底、做衣服，缝缝补补，彻夜难眠……如今，母亲已是白发苍苍。

梅花香自苦寒来，年迈的父母现已是儿孙满堂，2002年以来，孙子孙女们先后考入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北京邮电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宁夏大学，为我的老父亲增了光、添了彩。我们家过去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读书人，而现在父亲的儿孙们个个都是大学生和大专生，我们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看着儿孙们人人争气，个个成才，都成了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着实让他老人家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家父的人生是精彩的。在同心这片热土上，他用满腔的热忱去追求理想，去奉献青春。是的，他经受了太多的挫折和磨炼，吃了不少的苦头。如：1955年因公负伤；1959年下放张家湾水库劳动锻炼；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家中有父亲过去念过的《古兰经》及其他经书，被打成牛鬼蛇神揪斗游街，并且焚烧了所有经书；1991年夏天遭遇车祸……可面对挫折，他从未埋怨过组织，也从未动摇他扎根山区的意志和一心一意扎根同心的决心。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父亲盼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得以实现，终于有了理想的政治归宿。

我的父亲现在已到了耄耋之年，看到同心今天高楼林立、柏油路四通八达、市场热闹繁荣、广场歌舞频频的景象，回想自己曾经为第二故乡的建设和发展付出的情和爱、汗与水，父亲感到心里很舒坦，他对已逝的青春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