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关系中的联盟

时间：2023-03-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也就是说，这些情况决不是任何合作系统的遭遇。在国际关系中，就会出现每一个国家都以独立自主的主体而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的局面。我们认为，真正的合作是不需要以联盟的形式出现的。对于不愿意与它“合作”的，便发出战争威胁。

不平等关系中的联盟_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

三、不平等关系中的联盟

在利己主义的原则下，一个企业组织对于是否加入某个联盟或加入哪一个联盟的问题必然会作出反复权衡和精密计算，以便测定加入联盟后的损益。基于这种权衡和计算而加入联盟，也就会在共同行动中始终将其关注点放置在自己的利益实现状况上，而不是放在联盟的任务和目标上。也许联盟的任务是全局性的，也许联盟的目标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但是，由于联盟成员发现自己的利益实现未达预期目标而退出了联盟，甚至采取了破坏联盟的小动作，从而导致了联盟的解体。联盟之所以会遭遇其成员背信弃义，还在于它不具有单个组织那样的严密结构和规则体系。所以，如果联盟试图避免出现解体的命运，也就会趋向于建构严密的结构和规则体系。这样的话，联盟就会从“准协作系统”向“协作系统”转化，从而把自己变成单一性的组织而不是组织复合体。也就是说，这些情况决不是任何合作系统的遭遇。因为，合作系统所拥有的实践理性赋予了合作者更高的智慧，让合作者不仅关注一时一事上的利益实现状况，而且把利益实现看作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样一来，合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把对合作关系的维护和改进看得重于一切，每一个合作者都会把关注的重心投向合作系统的优化。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无论面对怎样的任务，合作者都会首先用自己的行为唤醒他人的共同行动。这就是合作系统不同于联盟之处。

阿克塞尔罗德认为：“解释国际联盟的主要思路是：国家之所以要组成联盟，主要是为了抵御其他强权国家的侵略。”^[18]这实际上一语道破了联盟产生和存在的前提，那就是由于存在着以强凌弱的不平等关系，存在着竞争和攻击性行为随时都会发生的可能性。如果这个前提不再存在，构建联盟也就没有必要了。然而，这个前提的消失又如何可能？也许人们会寄予正义理念的普及，通过不断地重申民族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原则。可是，少数霸权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欺凌不正是在近代以来平等、正义等话语环境中生成的吗？所以，追求国家间的平等以及强国欺凌弱国的历史并不会在任何主观追求中终结，而是需要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解决。

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强国在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所奠定的比较优势正在日益式微。如果世界能够恪守和平的底线，相信要不了多久，国家间的强弱对比就会朝着趋近的方向运动。在国际关系中，就会出现每一个国家都以独立自主的主体而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的局面。在这种合作中，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将会在国际社会得到张扬，每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都不需要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更不需要依附某个强国。我们认为，真正的合作是不需要以联盟的形式出现的。如果说在国际社会存在着国家联盟体，那么，在这种联盟体内部所存在的决不是合作机制，而是一种国家间的协作。联盟体中必然会生成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中心位置的强国必然是联盟体规则的制定者，必然扮演着联盟体主持者的角色。而联盟体中那些寻求联盟对其保护的弱国，则必然处于一种依附强国的地位，接受强国的支配和驱使，听从强国的旨意而在国际社会中制造事端。所以，联盟体并不是一种国际合作的形式，反而是合作的障碍，联盟体的行动也基本上属于破坏合作的行动。因此，国际合作体系的建构不仅不能从联盟的建立开始，反而恰恰需要以废除当今存在的所有联盟为起点。

阿克塞尔罗德在探讨合作的复杂性时追问道：“什么力量可以使得一个国家变得更不以自我为中心，愿意为了合作行动收益或者全球化进程放弃一部分自治权利。”^[19]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阿克塞尔罗德基于近代国家关系的变动而设计出了一个“进贡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国家的领土不会变动，但通过战争而使财富发生了变动。即使在尚未诉诸战争时，“一个单独的行动者可以要求它的邻国支付报酬，威胁说如果不支付随之而来的将是战争。”^[20]这种威胁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因为，“虽然领土不会换手，战争对双方也都有损害，但是对较弱的一方损害更大。于是模型的核心就是进贡模型，行动者可以通过进贡支付从其他人那里夺取资源，并且用这些资源再去争夺更多的资源。联盟也是允许的，所以行动者可以一同工作。独立的个体行动者集合是否会变成一个集聚的稳定的行动者，主要看进贡体系的动态：行动者的组是否表现出一个单独行动者那样的功能，也要看出现的联盟模式是否导向稳定的协调行动。”^[21]

根据阿克塞尔罗德的发现，“行动者相互之间依据过去的行动建立起或多或少的承诺。这些承诺可以被视作是心理过程……或者是政治规则……行动基于简单的决策规则而不是博弈理论考量的最优选择。因为在如此复杂的环境里，理性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22]所以，“行动者的行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为他们在交换作用中积累了历史经验，会把简单的决策规则运用到这些积累的数据上。”^[23]这就是阿克塞尔罗德所观察到的合作关系建立过程。其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因素：第一，威胁使用战争；第二，被迫进贡；第三，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简单的规则。的确，阿克塞尔罗德的这个“进贡模型”解释了近代以来为了和平而被迫合作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惟妙惟肖地描绘了美国是如何迫使世界大多数国家与它合作的行动过程。但是，在这种被称为合作的情景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讹诈。的确，从20世纪以来的美国历史来看，它从未打算过占据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它所要求的只是必须与它“合作”。对于不愿意与它“合作”的，便发出战争威胁。在战争威胁失灵的时候，便付诸行动。但这种行动也仅仅是要推翻那个不愿意与它“合作”的政府，并帮助建立起一个愿意与它“合作”的政府，然后就是撤兵。难道这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不变的合作模型吗？也许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希望如此，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会持有相同的态度吗？其实，在我们看来，阿克塞尔罗德所说的这个“合作”完全是一种依附关系和行为，这种“合作”的要义就在于进贡，就在于财富的掠夺，尽管是在文明的口号中和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的。

在阿克塞尔罗德的“进贡模型”运行中，引入了承诺的变量，让承诺作为合作的前提出现，“承诺由过去它们选择支付或者战争所决定，也对未来它们支付或者战争产生影响。……如果两个个体行动者发生战争，相邻的行动者就会加入它给予承诺更多的一方。如果它对需求者和目标对象的承诺水平是一样的，它就会保持中立。如果它确实加入了一方或另一方，它就会按照自己承诺的比例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财富）。”^[24]这样一来，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幅严酷的合作欺凌的画面，即相互作出承诺的一群国家“合作”起来欺凌没有作出承诺或承诺群集之外的国家。因而，也就建构起了这样一种“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一个国家经常要承诺帮助它的‘守护者’，无论出于选择还是强迫……反过来，‘守护者’国家提供保护也是常见的事，因为它要保护未来的收益。”^[25]这就是建立在承诺和财富索取基础上的所谓“合作”。如果我们承认这是合作的话，如果我们满足于这种“合作”的话，那么，它只能是合作之癌。也就是说，如果合作是人类肌体中的健康细胞，那么，阿克塞尔罗德所考察的这种“合作”也依然可以比喻成细胞，但是，那是一种癌细胞。

我们曾经要求不应把互助、协作视同于合作，而阿克塞尔罗德给我们提供的这一合作形式却完全超出了我们所观察到的合作的任何一种形式。不过，这却是当今世界中的现实，当政治家们谈论合作的时候，多数情况所指的都是阿克塞尔罗德的进贡模型中的“合作”。由此可见，“合作”一词的使用要多滥就有多滥，以至于在我们这个人人大谈合作的时代却无从理解合作。不过，阿克塞尔罗德提出的问题是有价值的，是什么力量促进了合作？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所构想的后工业化背景下的合作而言，也是必须回答的。因为，只有当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够找到把合作的构想转化为行动方案的路径。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从竞争的舞台转变为合作的舞台，情况就会完全改观，组织就会借助自身的专业化去确立其在社会合作体系中的位置。事实上，当社会转变为合作体系时，组织也只能以其专业化去获取合作优势。当然，市场依然会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投向组织，但专业化的组织在信息的支持下则会获得应对其遭遇的不确定性的能力。因而，联盟也就会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而被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当我们对这种真实的合作作出构想，而且当我们的构想变得越来越完整的时候，20世纪曾经一度盛行的国家联盟就会走向终结。与此同时，在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向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过渡过程中出现的组织联盟尽管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组织化的社会习惯性的竞争策略，却会因合作制组织的出现而被抛弃。组织联盟的形式正在成为历史，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应再习惯性地求助于联盟这一形式去凝结虚假的合作力量，而是应当用真正合作的追求去建构普遍性的合作体系。无论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还是国际关系领域，都应自觉地抛弃对联盟的追求。

【注释】

[1]［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68页。

[2]［美］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0—151页，注释1。

[3]［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高凌瀚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0页。

[4]［英］齐格蒙·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5]［美］爱德华·萨义德、戴维·巴萨米安：《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6]［美］爱德华·萨义德、戴维·巴萨米安：《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7]［美］爱德华·萨义德、戴维·巴萨米安：《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8]《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0页。

[10]［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冯韵文等译，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11]［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冯韵文等译，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