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寨山，芝麻开门

一、石寨山，芝麻开门

滇池南岸的晋城，自然风光格外优美。“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一般认为是宋朝邵尧夫所作的著名古诗，据晋宁当地方志学者考证，此诗乃清顺治乙丑年间的举人、晋宁金砂人王寿祚所作。诗中描述的就是晋城郊外的景色。

就在这田园风光如画的地方，1955年，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在这里的石寨山上一片墓地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从而震惊了中外考古学界。

石寨山位于晋城西5公里处，是一座南北长500米，东西宽300米，高33米的小山丘。从远处眺望，山形酷似一条巨鲸横卧，故又名鲸鱼山。如今，石寨山距滇池1公里左右，但在战国及西汉时期，石寨山濒临滇池，仅是高出湖岸八九米的小山，西面因受滇池水的冲击，岩石陡峭；东南地势平缓，成一坡地。

1955年3月，由云南省博物馆孙太初、熊瑛、马荫何三人组成的考古队到石寨山进行第一次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历时21天，虽然仅发掘了两座墓葬，然而却出土了100多件与中原内地大不相同的青铜器。其中有两件贮藏着贝壳的器物盖面上铸有众多人物立体雕像，形象逼真地再现了纺织场面和杀人祭祀场面。这样形式的器物在中外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出土。

恰好这个时候，我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来到昆明，看了这些出土器物后惊叹不已，认为这些器物的出土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郑振铎当即决定由国家文物局拨给经费5000元，并拨给一部德国进口的经纬仪以支持发掘工作。

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云南省博物馆进行了石寨山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历时3个月，共清理墓葬20座，出土各种文物4000余件。奇珍异宝，美不胜收，举世闻名的滇王金印，就是出自这次发掘的6号墓。

1956年11月的一天下午，薄暮时分，夕阳西沉。石寨山考古队正在进行当天考古发掘的最后清理。这时，在第6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的小小金印被清理出来。四个典型的汉篆“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映入人们的眼帘。印背上蟠着一条蛇纽，蛇背上饰鳞片纹，蛇头伸向右上方。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

这，就是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过的“滇王王印”。

主持这次发掘的孙太初在《滇王金印出人间》一文中回忆说：“我的心在怦怦跳动，手也有些颤抖。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填土，虽然印的体积不过方寸，而我此时却感到好像是捧着一件千斤重器。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方寸之印确乎比千斤还重。它在学术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有了它，我先前的遐想完全被证实，两千多年前滇王国神秘的历史揭示出来了，这是一件何等激动人心的大事啊！”

关于滇王金印的出土，据孙太初先生说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发掘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一起参加发掘的同事开玩笑说：“如果能出现一颗滇王印，就能证明这是一处古滇国墓地。你是发掘主持人，当然少不了请客，以示祝贺。”他心想哪有这么凑巧的事，随口就答应了。岂知说过这话还不到一个星期，奇迹果真出现了。激动之余，也没有忘记先前的许诺，立即请人去海边渔船上买来两条大鲤鱼，和同事们饱餐了一顿，算是开了个小小的庆祝会。

此后不久，1958年冬季和1960年4月，云南省博物馆又在石寨山进行过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38座，出土文物600余件，晋宁石寨山墓地的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四次发掘，共清理墓葬50座，出土文物4800余件。

据考古学家分析，石寨山墓葬的文化遗物涉及的历史时期跨度很大，从新石器时代到东汉绵延数千年，随葬器物按质地可以分为石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及玉石玛瑙器等。其中青铜器占了很大比例，出土青铜器的墓葬时代上限约在春秋战国之际，距今约2500年，下限可晚至东汉时期，距今约2000年。时间跨度约500年左右。

种类繁多的青铜器按照使用功能可以分为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装饰品等类。应该大多是墓主的生前用品，而且大量青铜兵器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型墓葬中，小型墓葬中却寥寥无几，赫然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与内地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比较，这些青铜器物的造型、纹饰都有显著的不同，特别是用铜鼓直接或经过改制作为鼓形贮贝器，在世界青铜文化史上实属罕见。一些用于厮杀的兵器为了强调装饰效果，特意焊铸了一组组动物或人物形立体铸件，多了几分浪漫的色彩。

尤为珍贵的是，有的贮贝器鼓面一些祭祀、战争、纳贡及狩猎场面，包括其他一些青铜人物、动物、屋宇、饰件等铸件，无不栩栩如生，具体生动，有强烈的写实感，活灵活现地将滇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艺术、对外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在人们眼见。

可以说，石寨山的这次试掘，就像阿拉伯故事中的阿里巴巴念动神奇的咒语“芝麻开门”，打开了沉睡2000多年宝库，从而拉开了发现古滇国的序幕，渐渐揭开了距今2000多年的滇国的神秘面纱。

石寨山墓地的发现及发掘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之一。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石寨山古墓葬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石寨山墓葬群的发现，有必然，也有点偶然的因素。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昆明街头就有把出土的青铜器当作废铜出售的现象，其中一些青铜器还被外国人购买并收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院。当时云南当局风雨飘摇，无暇顾及，这种情况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1953年的一天，云南省博物馆来了一位客人。他姓汪，是个古董商人。他带着几件从民间收来的剑、矛、钺等青铜兵器，来请该馆调查征集部副主任孙太初为他鉴定这些东西的收藏价值。

孙太初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1952年，27岁的孙太初作为云南省推荐的唯一学员，参加了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考古训练班。

当晚，孙太初在灯下细细端详这些青铜器，他看过许多我国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器，对比之下，他发现手中的几件这些青铜器的器形特异，纹饰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铜绿锈色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孙太初意识到这批青铜器应该产自云南本地。也许，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个烟瘴弥漫的边陲蛮荒之地的云南，也曾存在过青铜文明。

但是，这些青铜器出自何处呢？经过多方打听，也未打听到这批器物出土的地点。

直到一年多以后，有一次孙太初偶然和云南省文史馆馆员方树梅老先生谈及此事。时年已经72岁的方树梅是晋宁县晋城镇礔睢厂（现名方家营）人，是云南著名的文献学家、方志学家。他告诉孙太初，抗日战争时期，他家附近石寨村的农民在上山耕作和葬坟时，曾不经意间挖出了一些青铜器，并把这些青铜器当作废铜卖掉。

晋宁县晋城在西汉时期是古代滇国的中心，也是益州郡治滇池县所在。方老先生提供的线索使得孙太初眼前一亮，1954年秋，在他的建议下，省博物馆派熊瑛等人到晋宁作了一次调查，喜出望外地找到了青铜器的出土地点——石寨山。

出土地点明确后，云南省博物馆当即决定在石寨山进行一次试掘。于是，沉睡了2000年的古代文明，蓦然间从地下走上聚光灯照亮的舞台，展示了它古朴而绚丽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