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湘不成军

无湘不成军

清初的八旗兵叱咤风云，由关外打到关内，镇压农民起义，削平三藩叛乱，所向披靡。但后来养尊处优，沉湎于享乐，“积习乃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康熙朝以后，清军战斗力主要依靠以汉人为主体的绿营兵。至道咸年间，绿营兵也弊病丛生，军纪败坏，暮气沉沉。曾国藩在办团练之初，曾试图训练绿营兵，却劳而无功，只得改弦更张，别树一帜。他认为只有“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才能“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1]在这种背景下，他进行了兵制改革，创建了骁勇无比的湘军，打败了几十万起义大军，颠覆了天朝农民政权，成为晚清权倾一时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湘军有三大特色。

一是强调“训”的作用，向全军将士灌输和强化封建意识。他首先强调招选将勇时要着重考察其秉性是否忠勇。他提出担任将领起码要有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但更重要的是对君主、上司、友朋有忠义之气。^[2]军队要有战斗力，“所求者，不在乡勇，而在带乡勇之人；不在拳技，而在肝胆忠义之气”。因此，聚集在曾国藩身边的骨干力量主要是以卫道者自居而仕途不得意的文生，其次是忠义的下层武夫。据罗尔纲统计，湘军重要将领和幕僚182人中，文生占58%，武夫占42%。湘军募勇的对象，“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市井气、衙门气者，概不收用”。^[3]“无取浮滑之辈，而求土作之类，是为至要”。他这一招很高明，因为山野村夫孤陋寡闻，只知当兵吃粮、升官发财，容易驾驭。将勇选好之后，曾国藩强调要向他们不断灌输忠义、命运、升官、发财等封建意识。他说：“练者其名，训者其实。”他强调“训”重于“练”。曾国藩每次操演时总要训话。训话的重点是营规、家规等“训作人之道”，“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4]他还用宿命论麻醉将勇：“人之生死有命存焉，你若不该死时，虽千万人将你围住，自有神明护佑，断不得死；你若该死，就坐在家中，也是要死。可见与贼打仗是怕不得的，也可不必害怕。”此外，曾国藩将升官发财作为训勇的重要内容。他号召湘勇努力杀贼，以便“得官的得官，得赏的得赏”。^[5]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曾国藩明白这个事理。总之，大而训以忠孝仁义，小而威以神鬼阎罗，再诱以“得官得赏”，这就是曾国藩枷锁湘勇的全部思想武器。这使那些迷信忠义和神灵、沉浸于升官发财愿望、朴实得近于愚昧的“土作”村夫，不可能懂得不应将大刀砍向太平军农民兄弟的道理，而甘心为曾氏和清廷死心效力。

二是强化地缘血缘的封建宗法关系。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保持着乡勇的地缘传统。王鑫“专招一县之勇”。李元度“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为客者逐”。刘长佑之兵也“非其亲党，即其邻里”。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水师时曾声明：“水手招至四千人，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也。”曾国荃所招湘勇“不独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人”。^[6]湘军实行由将招勇、将亡勇散的制度，“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各人都将自己的前途与身家性命与自己的上司紧密相连。湘军实行这种“呼朋引类”、将荣俱荣、将损俱损的建制，故一营内多本家、亲戚、师友。如曾国藩及其诸弟、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均举家投戎；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兄弟、李续宾兄弟、李元度等，王鑫与左宗棠、杨昌浚等，江忠源与刘长佑等，都是姻亲；罗泽南“纯用其弟子为营哨”。这种邻里、家庭、姻亲、师生关系在下层官兵与勇丁中同样广泛存在。如《湘军记》描述：“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7]如此“勇由将募”必然导致“勇为将有”，并在整个军队中形成浓厚的地缘和血缘色彩，有效地提高了战斗力。

三是制订了一整套营规和营制。曾国藩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关键是要以严格的营制营规整饬部队。他借鉴戚继光成法，以队为湘军基础，营制规定：每10人组成一队，另设什长1人，伙勇1人；每8队组成一哨；每4哨组成一营；另设亲兵6队。起初每营360人，后为减少正勇从事运输、搭棚等杂活的体力消耗，使他们“神暇形壮，可以待敌”，各哨增加长夫，每营增至500人。在每哨8队中，第1、5队为抬枪队，第3、7队为小枪队，其后各紧随1刀矛队；亲兵6队中第1、3队为劈山炮队，第5队为小枪队，其后亦各紧随1刀矛队。枪炮利于冲锋，刀矛宜于肉搏。这样间隔编伍，可使冷热兵器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曾国藩在营制中明文规定厚薪厚赏制。正勇每月饷银42两。营官饷银200两，如带1000人，饷银5800两；统10000人饷银58000两。他曾奏报：“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如“临阵有能杀贼一名者，功赏银十两，并赏八品军功”，“拿获长发贼，每名赏银二十两；短发贼，每名赏银十五两”。^[8]他对有“战功”者不断保举，多达10余万人次，仅攻占金陵后的两次保举就有4300余人，其中保至三品以上者有数万人。厚薪厚赏和保举是曾国藩实现其“得官得赏”的诺言、维系军心、激励士气、促使湘军为其拼命卖命的两个重要手段。

曾国藩创建湘军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由太平军的强大和绿营兵的不堪一击这一情势逼出来的，加上曾国藩精心设计，而一举成功，造就了“同治中兴”的局面。由于湘军内的勇丁和各级将领只听命于顶头上司，清廷和大帅对于各营哨没有直接约束力，湘军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领导、指挥、建制和粮饷，只是为了共同目标而临时聚集的军事集团。它之所以在晚清历史上突然兴起又戛然消失，也是这个原因。但湘军体制为淮军所继承，以后清廷军权旁落，渐归督抚。将领拥兵自重，为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埋下了祸根，其消极影响也非常严重。

由于湖南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民俗风习，贫寒子弟要想发迹只有读书和当兵两条出路。在湘军的影响下，湖南才俊踊跃从军，骁勇善战，良将辈出，如晚清的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民初的黄兴、蔡锷，国民党将领则有廖耀湘、陈明仁；解放军中的湘籍高级将领更是灿若繁星，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三位，十位大将中有粟裕、陈赓、许光达、萧劲光、黄克诚、谭政六位，可谓“无湘不成军”。

【注释】

[1]唐浩明.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1994：364.

[2]唐浩明.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1994：387.

[3]唐浩明.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94：463.

[4]唐浩明.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94：438.

[5]唐浩明.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94：453.

[6]易孟醇.曾国藩传.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370－371.

[7]王定安撰.湘军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38.

[8]唐浩明.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94：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