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夕大火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在正面战场组织的数次大规模会战均未能阻止日军的疯狂进攻。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日军沿粤汉铁路进逼湘北，湖南成为抗日前线。鉴于当时的形势，李宗仁最先提出“焦土抗战”，并发表《焦土抗战论》等系列文章，号召“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飞抵长沙，在容园召开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强调：“长沙位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敌人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蒋介石还严厉批评陈诚没有做好坚壁清野，以致武汉大量的交通设施沦入敌手。在撤出武汉前夕，蒋曾命令陈诚“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因不慎走漏风声，焦土战术遭到武汉商界反对，焚城未能实施。
11月9日，日军攻陷临湘、岳阳，湘北门户洞开。12日，日寇先头部队抵达汨罗江北。是日上午，由衡阳往长沙的火车停开。9时许，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正式通知湖南省长张治中在长沙采取焦土抗战政策。稍后，张又接到蒋介石“限一小时到”的加急电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1]张治中随即与酆悌、徐权成立“破坏长沙指挥部”，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许权任副总指挥。张治中明确指令：“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下令开始行动”，并且“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才能放火。酆悌等人草拟13条“焚城计划”，对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以及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举火须有四重命令：一是省政府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12日下午，长沙街道上摆放了大桶燃油，有的墙壁上画有“焦”字或其他纵火暗号。长沙城内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说日军已占领平江、汨罗，浏阳也出现了日军，甚至误传日军已到了长沙城北的“新河”，其实日军尚在岳阳的“新墙河”，两地相距300余里。当晚22点，引火汽油已分发到各放火队。零时，警备二团、社训总队均进入放火预备位置。
13日凌晨2时，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随即燃及南门口房屋。由于长沙消防队已撤走，没有谁能够灭火。不久，火势蔓延至天心阁。各处纵火队误以为是点火信号，便迅速行动。一时浓烟滚滚，爆声阵阵，繁华的长沙古城顿时陷入火海。市民从睡梦中惊醒，争相逃命，在湘江渡口发生严重的挤踏事故。一些不能行走的伤病员被烈焰吞没，被大火逼得走投无路的老弱妇孺，或跳入水缸被活活煮死，或躲进防空洞被烧死、窒息死。中共要员周恩来、叶剑英等组织疏散难民，处理善后。郭沫若在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惨状：“只见城中烈火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次日，中央社发表《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2时起，即自动毁城。”并宣称：“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日军其实并没有进攻长沙。人民对国民党谎报军情、纵火焚城的举动非常愤慨，周恩来、叶剑英赶赴南岳，就善后事宜与蒋介石严正交涉。
其时，上海、北京、汉口、南京等沦陷城市陆续迁来了许多工厂，湘江两岸工厂林立，商贾如云，沿岸停满了帆船和巨大木排，长沙城内呈现后方的繁荣景象。这场延烧了两天两夜的大火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全城8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繁华的街道变成断壁残垣，学校、银行、工厂、商店毁于一旦。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所编《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这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3 000余人直接死于火灾，[2]1 900余石谷米被烈火吞噬，400颗价值连城的汉印及许多文物珍品荡然无存，300万元的绸缎被烧成灰土，40家湘绣铺的绣品、画稿和房屋一同烧毁，誉满全球的湘绣业元气大伤，湘雅医院、中山纪念亭成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3]《中央日报》社论称：长沙近30年来，“物资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4]
11月16日，蒋介石抵达长沙，追究“起火”责任，并限两天内结案。18日，专案组判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10年徒刑，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各7年徒刑。但蒋介石为掩人耳目，平息舆论，批示：“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20日，酆悌、徐昆、文重孚3人在侯家塘被枪决。同时，蒋介石还发布告宣称：“对于重要城市与军事有关建筑物施行破坏，免资敌用，原为作战上之必要。长沙既临战区，事前准备亦为当然之事。”[5]共产党对当局这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焦土抗战”予以严正谴责：“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种不发动群众，不依靠民众，不关心民众疾苦的‘火焚’办法，这种办法将要失去坚壁清野的本意，将使群众莫名其妙，将使敌人更可以进行欺骗的阴谋。”[6]22日，省府成立临时救济委员会，设立收容所10多处。周恩来在救灾动员大会上愤怒地指出：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但这一切都是由日寇的疯狂侵略引起的。
因12日电报代号为“文”，故史称“文夕大火”。它与南京大屠杀、黄河花园口决堤都是中国抗战史上最惨烈的事件，长沙也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成为“二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为警示后人永远不忘国耻，2005年7月，长沙市政府在劳动路湘江边的电灯公司遗址建立了“文夕大火”纪念墙，11月12日又在天心阁建立了高2.27米、重2.8吨的“文夕大火”警世铜钟。
【注释】
[1]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263.
[2]长沙大火——敬慰湘民.中央日报，1938－11－18社论.
[3]宋斐夫.湖南通史·现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381－382.
[4]梁小进.1938：“11·13”长沙大火.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5]湖南省政府主席厅宣导处.长沙大火纪实.1938.
[6]论“坚壁清野”.新华日报，1938－11－21社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