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特征_文化漫谈

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既以历史悠久、成就辉煌而著称于世，又以弊端丛生而贻害无穷。从某种意义上说，揭示传统文化的缺点比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点更发人深省。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或核心，鲁迅谈国民性，林语堂的《中国人》、吴思《潜规则》《血酬定律》、李宗吾《厚黑学》、摩罗《耻辱者手记》、刘再复《传统与中国人》、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端木赐香《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任不寐《灾变论》等以及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皆对之有深刻的揭示、反思与批判。

说中国古代是封建主义其实并不符合实际，封建主义是欧洲人的历史，国王将土地分封给各领主，各领主再把土地分封给各骑士，日本也是如此，国王或将军将土地分封给各藩（fān），藩再分封给大名，大名再将土地分封给他们的武士，这种形态更接近于中国夏、商、周，但在中国他们就属于奴隶社会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存在过分封制度：汉初、唐末、明初，但这三个时期是封建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并存的）。而中国的所谓封建社会，实质上是以郡县体制为模型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马克思早就把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称为“家长制的权力”。

吴思认为：“说什么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代表，或者是儒法、儒道互补都没有说到根子上，实际上就是官家主义文化，我看什么合适就用什么，我看这些东西都不合适，我就把这些东西当做旗帜举着，说是道家，说是仁义道德，实际上我就是想升官，保住这些东西，别的我不管，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不是儒释道，而是皇权专制和与其相适应的官本位。构成这种专制核心的对立面便是奴性文化。中国官员因此而必然养成与呈现出典型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对上是臣子是奴才，同时在另一方面他对属下与庶民则又是老爷和主子，即所谓“父母官”是也。

中国传统文化以权力为中心，权力主宰一切。因此其特点必然是官文化，它本质上是反人本主义、反自由主义的。

正如前周恩来外交顾问，著名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专制制度……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或者是极难变的，如庞朴同志所说的是一种惰性力量（或曰惯性力量），‘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嵬然不动’”。中国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文化。皇权专制体制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相应特征，传统中国人普遍的文化心态是“狭隘而自私”的，他们奉行活命哲学。趋利避害，明哲保身，有奶便是娘，凡此种种皆由专制而出。他们只关心自身的外在修缮与内在敛持，只注重自身利益的得道失寡与轻重相若，他们的人格是相当不完善和不成熟，甚至是很“幼稚”的，如孩童一样，引用弗洛伊德对于人格阶段的划分来说，他们大多还停留在“本我”的状态，是永世都过不了人生断乳期的精神幼儿或精神侏儒。

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多特征，大写意与阴性是其中的两个主要部分，下文就围绕此两大特征略作论述。

一、大写意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写意性或意象性（意会性）根源于属于文化基因的古文字。或许是古代的书写工具的昂贵，书写也耗时费力，为此，人们自然惜墨如金，尽量用最少的文字记录最多的事情。这种动机，就促成了“言简意赅”的文言文的出现。例如，口语说：“把一个玉兔经过琢磨，使它光滑透亮”这样15个字的长句，用文字表达“将玉兔蓥之”5个字就可以表明了。“言简意赅”，是古汉字古汉语最大优点之一，但同时亦如《周易》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不精细”也是它的大缺陷。汉字资源库中有大量的多义字，含有多义字的语句便又常常云罩雾绕，使人不知所云，表现出明显的意象性特征。

比如，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然其中之“兴”“观”“群”“怨”究竟各为何义孔子并未解释，后人理解殊难统一，各版本的解读异彩纷呈。此种结果实乃古文字一字多意或意思模糊所造成。再来看“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道”无可言说，可以说的就不是“道”。古今关于“道”的解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西汉河上公说是“自然长生”，魏晋王弼说是“崇本息末”，李泽厚以为“度”，有以为天地万物之本原，再有以为客观规律，近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王博著文说它是“君人南面之术”。老子的“道”在美学上的体现就是一种含蓄、玄虚的朦胧之美。这种由文字多义性模糊性导致的写意性不只是局部的和个案的，而是全方位的和文化整体的。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到明代中国以后惊奇地发现那些饱学之士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逻辑这回事情。在这位自幼接受古希腊逻辑学熏陶的神学院毕业生看来，中国人辩论的时候，即使是在大学者们辩论的时候，也是使用一些完全无法严格界定的含混概念，更不懂得逻辑推理。古文因其意思的不明晰而事实上无法用来写概念确定逻辑明晰的学术文章，最终被白话文取而代之也实在是时代发展之必然。当然，白话文虽是比文言文进了一大步，但其模糊性意会性特征仍然较明显，中国文字的先天性缺陷使得这一特征颇难根除。

汉语词汇远远少于英语，所以它具有电报式的语句简洁性和语义不确定性。汉语一部普通的《新华字典》所收单字（含繁体、异体）是一万一千一百个左右，清初所编的《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是四万七千多个，最近出的《汉语大字典》所收汉字也才五万六千个。与英语相比，汉语的词汇量是非常小的。即使一部欧美普通学生所用的字典所收单词也在十六万至十七万个以上。如著名的《牛津字典》所收单词是六十多万个。篇幅最大的《韦伯斯特大词典》所收单词达到一百万之多。从词汇量比较来看，汉语和英语的差别非常巨大。

现代汉语的语法（分析法）是受西方影响的产物，我们本来没有现代这种由西方输入的语法（分析法）概念的。《马氏文通》第一个把西方语言的那套分析法用在了汉语上。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以至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最广泛的概念。它不但是儒家的基本概念，而且是一切其他的思想体系，如道家、国产化了的佛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医家，以至风水、气功、武术……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中国历史上三千多年来，仅天人关系论中“天”与“人”的主要含义就多达15种。熊十力先生感叹，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件“魔物”一个是“天”，另一个是“气”。因此，想要准确给“天人合一”下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定义，真可谓困难重重。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卷4上写道：“希腊的天文学家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他们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没有固定的关系。中国的天文学家则不然，他们和至尊的天子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政府官员之一，是依照礼仪供养在宫廷之内的。”

受过现代教育的人都能公认专制制度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为何古代统治者却对天文学家情有独钟？欧洲是17世纪末才出现国家设立的天文台，而在中国由国家设立天文台已有两千多年，实乃举世无双。地日体系、日心体系、万有引力定律、黑洞、宇宙大爆炸……在天文学的发展中，中国古人对天文学理论的贡献等于零，他们仅记录天上的现象，却没有寻找现象背后的自然规律，在西方人塞迪洛的眼中“他们把令人敬佩的特殊毅力全部放在对天文学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方面”。

《易经》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的是天象，观天象的目的是要得知人事吉凶。对古代帝王而言，天象预示着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的变化。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把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类比于地上只有一个王，这使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维局限在王权专制制度天经地义上，这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在政治上的反映，回归“天人合一”便是要回归到皇帝君临天下的统治。天上人间同一结构，相互感应。司马迁的抱负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通过《天官书》他提出了根据天象变化归纳社会变化规律，他认为：“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的确如此，其后历代正史都把《天官书》作为典范，把天文列入史书的专篇。

司马迁写的《史记》为了“凡举事无逆天数”而因“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纪；天有十干，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书；……”

“感应法则”是“实证态度”的对立面。这套东西在传统文化中十分泛滥，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被普遍运用，从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形成一个实证而理性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没有能够产生“科学”的重要原因。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的北京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提出，《易经》阻碍了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研究表明，心理学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从心理研究结果看，中国人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缺少把问题从整体背景中区分出来的意愿、能力、技巧，因而无法做出进一步的分类。又凡事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缺乏理性深入的思考。中国科学的落后便成为必然。

再如孔子云：“智者乐（yào）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不直接逻辑论证智者应该如何，而是用比照的办法来说明事理。取山水以喻仁、智，正是要把人的这种内在的、视而不见的品格，与经验中的山、水的特点相比，赋予这种内在美以具体可感的形式。同理，整个中医理论用的也是这套比照方法，来解释病因药理，离科学甚远，所以难以使人信服。比如人参因其形似人而大补。19世纪，欧洲人研究人参真实的药用价值，其结果是否定性的。20世纪，美国人的研究也没有发现人参有任何确切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医学界陆续发现了人参的许多副作用，像重感冒、咯血、过敏、失眠、便秘、高血压患者等皆不宜进食人参。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提出“以脏治脏”和“以脏补脏”的观点，也便是中医“吃啥补啥”的理论，因此而虎鞭牛鞭能壮阳，吃鱼眼能明目等。

中医并非纯科学意义上的医学，中医理论的核心部分是行上的哲学思维，多是主观臆想而远离实证。而医学理论应当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是完全行下的可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哲学与科学分属两个层次，前者只能指导后者，而绝不可以取而代之。中医理论的哲学性质恰恰暴露了我们科学上的极端落后这样一个事实。梁启超曾经以中医为例子说：“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

写意就是不明晰，不精细，模糊朦胧，主观性强。它与精细严谨及客观性相对立。在审美领域里写意是一种美学风格与审美追求，但在科学领域里，不准确及模糊朦胧就是落后和不科学。医学作为科学就要求必须做到精准，且可反复验证，而中医大而化之的所谓“理论”缺乏的就是精细严谨和准确。

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的许多范畴，“韵”“味”“境”“风骨”“神”“丽”“态”等皆未有过明确的定义或界说，其内涵和外延都是模糊的。像“阴阳”这一对概念几乎可以指代说明一切。标榜“神韵说”的王士祯，却缺乏对“神韵”一词的任何明晰的解说。不仅对同一范畴不同的论者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论者在不同的场合其用意也不尽相同。一个影响很大、出现频率很高的范畴，使用者和接受者也只是仗着神而明之的体悟。

语言文字不求说白说明，而是点到为止，含混其词，这在国粹主义者们看来非但不是缺点，还美其名曰“微言大义”。其实这不过是古人自身思维朦胧、主观臆测、不精准、似是而非罢了。意象性过重虽说是文化的一个大缺点，但亦有其意想不到的好处。中国古代的兵家就总是力争“进可攻，退可守”的要塞边关。就连打太极拳讲的也是此理。其实马路边的算命先生往往也是用这一套方法糊弄路人的。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他给学生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庄子》我是不懂的，也没有人懂。”王国维先生老实承认，《诗经》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书》他不懂的有十之五。其实就算最浅显不过的《论语》，又何尝不是歧义纷纭？经书无法读懂的论调其实并非始于王国维，早在东汉，王充就曾经有过专论，说孔子的学生们很少有敢于和老师辩驳的，有不懂的地方经常就闷在心里，所以孔子的话里便有一些怕是永远都不可解的；王充还就此认为：汉代儒生更加讲不清孔子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往更早的时代追溯，《礼记·檀弓》里“丧欲速贫，死欲速朽”这个著名的典故就已经说明孔子的第一代弟子里便已经有人对老师的话因为断章取义而发生误解了。回顾一下，《论语》的词句，几乎每一章节都有两三种以至十多种不同的解读。

《易传》是解释《易经》的文献，共十篇，其中《系辞》篇，有史以来第一次讲解了算卦的方法：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朱熹就是研究周易的顶尖专家，他在注释这一段的时候无奈地说：“这段讲的是具体的算卦方法，可说得也太简略了！这套东西到底怎么玩，大概只有上古那些占卜官才晓得，现在早已无从考证了。”

朱熹这番话说明了什么？说明《系辞》里的这段算卦方法的论述根本让人看不明白。更何况，《系辞》至少已经晚于《易经》好几百年了，它这些说法还不一定就是原汁原味的呢。

中华书局出的周振甫的《周易译注》里对“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hé）簪（zān）”的白话翻译是：“由于豫悦，大有所得，勿疑。用朋贝组合成簪。”虽然也不大容易让人明白，但从字面上看，好歹比原文稍微好懂一些。可是，这到底又说明了什么呢？商务印书馆的《周易今注今译》，大名鼎鼎的陈鼓应是作者之一，这本书对“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的白话翻译是：“做事要犹豫三思，将大有所得；但不要过于猜忌，大家就都会来聚合。”和中华书局的《周易译注》相比，除了“将大有所得”这个意思之外，其余的解释全不一样。再看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周易经传十五讲》，作者是廖名春，也是一位专家。他对这句爻辞的翻译是：“是说责罪批评骄傲自大，会大有所得，不要怀疑是朋友在说你的坏话。”同样，除了“大有所得”之外，其余解释和前两个版本全不一样。

神秘主义主要指直觉、顿悟等非逻辑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它既不靠逻辑推理，也不靠思维空间、时间的连续，而是思维中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直接把神秘主义思维发展到了极致。无限夸大它的作用，而很少考虑它所作出的结果是否符合实际，也易使人们不去考虑它的因果关系，最后达到盲目相信以至于出现神化，从而达到迷信的程度。可我们却一点也不怀疑，甚至认为是当然。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传统儒学为核心，儒、释、道兼具的一个包罗自然、社会、政治、伦理、宗教于一体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图式，其中的价值信仰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未经分化、高度连锁，此乃所谓的政教合一。这与西方的政教分离传统大异其趣。在西方，由于政权与教权分别来自希腊罗马和希伯来两种文化源头，因而无论政权统制教权，或教权统制政权，都不具文化上的合法性，“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此乃西方的公理。但中国的公理却是“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儒家的伦理价值只有借助王权的国家意志才能实现，而王权的世俗合法性又只能通过儒家的道德标准才得以估量。换而言之，只有在王权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秩序中，儒家所显示的价值才能显示出它实际的意义，才为人们信仰接受。

儒、释、道均皆非纯宗教，也非纯哲学，儒家哲学中有一种宗教精神。追求道德境界。说它具有一种宗教精神，主要是说，它要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要解决人生的归宿问题，即所谓“终极关怀”的问题。但它不是在神圣彼岸去寻找，而是在心灵自身中去寻找。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民主与科学皆是舶来品，民主在西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工具，科学也只是一种认识和解释客观世界的方法，属于知识层面的工具理性，二者本身皆不含有任何终极价值的意义。然而民主与科学一来到终极关怀失落的中国，就立即被如饥似渴寻求新信仰的浪漫主义知识分子附会上全能的意义，民主成为关切的终极所在，科学成为无所不能的价值尺度。意识形态在功能上代替了终极关怀。然而，正如传统儒学是一个融自然、社会、政治、伦理、宗教于一炉的有机价值体一般，五四知识分子创造的意识形态在功能上也是未分化的，科学既是观察世界的方法，又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工具；既是宇宙论，又是人生观。而民主既是政治社会的理想王国，又是伦理秩序的完善体现。科学与民主既是知识的对象，也是信仰的对象，又是审美的对象，集真善美三位一体。

这大概是五四知识分子最传统的地方，他们的“传统性”不是表现在“以传统反传统”，即所谓以“一元论思想模式”批判传统（因为传统确实是一元的），而是沿用“一元论思想模式”塑造新文化。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分殊化始终没有完成。知识系统道德化、政治化，不能严守“价值中立”的立场；伦理系统又政治化，而意识形态又道德化，往往以善恶标准替代历史或政治的合理性尺度。

写意更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彩陶、青铜、玉器，到后来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雕刻、绘画、音乐，包括戏剧诗歌等都是写意的。比如京剧里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武将背后插四面令旗表示率领千军万马；戏曲中的各种模仿及武打场面；国画的平面无透视，画中留白；音乐只有单声部，没有和声复调，演奏技巧简单，曲式结构上更没有西方音乐的复三部曲式和奏鸣曲式那样的复杂结构，也无自律的纯音乐。写意不仅是中国书画、戏曲、音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国传统美学的文脉。尤其是易经、老庄思想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水墨画，甚至影响了工笔画，而且体现于包括雕塑及各类民间艺术在内的中国传统视觉文化。包括中国各类的传统造型艺术，以及一些非造型艺术。

中国的认识论一般不明确区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没有形式与内容之别，往往主体客体化或客体主体化，通常称为主客不分或主客相混的认知观念。比如“意境”、“神韵”、“风骨”等便是主客不分的美学范畴。

在政治体制方面也是整体把握，表现出专制主义大一统性。在古代中国，一切从属于政治，政府是万能的，事无巨细样样都要插手。什么都管，结果必然是丧失活力，一管就死，样样皆管不好。以现代观念来看，政治大一统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其危害性非常明显。正面的例子如由政府统筹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自我调节的自由经济，经济立刻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而迅猛发展。其实，大一统的专制体制正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写意性的一大重要原因。这一文化特点除了在审美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外，带来更多的却是负面消极的影响，甚至于就是民族的灾难。两千多年思想的禁锢及人生行为实践的种种约束使国人既丧失了对世间一切事物的思考能力，也丧失了主动创造进取的动力与能力，老子的“绝圣弃智”就像谶语一样使国民的生命活力丧失殆尽，导致科学的缺失，国民人格的依附性，成人思维幼稚化，精神侏儒化这样重大的民族与文化缺陷。

从理性的角度看，写意就是非逻辑，混沌而不明晰，无秩序，或者说是非理性重感性。非理性而重感性既属于写意文化，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性特征之一。

非理性是指人的情感、意志，包括动机、欲望、信念、信仰、习惯、本能等，以非逻辑形式出现的幻想、想象、直觉、灵感等也属于非理性因素。

有一个著名的“对一条鱼的发问”故事：一个德国人，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起坐火车去巴黎。中途上来一位乘客，拿了一个鱼缸放在窗桌上，德国人便问端鱼缸的人：“您能告诉我一下，这鱼是什么名称，在生物学上应该如何归类，有哪些特性？它们在科学上有什么意义吗？”日本人听完德国人的话以后则问：“请问先生，这种鱼我们日本能不能引进？如果根据我们日本的气候和水温、水质，这种鱼能不能生长？”之后，轮到中国人来问了：“这种鱼是红烧好吃还是清蒸更好吃一点？”这段对话比较形象地道出了不同民族的各异思维方式及文化特征。

轻视科学，以人治代法治。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做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富户，因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

没有理性，便是不懂得思考，不善于思考，就等于没有头脑。一个民族若没有头脑，便谈不上社会发展，最终必将被历史所淘汰。西方世界就是一路高举着理性的旗帜而大步迈入现代社会的。理性就是怀疑，是逻辑推理，语言和概念的明晰准确性，尊重客观事实，寻求现象掩盖下之本质，重科学。理性拒绝情感干扰，是冷静的思索。感情用事是理性的敌人。

好在我们国门已打开，科学已生根发芽，理性精神正在逐步注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性特征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里的一对重要范畴。天为阳，地为阴；夫为阳，妇为阴；君为阳，臣为阴。若以阴阳来比喻东西方文化的话，则西方文化当属于阳性的，以太阳为象征，谓之阳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呈现出极明显的阴性特征，以月亮代表之，谓之月文化。

阴性既是指一种特点，包括感性、阴柔，含蓄、温和、内敛、隐忍等，有其独特优异之处。同时阴性更多的是指不足与缺陷，甚至是顽症痼疾，如封闭、保守、自私、非理性、谎骗、阴谋等。

中国传统文化是缺理性重感性的重审美功能的文化，它的阴性特征与月之属性暗合。国人对月亮情有独钟，历代文人作有大量的吟月颂月的诗赋。“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寓意是“母性”与“女性”。在西方文化中，日神阿波罗始终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而在中国神话中，虽然既有日神也有月神，但它们的地位以及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却很不相同。中国神话中的日神是羲，月神是娥。羲代表太阳、理性、统治、威严，娥则代表月亮、生命和柔美。从结构上讲，两者正好相反相成。然而，人们对他（她）们的态度却很不相同。对日神羲，人们是敬而远之，又时而怨之，羿射十日和夸父追日以及各种旱灾神话故事即说明了这一点。而对月神娥，人们则表现为深深的崇敬、亲近和依恋。月神女娲，就既是人类的始祖、伟大的母亲，同时也是补天的英雄、人类的救星。

如果说以日为代表的白天是使用理智和力量去征服世界、改造世界，代表着劳作与务实，那么，以月为核心的夜晚就意味着阴柔、寂静、意境、沉醉与超然。在日光下，一切都显得明朗而清晰，美丑善恶一览无遗，使你很难以超功利的态度去营造你的审美心境，这是理性的、科学的世界。而月下的朦胧光影则使万物披上一层薄纱，将你和它们拉开距离，进入那种“隔帘花叶有辉光”的意境。月亮能够使你与周围事物拉开距离，使你从日常功利活动中挣脱出来、使万事万物披上一层美的彩装，起到化腐朽为神奇、化粗陋为精美的效果。在月光下，一方面人们感受到的正是女性的温柔、娴静和妩媚。而在另一方面，它也表现出阴气森森，阴冷麻木，浑浑噩噩，甚至阴险狡诈，使人不寒而栗。太史公的《史记》是光耀千古的巨著，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耀千古之光乃是月光。由于太史公的悲剧人生，《史记》从头至尾几乎是没有阳光的，这也成了后来正史——整个二十五史的传统，呜呼哀哉。无怪乎鲁迅先生说一读古书就静下来了，没有阳光的史书，再美再杰出，也会给人带来坟墓的阴郁。然而，我们却可以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读到地中海的灿烂阳光，还有带着腥味的海风。这样两种不同的审美意趣，来自不同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性特征表现在诸多方面。之所以有如此特征，其成因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从地理环境看，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东北东南濒茫茫沧海，西北临漫漫戈壁，西南傍依青藏高原，这种一面临海，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有向外部拓展的野心。另外，华夏族生活在世界上最适合农业发展的、最大的“两河流域”，也就是长江黄河流域。这个流域要比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伦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大得多。因此，华夏族就不得不受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农耕生活摆布。早熟的农业文明，几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周边地区的相对落后，使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人更不愿主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农人多是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对土地与自然气候条件有着强烈的依赖性，难以造就主动开拓的进取精神。种地无需攻击，无需冒险，需要的是女性的精细与忍耐，农业民族的文化性格便趋向于女性化。

地理环境的重要影响即使从我们自身南北方民族的不同性格特征上也能体现出来，南方阴柔北方彪悍非常明显。北方那凛冽的寒风，苍茫的大地，以及强烈的紫外线照射，易造就坚毅的性格。北方汉子即使喝酒都不用小碗的，你若劝他们用小酒杯喝那就等于是骂他们了。而南方小桥流水，里巷胡同，以及湿润的气候与和煦的阳光，养育了幽闭、含蓄、阴柔、内敛与隐忍的性格，就连说话声音都是那么“嗲嗲”的。这在女人叫柔美，而在男人则该叫做“娘娘腔”了。

西方国家，人口少，牧地多，靠海近，农业不占绝对优势。狩猎业、牧业、农业、商业、贸易、航海业齐头并进。西方民族强悍的游牧遗风和性格顽强存留下来，而且在千年的商战、海战和贸易战中得到不断加强，后来又进入到现代工业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所以西方民族强悍进取的性格从来没有削弱过。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又决定民族命运。这种性格是西方后来居上并冲到世界最前列的主要原因。

第二，从政治体制上讲，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体制也是造成中国国民性格女性化的决定性原因之一。“大一统”的中国以其政治上的专制集权统治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重农抑商”政策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地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

政治就是权力，皇权专制的本质就是统治者牢固掌握权力对其治下臣民实施绝对的控制，不仅以户籍的方式禁锢人身自由，以恶法约束人的行为，更要举国统一思想，其实质就是扼杀自由思想，愚弱国民，以利其长久统治。儒家所谓“三纲五常”就是要斩人阳刚之气，直接后果就是皇帝君父化，大臣臣妾化，后宫里的男人干脆阉掉，中国男人就这么被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西方早期分封而治的封建体制则在客观上促成了其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各方权力既互相争斗又相互制衡群雄并举的良性格局。

第三，从意识形态上讲，与小农经济上层建筑相对应的文化便是儒道佛三家。佛无性，道阴柔，儒家虽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看表面，似乎是刚柔相济，只可惜，后来的发展，忠孝义三把剑齐下，导致中国儒家文化犹如被阉割一样，中国男人的膝盖从此直不起来，长跪数千年。中间虽有北方少数民族骑马南下，却仍不能挽“柔软于既倒”，相反，倒是成吉思汗的那些剽悍的子孙们，由赳赳骑士最后也变成了只会喝茶遛鸟的八旗子弟，屁股上也只穿丝绸套裤了。

男人女性化，阳气衰败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女性化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在古典诗词中，有数量极多的描写闺怨的诗句，其心理刻画之精致准确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些诗句却大多出于文人之手，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文人女性心理的无意识表露。当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在旬阳江偶遇琵琶女，在知其身世之后，大呼知己，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大抵在白居易内心深处，被商人撇在船上与被君王踢出京城，根本就是一回事；得不到君王的宠幸和得不到丈夫的恩爱也无本质不同。

宦官与女人在价值观上也有相似，“忠”和“贞”本就是同一的，“忠臣不事二主”与“烈女不事二夫”没有什么不同，

令人叫绝的是印度的观音菩萨本是纯正男身，引入我大中华不久，亦不知何故竟变成了慈眉目善的女人身。

太监属于中国古典文化。阉人由生理的不正常导致心理的变态，自卑阴暗。汉末十常侍把持政权，为所欲为，施虐天下。他们的父兄子弟多宰州临郡，残害人民，搅得汉宫乌烟瘴气。最严重的是在明朝中后期，先后出了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一班权宦，不但窃柄弄权，而且左右朝政。太监的权势，在明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朝也是我族历史上最盛产太监的朝代，有十万之众。太监起初是被强制阉割。后见有大利可图，一旦入宫便意味着权倾朝野荣华富贵，遂发展成为自愿行为，势不为雄，挥刀自宫。然而结果并不乐观，因为僧多粥少，自宫的人数远多于宫内实际招聘的人数，这就造成了“进宫难，难于上青天的”的局面，比今之报考公务员还要难上许多倍。

古代统治者绝不止于对肉身的阉割，对人的精神同样也挥舞大刀，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朝的独尊儒学与党锢案，宋朝的儒家独大，到佛教的儒家化，到嵇康的腰斩，到清朝的文字狱，精神阉割的事例不可历数。恶劣的结果便是“著书皆为稻粱谋”，文人主动放弃思考，彻底丧失对社会历史的思考批判能力。在这个阴暗的文化气氛中，没有规则，没有责任，没有真相。无论什么知识，即使最客观的科学，来到这个太监文化环境中，就会变得面目全非。从肉体到精神的阉割使整个民族丧失了独立精神和思想创造，尤其是作为社会精英的文人，也几无例外地变成了精神被完全阉割的“精神太监”，惟有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地匍匐在暴政权力的脚下。

中国男足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精神阳痿，足球场乃民族素质的观察室和实验室，真正的男儿当铁肩担道义，执著于固有信念，秉持操守，刚正不阿，勇猛刚强，势不可挡。我族中像明代方孝孺这样虽诛十族也决不向邪恶低头的堂堂大男人实在是我们民族精神之奇缺资源。

谎骗与阴谋

说谎作假是人心理阴暗的表现，是人性的弱点，甚至就是人性之恶。谎骗行为轻者是对他人的不尊重，重者就是对他者的人身侵害和对社会的犯罪。说谎作假缘于人之避害趋利的本能，尤其中国人信奉并践行实用哲学与活命哲学，苟利自己，则无可不说无可不做，哪怕危及别人和社会也绝无顾忌在所不惜。谎骗自有其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理由，但总体说来它无非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一是主观上为功名利禄，意欲讨到便宜得到好处；二是迫于外部某种制约或强势的压力，为保全自己而不得不为之。小人言利，君子重义。重义轻利本当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唯有人才会讲道义，且应该讲道义。重道义应当是健全社会的主流与常态。一个社会虽难奢求人人皆君子，但若社会在整体导向上对功名利禄趋之若鹜，名利小人大行其道无处不在，那么这社会便是堕落蜕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堕落蜕化者必遭强势的攻击，必然挨打，也必被淘汰，绝没有前途和希望。政治法律制度上的缺陷也是导致社会随处充斥谎骗的一大根源，是逼良为娼的幕后黑手。完善的制度能抑恶扬善，恶的制度只会抑善扬恶，如潘多拉打开魔盒的罪恶之手，使人性之丑恶释放和肆虐。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都是“瞒和骗”的历史。从孔子开始，中国历史就一直被有计划地篡改。统治者出于一种莫名的恐惧，对典籍实行官方净化。净化的后果，即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先生还说到，“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揭露中国商人道：“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孟德斯鸠谈到中国的奸商时亦说：“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后来大哲学家康德的举例更为特殊，他说：“他们（中国商人）往鸡嗉囊里填沙子。……有些骗子把别人的猪毒死，当别人把死猪扔掉后，他再把它拣回来。”其实，早在17世纪，米列斯库在他的《中国漫记》里就记载过：“他们（中国）的商人十分奸诈，常常搞欺骗，……他们卖物一味骗人，总是缺斤少两。”“他们用树脂制造玛瑙，和天然玛瑙一模一样，完全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看来，中国人造假货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了。

傅立叶在《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理论》中说道：“在中国，所有商人都用假秤，都出售假货而不受惩罚。你会在广州买一只外形很美观的火腿，等它切开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是一团用几片猪肉精心包裹起来的泥土。每个商人有三把秤，一把是用来欺骗买主的小秤，一把是用来欺骗卖主的大秤，一把是自己专用的标准秤。如果你受这些欺骗，官府和公众都会嘲笑你。他们会告诉你，在中国有商业自由。”

国人皆知“指鹿为马”这个成语，典出于秦代，宦官丞相赵高为了验证自己的权威，有意把进献皇上的一头鹿说成是马，并问朝中百官然否，结果附和者得以保命，而实话指出是鹿者皆被斩首。像这样为保全性命、苟活于世而迫不得已说谎者，乃专制体制所特有的产物。近者大跃进时期，谎言同样遍布天下。大科学家钱学森就曾经迫于政治压力而多次在报纸上公开论证过“亩产万斤粮”，甚至“亩产十万斤粮”。国人所看重的不在言说的真与假，而在意言说之后的结果。如果说真话危险，甚至会惹来杀身之祸，而假话非但能保全自己，甚至还能得到权力的称许与嘉奖的话，那么说谎就将是必然的了。

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说谎和弄虚作假，是因为有其滋生成长的文化土壤。在一个社会中如果说真话做实事常常会吃亏，而谎骗的风险代价又远远小于所骗得的好处的话，或者说是弊大于利的话，那么人们便必然会弃诚信道义于不顾而恣意妄为。这是人性的弱点使然。幻想着靠道德说教来加以约束和拯救是徒劳的。关键仍在制定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

再看权谋。国人的权谋心理可从堪称我们国粹的麻将文化上有所展示。麻将风行祖国大江南北，决非偶然，它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体现和反映。玩麻将就像吸食鸦片一样易使人浸淫其中，难以自拔。“麻将心态”讲究的就是察言观色，趋利避害，盯上家、压下家、瞄对家，单打独斗，老谋深算，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宁可自己不“和”，也不让别人开“和”。这和中国传统仕人的升官之途相类似，官场如麻场，他先要为科举考试而穷经皓首，日夜苦读，这就好比麻将刚开局，谁也不管谁，只顾自己的牌，过些时候，一旦自己“上了路”（就好比功名已到了手），就禁不住谨慎小心，左右逢源，既要盯上家，盼望能吃张好牌（与盼着上司能给自己评奖加绩的心理如出一辙），又要卡下家，最好一点光也不让他沾（与官场上预防底下人钻自己空子大体一致），而且还要防对家（官场中与自己平级的人不得不防）。就这样，一场牌局下来，通常会弄得自己筋疲力尽，费力伤神。

近代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李宗吾先生公开发表《厚黑学》等系列著述，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至今李宗吾的厚黑学仍可看做是对中国权谋人格及权谋文化最有权威性的系统研究和揭露，以后无出其右者。作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专制社会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予以深刻揭露和严厉抨击。中国是一个权谋文化和权谋政治的大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三十六计》这样的著作问世，而西方崇拜的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相比之下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在这种文化习惯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的基层职员、职业经理人以及中小官吏等各个阶层，都普遍存在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权谋行为。在他们或唯唯诺诺或狐假虎威的表演中，同样普遍地渗透着机巧的权谋心理、权谋技巧和权谋手段。

数千年专制体制给中国传统文化罩上了一层深厚浓郁的阴气。宫廷权谋，尔虞我诈，玩弄权术成为每一个所谓“盛世明君”必备本领，也是每一位大臣的必修课。影响到民间，形成突出的国民性：老谋深算，察言观色，城府深厚，诡计多端，表里不一，少年老成，谎言欺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电视剧《金枝欲孽》中如妃一句“自白”说得明白：“我十几岁进宫，到现在已经十多年，我唯一会的就是猜人心思，钩心斗角”。从《雍正王朝》到《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大明王朝》的热播，以及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康熙大帝》权谋小说的热销，体现了根植于国人灵魂深处的权谋崇拜心理。

在权谋文化和权谋政治中，从上到下的任何个人和利益集团都不能取得对外的竞争优势。整个社会系统陷于一种互相制约、内耗、低水平的“权谋陷阱”之中不能自拔。它的执政者在内得不到真正支持，在外得不到真实信息，在下得不到真心拥戴，却同时要对内承担全部责任，对外承担全部压力，对下承担全部义务。因此，执政者常常被置于绝对孤独或绝对虚妄的境地，下属则被置于绝对流俗与绝对卑微的地位，从而使整个团体陷于一种互相制约、内耗、低水平的“权谋陷阱”之中不能自拔。特别是当其面临强力竞争者时，他的生存危机就会全面显露出来。

理性缺失，狭隘自私

女性的特征是轻理性而重感性直觉。理性就是逻辑推理和冷静思考，就是尊重客观实际。自古至今人类历史上因此而从未诞生过女性思想家与哲学家。理性缺失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她的致命缺点，以至于科学一直与我们无缘，而神医巫汉、风水大仙却横行猖獗。清末愚昧迷信而又荒谬野蛮的“义和团”运动与当代“文化大革命”便是丧失理性全民疯狂的集中大爆发。我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开启国人之智，将西方的理性主义引入到我们民族的精神血液里，以促其走出黑暗，迈向光明。极其遗憾的是，当时因举国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而导致启蒙运动中辍，救亡压倒启蒙，国人因此而丧失了一次启蒙开智的绝佳时机。

专制统治对民众思想的禁锢使得国人对事物缺乏基本的思考判断能力，一切以统治者的是非好恶为判断标准。成人精神侏儒化，思维幼稚化，既无自由的思想与创见，更少独立的人格尊严，唯有对权势的依附与攀缘，谄媚与争宠，这就是我们数千年来少见思想大家，亦无世界影响之文化大师的根源所在。

中国文人即使在做学问搞研究的问题上也总是囿于民族与传统的狭小圈子里，比如不求在哲学上用力开拓，而过度热衷于中国哲学的解释整理，谈美学也偏要做中国美学，搞艺术创作一定要强调民族性，捡芝麻丢西瓜，有意无意地忽略世界性。我们的学者文人及艺术家中绝无贝多芬那样“世界皆兄弟”的宽广胸怀，亦无胡塞尔、海德格尔那样深邃的思想，更无苏格拉底、伏尔泰、卢梭、爱因斯坦等那种深切关注整个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国人不知道科学与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一元与多元的质差。科学只能是一元的，只能有一个体系。正如世界上只有一种物理学，一种数学，一种生物学一样，医学也只有现代医学，即所谓西医，此外绝无第二家。中医药里若确有有价值的东西，经过科学的严格论证与检验，自然会被纳入到现代医学体系之中，成为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其原始落后的，不合理不科学的因素与部分则应当被历史所淘汰。这才是我们唯一可取的正确的理性的态度。

国人那种凡事必强调我中国性民族性的心理，是一种以情感掺合理性，干扰与排斥理性的心理。这种心理根植于我们的灵魂深处，成为无意识或潜意识，像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日常思维与实践，造成我们心胸狭隘的侏儒心态，成为民族发展进步的障碍和国家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的绊脚石。危害不可谓不大。

文化则不同于科学，它应当是多元共生的，各元自有其应得之一席之地。中医作为文化则应当保留，并应记录下其走过的一段历史轨迹，更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大家庭中的每一单位元素在整体中的位置与重要性应是各不相等的，或者说文化有其内在结构，不合理的结构导致能耗加大，会影响到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民族性民族文化亦当有其恰当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文化民族性的刻意强调，同时也便等于多一份对文化世界性的排斥与拒绝，造成局部与整体比例不当之不合理的文化结构。其结果便是导致狭隘民族主义，这是有碍社会进步的不良因素。所谓世界性就是共通共享性，共同参与性。其特点是包容、博大与进步性，世界性与世界主义才是最终人类共同的迈进目标。

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与扼杀，造成国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即判断、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极低，也没有客观绝对标准，全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以强势的标准为标准，更罔谈创造性思维。我们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是单向度与平面化，不懂得立体多元多层思维方式，看事物总是习惯性的简单二分法，人只分好人坏人两类，事情也只有对与错两种结果。可悲的是即使是这样简单的思维判断，也往往并不是自我独立思考客观评判的结果，而是以利益和权力为标准。

对中国人来说，爱是一种推己及人逐步发散有差等的情感，中国人很少相信什么抽象的信仰或者信念。对中国人来说兼爱都是一种神话，更不要说什么博爱。无大是大非观，麻木不仁。鲁迅谈到在日本留学时所看的电影，公众围观杀革命者的头颅，冷眼旁观不义行为。这促使他毅然弃医从文，誓以如椽之笔去拯救国民。网络上中国大学生对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冷漠、麻木与嘲讽态度与美加大学生的强烈关注、悲悯及对社会的思考形成了极其鲜明而强烈的对照。

重私德轻公德也是我们文化的一大缺陷。宗法社会与公民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社会的运转建立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和基础的家族关系之上，每个人都以血缘的亲疏被固定在社会组织的网络之中，各司其职，各安其分，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之间，都以血缘关系以及私人感情为联结纽带，以血缘观念及私交作为交流的心理基础。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被伦理化、感情化。思想家们所关注的也多是“道德教化”、“齐家治国”等社会的政治人事问题。

由于儒家伦理在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在形成高度重视慈孝友悌等家庭私德的伦理传统的同时，往往又流露出相对轻视社会公德的倾向，以致一些基本的公德规范，如诚实守信、公正守法、遵守公共秩序、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等，时常受到漠视。这种缺乏诚信和公共精神还表现在侵占公共资源，对老弱病残以至牲畜缺乏同情心，对遇难者见死不救，冷眼旁观，甚至趁火打劫等等。再有政治领域中当权者的腐败、公民行使民主权利时有失公正，经济领域中信用经济的落后、企业模式的家族主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的漠视法律甚至以情代法、挟私而损公等。

儒家思想在大力肯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些家庭关系的私德规范的同时，虽也曾明确提倡仁爱、恻隐、诚信、正直等一系列公德规范。但由于儒家伦理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始终坚持“血亲情理”的基本精神，特别强调家庭私德对于社会公德具有本根性，结果就使它所提倡的社会公德（仁）受到了家庭私德（孝）的严重压抑，而在二者出现冲突的情况下甚至还会被后者所否定。虽然后来一些儒家学者也提出了“从义不从父”、“大义灭亲”的观念，明确主张“舍孝以取义”，但这里肯定的“大义”，往往不是指仁者爱人、普遍正义的社会公德，而首先是指君臣有义、宗法忠义的团体私德，所谓“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不以亲亲害尊尊”，即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舍孝以尽忠”，因而在实质上只是把“君为臣纲”置于“父为子纲”之上，并不是把社会公德置于家庭私德之上。

梁启超指出：“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梁漱溟则认为：“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究其原因，则在于“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周孔教化便为中国人开了家族生活之路”。熊十力甚至激烈地主张：“家庭是万恶之源，衰微之本……无国家观念，无民族观念，无公共观念，皆由此……有私而无公，见近而不知远，一切恶德说不尽。”

隐忍，内敛，封闭，保守

中国的儒教可以说是一种耻感文化，讲究温良恭俭让，讲究忠恕之道，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之要推己及人，强调自我约束、克制与对外部的适应，忍辱负重。如果做不到这些，则足以羞耻。由此造成忍的传统与韧的精神。“小不忍而乱大谋”、“欲速则不达”是忍，“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也是忍。

中国人安土重迁，家园不仅提供衣食，而且是宗庙所系，古训有“父母在，不远游”和“叶落归根”。战国秦汉时的纵横家、游侠者之流在后世几乎消失了。中国人坐井观天，自居于天下之中心，对待周边夷狄民族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实行德化要近者安而远者归，要四夷宾服。更可笑的是死鸭子嘴硬，便是鸦片战争败给英国人，割地赔款都硬要说成是“赏赐”。

西方人把世界幻化为自家的花园来游戏探险，而中国人把自家的园林臆想为宇宙来修养心性。

在中国各地，大到皇家宫殿，小到农家院落，围墙无处不在。北京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宫殿群，除了那种高大、庄严、肃穆的“天威”外，再就是它的“深”。中国建筑的代表就是“深宫大院”。《唐诗三百首》中就有一首五绝“何满子”：“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讲深宫怨妇的封闭之苦，读来不禁令人欷歔。抛开私人院落不论，大小各个机关单位，哪个不是院墙高筑，戒备森严？

围墙是国人消极避世与防范心理的外在形式化，人与人之间处事交往奉行“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临头让三分”，“饱经世故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等规则。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施行海禁的政府，元朝前后一共搞了四次海禁，明清两朝厉行海禁，严禁商民出洋贸易，下海出洋者被视为奸徒、海盗，明朝嘉靖甚至规定“片木不准下海”，断绝一切内外沟通交流，结果是“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在军事上远不如西方的清朝，还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英国曾经送给中国一些最先进的武器模型，“一代明君”的乾隆竟把它们当成是一堆废品锁进仓库。当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正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清政府的一班文臣武将还在为了自己铁统的江山在大清皇帝的龙椅下尽忠尽职。当他们还在陶醉于大清帝国昔日的光辉和威严时，压根儿也不知道自己末日已经来临。

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在客观上造成土地对人的束缚，它缺乏因生存而向外发展的动力。由此而导致的海禁和闭关锁国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封闭保守与世隔绝便是自甘腐朽堕落，便是拒绝现代文明。这样的政权最终也只有剩下落后挨打割地赔款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