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仙湖水下古滇国遗址

1众说纷纭

（1）水下遗迹的“身份”。

两次探秘，最大的谜团是这些水下建筑群的年代和“身份”。李昆声激动地说：“尽管坍塌了，抚仙湖水下的建筑遗迹有24平方公里的规模，有许多难以理解的符号和图案，这些可以让我们确认，抚仙湖水下建筑群是一个重大发现，也隐藏着巨大的秘密。”综合两次探秘和众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对水下遗迹，可以归纳为“九说”，如同九道难题，留待人们探索解答。

其一，拦水坝说。

云南省文物管理处原处长、研究员邱宣充至今持这样的观点。

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张家康认为，如果是拦水坝，恐怕也不需要搞其他造型的石材，会不会是带观海性质的拦河坝？

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64岁的张增祺在考察之后否定了这种说法。他原先也有这种观点。

其二，码头说。

《云南日报》记者在下潜后，从石条中发现了很像石钉子的石器，曾猜想是用来系船的，由此推断这里曾经是码头。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持此说。

其三，城市、部落说。

中国古建筑史学会会长杨鸿勋认为，遗址是一片古建筑群，可能是古滇国的某个城市，而非俞元古城。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教授于希贤判断，这个水下古城完全是少数民族的城池，它没有砖，没有瓦。当时相临近的汉文化的城池已经有砖瓦的建筑，可是水下古城没有看到砖瓦。全部用石头或者其他东西来盖房子，不用砖瓦，这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习惯。就是今天的彝族，有些寨子至今仍然是这样的，不用砖瓦建房子，这个是少数民族的建筑形式。

其四，祭祀台说。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戴宗品曾持这个观点：云南先民有石崇拜的习惯，从宗教角度来修造的，会不会是相当于祭祀台之类的建筑物？李昆声、耿卫亦持此说。耿卫认为，祭祀是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祭祀文化无不贯穿于整个滇文明的历史。随着滇人生产的不断扩大，人员的增长和对物质需求的不断增大，对自然的依赖更加突出，与神的沟通更加重要，滇人不惜任何代价修建用于祭祀的高台、庙宇和各种特定场所，这从李家山、石寨山等出土的大量青铜文物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其五，王城、王宫说。

中国古建筑史学会会长杨鸿勋、理学博士姜岩推断，这个24平方公里的水下建筑遗迹和玛雅文化很相似。从气势上看，这不是一个郡县之地，而是古滇国的都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教授于希贤说，他第一次听说这个观点是杨鸿勋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节目里提出的，认为这是古滇国王的一个寝宫。因为城址的规模很大，既有高雅文化区，又有休闲区，离一般贫民区很远，功能分区比较明显，还有城市的中轴线、街道，这些在水下都可以看到，所以他认为杨鸿勋的观点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他说，根据后来从水下取上来的一个青铜蛇的图腾装饰物来看，居住者的级别比较高，这个蛇是古滇国的东西，是级别的象征。他期待“有朝一日抚仙湖水底的‘滇王宫’向世界游人开放，这绝不亚于地中海海底的‘亚历山大港’和‘赫留赫王宫’，定会展现出辉煌的古滇国文明”。

其六，城墙说。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蒋志龙副研究员认为，目前云南发现的古城有土城，元代是土石结构，明清时表面是城砖，但如果抚仙湖水下发现的是古城墙，那可能是更早时期的城。于希贤指出，水下遗迹石墙的石料与路南长城属同一时代。

其七，王陵说。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认为，打捞上来的两件文物，人类加工痕迹十分明显，这是一个人工建筑遗址，极可能在东汉时期，还有一种可能是古滇国的王陵。

其八，俞元古城说。

云南省著名考古专家张增祺说抚仙湖水下可能就是俞元古城。他认为，这个建筑修建的时期应该是东汉时期，而东汉时期这么大规模的城址就在这里，很可能是俞元古城。这是依据《汉书·地理志》中的一句话“俞元城，池在南”。根据历史地理专家的考证，这里的“池”就是抚仙湖，而现在水下古城的所在位置恰巧在抚仙湖的东北岸，即那“池”在差不多城南面的方向，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比较确切。

其九，源头、中心说。

耿卫通过多年与水下遗迹的零距离接触，并查阅大量资料，坚定地认为被淹没在抚仙湖底这些“最初的高大的根基”就是古滇国文明的根基，是辉煌的古滇国文明的发源地，同样也是古滇国文明的中心。他的直接证据是：“俞”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最、最初、痊愈”等，“元”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原始、根基、单位、高大的、建筑”等。

国际易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研究员，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与文物评估中心客座教授黄懿陆更有惊世之论：“我在《人类文明溯源》中出示了许多照片。一些是抚仙湖水下遗址发现者耿卫在水下所拍，一些是我对出水遗存的拍摄。我认为，抚仙湖水下遗址承载着太多的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信息，很可能是揭露人类文明起源的唯一遗址”；“任何伟大的理论，在抚仙湖水下遗址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辩解，都是不堪一击的学说”。

上述“九说”，有的确实神秘莫测，扑朔迷离，令人难解。最终能否“九九归一”，得出一个终结的结论，此非一日之功。

（2）水下遗迹的“年龄”。

一位专家强调说：“关键是要断代，这些‘符号’究竟是否人工，究竟属于哪个年代。抚仙湖水下考古实际上不仅需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地质学家的介入十分必要。我们考古人员需要地质专家提供抚仙湖的地质变动历史、地层信息、水质信息、水下石块自然生成等信息。”专家们同时也表示，如果抚仙湖水下的石块遗迹能够被确定是人工建筑，且具有久远的年代，那么它在考古学上的意义将十分重大，因为在中国考古史上，大规模的石构建筑遗存十分罕见。

第一次考古推断：汉魏时期。

于希贤曾专门就出水的夹沙红陶釜与多位权威考古专家进行探讨，他说：“我请教了当时还健在的北大教授俞伟超先生，他是国内秦汉考古方面最有声望的一名学者。当时他看了这个夹沙红陶釜后，就断定是东汉时期的。”有一件像红桃的桃符，经鉴定认为是东汉时期的东西。考古队员曾从水下取出砌在墙里的贝壳，根据碳14测定，这枚贝壳至少是1750年以前的东西。据此推断，抚仙湖水下古建筑应该不晚于东汉中晚期。

杨鸿勋：“这个水下遗址有可能是一座依自然地势而建的城市，有点像玛雅人的金字塔一样石梯状的建筑。其建筑风格是战国至西汉时从中原传入此地的，从水下的石块来看，像是广场上石板路的一块，其年代大致在汉代。抚仙湖地处地震多发的断裂带，历史上此地曾有三个村子因地震而陷落，由此可以说古城是由于地震陷落，水位上升而沉到水底。”

李昆声：“这是一座因山体滑坡陷落湖底的水下城市。从水下打捞上来的石块上的花纹和陶釜来看，年代跨度较大，大概在汉唐之间。”

刘庆柱：“一般都城和王陵离得很近，在李家山已发掘出王陵，但古滇国的都城在今晋城，由此可推断水下古城不是都城。陶釜是中原两汉至东晋普遍使用的一种炊具，云南使用稍晚，由此推断是汉魏时期。抚仙湖水下古建筑遗迹的考古工作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全部做完，得出科学明确的结论。由于水下考古耗资巨大，加之其特殊性与考古难度较大，目前世界上没有一处水下遗址做完全部考古工作。”

李季：“今天的考古只是在一个点上进行，不能仅凭今天的考察下定结论，点上的突破不能代替面上的结论。大致可以推断古城是汉魏时期。新的发现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云南是多民族聚居地，抚仙湖水下建筑遗址与哪个文化、哪个部族有联系，我们还需寻找证据。”

王仁湘：“打捞上来的石块上有纹饰，看上去像蛇的图案的一部分。蛇是古滇国的一种崇拜物，在出土的青铜器物上就有蛇。我觉得不排除水面升高、湖面扩大造成古城陷落的可能，因为一千多年前的湖面比现在小得多。”

第二次探秘推断：比1800年更早。

李昆声说，由于发现有限，掌握材料有限，目前还无法确定“水下古城”的历史，“但是，已发现的表明‘水下古城’比之前所推测的‘俞元城’与古滇国更为古老”。根据第二次探秘发现的石板上的圆孔、“数字”符号、太阳纹、人面画像等各种图案，李昆声认为太阳纹是早在4000年前就出现过的。他指出：“云南临沧沧源县的岩画上就清楚地记录了新石器时代的太阳样貌。另外，春秋时期的铜鼓上也刻画了具有四道光芒的太阳，这些文物记录了古代人对太阳的崇拜，在古代比较常见。但是在石块上阴刻太阳纹是比较罕见的，加之石块上的图形更加原始，所以水下古迹的年龄要比1800年更加古老。”

同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此前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俞元城或者古滇国时期，文字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了，为什么还要以这样原始的方式来记载与表达呢？这座古城的历史更加悠久，不是1800年前，有可能是四五千年前！”

水下古城第一次探秘发现，有专家推测古城存在于1800年前；此次水下探秘发现，有专家认为这个古城的存在更久远，甚至是6000年前。姜岩博士说：“古埃及文明出现在6000年前，中国最早的文明发生在夏商时期，4000年前。水下古城发现能改变中国、世界的文明史。”

“水下古迹”可能更“老”，这意味着古滇国的历史将在今后的不断探索与破密中改写。

（3）遗迹为何躺在水下。

堵塞：有人认为是因为抚仙湖出水口被堵塞，造成湖水水位急剧上升，淹没附近的城市。

地震：有人认为是由于地震、滑坡等自然原因造成的。

陷落：有人认为是湖底及沿岸地面自然陷落，使湖边建筑物陷入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