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入湘

传教士入湘

基督教于唐朝传入中国，大唐景教碑有明确记载，但这支东正教教派并未在中国落地生根。明末，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利玛窦、汤若望深得明皇室宠信，至清初亦受顺治、康熙帝优待。西方基督教势力亦逐渐传入湖南。1644年，有耶稣会传教士乘船过衡阳，泊黄沙湾传教，李英松为湖南第一位教徒。1650年，清皇太后遣使至罗马教廷，有湘潭籍刘氏兄弟随行，在比利时加入天主教，回国后在湘潭云塘住宅设“圣母堂”。1685年法籍穆迪我来湘潭传教，新任知县姜修仁受洗入教，在湘潭建立省内第一家西方传教士的教堂。此后，西、葡等国传教士接踵而来，在湘潭、长沙、永州、衡阳等地活动。^[1]但雍正朝严厉禁教，在华基督教再度受挫，湖南教堂没收入官。此后有几位西洋传教士曾冒死潜入湖南传教，收效甚微，原有信徒亦大都改宗。直到1860年《天津条约》生效，准许传教士入内地游历，湖南才有其足迹。

天主教最先进入湖南，以聂斯脱利派为先驱。1856年，罗马教廷将湖南划为拉萨利派传教范围，以衡州为中心，设立单独的湖南主教区，与北京、南京、澳门教区并立。1860年之后，方济各派自广东越五岭入湘南、衡阳、湘潭、邵阳等地，大建教堂，“红墙栋宇，楼阁高耸”。1879年，奥古斯丁派由湖北宜昌过长江，至澧州传教。拉萨利派则转入河南。同年，罗马教廷将湖南划分为南、北两教区，方济各派和奥古斯丁派分别在衡州和澧州设立总教堂。

基督教各派在湖南的传教则后来居上。新教派别复杂，英国教派则有内地传教会（1875，岳州），大英教会（1903，永州），循道会（1902，长沙），英属加拿大圣洁会（1910，常德、安乡）；美国新教会有8个教派，即宣道会（1897，常德），长老会（1898，常德、湘潭），遵道会（1901，长沙），圣公会（1902，长沙），雅礼会（1903，长沙），安息会（1906，辰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911，长沙），基督安息会（1911，长沙）。德国的博爱会也于1901年进入长沙。^[2]

中西文化截然不同，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和炮舰保护强入湖南。湖南则是儒教传统文化最根深蒂固之地，理学兴盛，道南正脉，王船山“华夷之辨”学说深入人心，出现反洋教斗争也就不足为怪了。湘人排斥洋教，或散发揭帖，或砸毁教堂，甚至怒杀教士教民，从1860年至1910年湖南共发生大小教案近30起。种种反洋言论，除指出列强“要挟中朝，包藏祸心”外，大多感情用事。1861年出现了匿名的《湖南阖省公檄》，全文约3500字，列举了天主教的虚妄和危害，并从封建伦理道德角度对天主教予以批判：“不扫庐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恶也。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采妇人之精血，利己损人。饮蒙汗之迷汤，蛊心惑志。”^[3]这件反洋教宣传品在湖南广泛流传，并迅速流传到江西、江苏等省，激发了1862年的南昌教案。1862年，宁乡举人崔暕撰《批驳邪说》四卷，共四万言，其《辟邪歌》开创了以歌谣进行反洋教宣传的先例。刊印后，广为传播，历久不衰。尤其是周汉反洋，影响更大。

西方传教士认为湖南是中国最保守顽固的地方，有如拉萨之于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4]因此将湖南比作《圣经·创世纪》中拒绝洗礼熏陶的“铁门之城”伊塔（Edom）。越是保守，他们越认为有传教的必要。为早日打开这座铁门之城，他们前赴后继，义无反顾。1881年，英美公使通过向北京施加压力，获得了传教士在湘西常德、辰州、沅州、永顺、澧州、乾州、永绥、凤凰、晃州等4府4厅1州20县游历的权力，但湖南士绅仍坚守长沙、衡州等湘中富庶之地，洋教士不得进入。1882年，英国传教士Adam Dorward至洪江传教，足迹遍及湖南各地，于1888年病逝于洪江，被誉为“有保罗的坚忍，不怕攻击，不怕疾病，视死如归”。^[5]甲午战争中国大败，湖南士绅不再心高气傲，开始反省，反洋教情绪有所缓和。义和拳事件后，中国门户大开，各派传教士发展迅速。据统计，1899年夏，湖南境内有教堂34所，传教士34人，其中外籍传教士23人，分属法、英、美、西、意、俄、挪、日8国。次年，湖南境内有传教所126处，传教士42人，其中外籍传教士22人，教徒达8600人。^[6]1904年，12个教派已在湖南扎下根基。宣统年间，湖南各地都有传教士身影。据1919年日人山口昇统计，湖南共有20个教派，传教士1164人，其中外籍传教士327人，信徒6978人。^[7]

传教士为达到传教目的，除了讲经布道外，还从事教育、慈善等非宗教活动作为辅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致信罗斯福总统：美国在以前注意将中国留学潮引入美国，并使这个潮流不断扩大，美国将通过控制中国的精英这种最圆满、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未来，因此，“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办法收获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8]据1905年调查，湖南天主教南区设有4所男校、3所女校，另有3所孤儿院，收容孤儿240余人。北区则有5所男校、1所女校。新教派对教育非常重视，1919年全省有教会学校22所，教师130余人，招收男女学生1 600余人。美国教会尤其重视高等教育，他们利用部分“庚款”创办了著名的雅礼大学。

在经历了一番抗拒之后，湖南人与传教士互相接触和了解，不断调适，从抗拒逐渐变为容忍。传教士虽然最终不能以宗教影响湖南，却将西方文明逐渐移植过来，种豆得瓜，加速了湖南现代化的进程。

【注释】

[1]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691.

[2]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长沙：岳麓书社，2002：102－104.

[3]刘泱泱.湖南通史·近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223.

[4]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长沙：岳麓书社，2002：115.

[5]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湖南历史资料第4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80－187.

[6]刘泱泱.湖南通史·近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220.

[7]［日］山口昇.欧米人の支那に於ける文化事业.564页.见：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长沙：岳麓书社，2002：108.

[8]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