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重任在四川龙头村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傅斯年

十五、重任在肩——龙头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

1980年前后，我曾在昆明北郊龙头村的官渡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了三年。出了学校，穿过一条小路，就是宝台小学和宝台中学。两所学校都在一个很大的寺庙里，那时，我经常过去，对那座寺庙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

寺庙的山门在一个高高的台阶上，进门后依次建有四座殿宇，皆为三楹，单檐歇山顶。虽然说不上雕梁画栋，倒也古色古香。小学部分占了前殿，东边有一个宽大的操场，操场两侧各有一排平房作为教室。中学在二殿和三殿之间的四合院内，院内古柏森森，当时中学初办，班级不多，三殿和东厢房作为教室，其他便是教职工宿舍。寺庙的大殿，即第四座殿宇则不在学校的范围之内，属于粮管所使用。

时隔20年，我又走进了这所学校，为的是寻访抗日战争时期迁昆的科研之一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是我国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我国各民族语言和历史的研究机构。这个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当时我国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顶级专家，代表着这些学科的最高水平，所长就是著名学者傅斯年。他们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要了解自己的灵魂，应该先认识自己的历史，懂得自己的语言。”抗日战争前，震惊世界的安阳殷商遗址的发掘，抢救收集几乎被日本人买走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就是他们的杰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同仁带着总计有一千多箱、重约一百多吨的包括殷墟文物和大内档案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和文献资料从南京出发，踏上了迁徙的旅程。先搬迁到长沙，长沙危急，又决定搬迁昆明。虽然这批珍宝的数量远没有故宫博物院那样多，迁徙的规模也没有那样大，但它的文物价值和历史意义仍十分重要。

史语所研究室当年工作场景

1938年1月到达昆明后，除了在城内靛花巷3号设有办事处外，还租用了龙头村的弥陀寺、东岳宫，棕皮营的响云寺和瓦窑村的普慧庵等几个寺庙作为工作生活的地方。当时，史语所设有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四个组。普慧庵作为人类学组研究室，弥陀寺则集中了语言组、历史组和考古组，图书资料陈列于弥陀寺大殿，东岳宫前殿为职员宿舍，而史语所的办公室设于响云寺。

那时，史语所的研究人员有四五十人，加上职工家属有上百人之多。其中傅斯年、罗常培、李济、李方桂、梁思永、董作宾、吴定良、丁声树、石璋如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出第一届院士81名，其中，史语所就有8名之多，占了十分之一。1955年，丁声树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与故宫国宝南迁不同的是，史语所对所带国宝，不仅进行保护，而且还进行了研究工作。在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借龙头村一隅僻静之地，史语所的学者们，仍然继续着他们的学术研究。

1940年夏，日寇占领越南，敌机轰炸日渐频繁，大后方的昆明一时变得紧张起来，一部分教育科研单位又计划向四川、贵州搬迁。此时，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奔走于重庆与昆明之间，十分不便，于是，史语所又搬到四川宜宾的李庄。

史语所迁走后，响云寺和普慧庵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而弥陀寺和东岳宫则变得热闹起来。弥陀寺成为云大附中的校园，东岳宫的后院是乡公所，前院又住进了冯友兰和客寓他乡的犹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弥陀寺成为小学校，而东岳宫改为粮管所，但其建筑风貌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依然如故。

然而，至2001年我再去寻访时，当年我再熟悉不过的弥陀寺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旧有的寺庙建筑大多都已拆除，改建为钢混结构的教学楼和教工宿舍，只有那些柏树依然苍翠。好在旁边粮管所内的作为史语所职工宿舍的东岳宫以及当年被称为“国统区最完整的文史图书馆”的弥陀大殿还在，总算为史语所的抗战时期的昆明岁月留下了记忆空间，也为我们寻访者带来了几分惊喜。

那次，我们对史语所使用的其他地点如棕皮营的响云寺和瓦窑村的普慧庵也进行了寻访，但都不复存在，只在棕皮营村见到了成为豆腐坊的招待所的一排平房。

新中国建立前夕，史语所迁至台湾，但他们为研究和保护中华文化遗产的业绩和精神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如今弥陀殿和东岳宫也已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