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体姐妹要单飞

七、联体姐妹要单飞

2005年8月24日早晨8时30分，一对女性双胞胎联体婴儿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降生。该联体婴儿腹部相连，其中一个存在严重心脏畸形。情况危机之下，通过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出生缺陷协作网网络，由儿科医院立即组织转运小组。5分钟内，急救车便带着新生儿特制的转运暖箱和六名医护人员，迅速赶到妇产科医院，将联体婴儿安全转入儿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联体婴儿的母亲陈艳芬来自浙江台州。在她怀孕22周时，经当地医院B超检查就发现所怀的胎儿可能是双胎联体。为了进一步确诊胎儿的情况，陈艳芬在丈夫胡再纪的陪同下来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就诊。妇产科医院产前诊断中心接受孕妇后，立即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围产期检测网络取得联系，确诊为双胎联体，其中一个婴儿存在严重心脏畸形。

然而，怀着孩子有可能是双胞胎的一线希望，陈艳芬坚决反对放弃孩子。“哪怕有一线希望，也要生下孩子。”考虑到妻子已经31岁，属于比较高龄的产妇，胡再纪最终站到了妻子一边。

可是，现实却远比想象的糟糕得多。儿科医院在初步检查患儿后发现，患儿腹部、盆腔联体，而B超和心超检查发现，一个患儿存在着先天性复杂性心脏病，另一个患儿患有肺动脉狭窄、动脉导管未闭，并且姐妹俩共用一个会阴体，肛门出口也只有一个。进一步做C T检查发现，联体婴儿还共用一个肠道，肝脏和脾脏连在一起。

心脏不好，一个肛门、一个会阴体、一条肠道、一个肝脏、一个脾脏，这么多的病症紧紧缠绕在一起，若要实施分离手术，这第一刀从哪一个脏器下手，要作出正确的评估非常困难。

此时，孩子的家长也是进退两难。孩子的母亲陈艳芬要求医院继续救治孩子，如果可能的话，尽快施行分离手术，而孩子的父亲胡再纪却开始有了放弃的念头。究竟要不要进行分离手术？医院在评估后告知家长，不做分离手术的话，孩子必然是逐渐走向死亡。但是，这种类型的联体在中国是第一例，如果要分离，手术风险非常大！

儿科医院专门就救治这对联体婴儿成立了医疗、行政和公关3个领导小组，并组织专家进行了进一步的会诊。经过风险评估，专家们认定：如果施行分离手术，将涉及医院心外、心内、普外、泌尿、新生儿等临床一线近10个科室，非常复杂。但是，这对联体婴儿的分离手术还是有条件做的！

然而，在联体婴儿降生以后，孩子们的家长和亲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矛盾重重。本该疼爱她们的父亲胡再纪，终于因为受不了压力而完全放弃了对联体姐妹的关注。而母亲陈艳芬，虽然想救治孩子，但终究势单力薄，难以承担。

面对这种情况，儿科医院决定，动用一切资源，帮助联体婴儿和家长渡过难关！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中，孩子受到了精心的护理，体重开始有所增长，分离手术的最佳时机日益临近。

为了保证分离手术的安全，儿科医院试图邀请国外曾经做过这类联体婴儿分离手术的专家共同参与。但是通过一番努力，考虑到手术的复杂性和巨大风险，以及出于对中国医疗制度的不了解，国外专家最终拒绝了医院的邀请。在这种情况下，儿科医院毅然决定：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手术！

为了解决救治和分离孩子所面临着巨额医疗费用的问题，儿科医院主动联系媒体，发动社会各界捐款。在多方努力下，温州台山商会与儿科医院达成协议，由商会捐赠20万元医疗费为孩子施行分离手术，其余的费用缺口由儿科医院补齐。

此刻，儿科医院开始受到来自媒体的巨大压力。自从联体婴儿转入儿科医院，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就对她们十分关注，上海和浙江等地的媒体更是每日必有有关联体婴儿的消息报道。当儿科医院宣布要为她们施行分离手术之后，媒体更是对这对联体婴儿的命运给予了高度关注。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规避可能的舆论风险，儿科医院联体婴儿公关领导小组主动向媒体发布联体婴儿的情况，并宣布：这对联体婴儿是世界罕见的双胎联体，分离手术的难度极大，存活一个就是创造了医学奇迹，存活两个就是挑战医学极限，创造生命奇迹！这一宣布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给予了医院很大的空间，打消了主刀医生的后顾之忧。

在为联体婴儿施行分离手术的前一天傍晚5点，上海电视台突然打来电话，告知他们的实况转播车已经在前往儿科医院的路上了，“准备来转播两个孩子的分离手术实况！”

要不要同意这次实况转播？这对儿科医院的决策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最终，时任院长的桂永浩教授指示：“让他们开进来！”在笔者就此事对桂教授的访谈中，桂教授认为，实况转播不同于事后报道，它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眼球。万一手术失败了怎么办？桂院长表示，这本来就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手术，而儿科医院要向全世界展示的不仅仅是医疗技术水平，同样还有医护人员的敬业精神，以及和谐的医患关系。

手术当日，为了不打扰手术进程，保证安全，儿科医院禁止所有媒体进入现场，仅仅让一名上海电视台的摄像进入手术室转播。为了保持与媒体的良好互动，每隔1小时，儿科医院就主动发布手术的最新进展情况，不让媒体在医院内空等。

傍晚17时左右，两个孩子分离成功。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孩子的心跳突然停止了！从电视画面的转播可以看到，现场的医护人员一片忙乱，这对从未见过手术抢救现场的普通民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视觉冲击。万幸，在医护人员的极力抢救下，孩子醒了过来。

18时不到，手术已经全部完成。为了确保手术成功，不发生术后意外，儿科医院决定不立即对媒体发布消息。

19时，儿科医院向媒体宣布当晚21时将就联体婴儿分离手术发布正式新闻。

20时55分，儿科医院向平面媒体发布了手术成功的正式新闻。21时整，儿科医院院长桂永浩教授又通过电视镜头，向公众宣布联体婴儿分离手术获得成功！这个长达17秒的镜头立刻在电视中滚动播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名字响彻全国！

在发布了手术成功的消息以后，医院考虑到不能引起公众的误解，立刻向媒体介绍了孩子术后的情况，发布了孩子所有的生命体征数据。儿科医院向媒体表示：手术获得成功，但孩子要能存活下去，还必须要“过五关”，即维持生命体征的平稳、避免多功能脏器衰竭、抗感染、避免出现凝血功能障碍、保持良好的营养状态。因此，孩子还处于危险期，不能排除在将来发生意外的情况。次日，即有媒体发布《联体婴儿分离成功，想成为正常孩子，还要过五关》的新闻，这个论调得到了广泛的转载。

联体婴儿的成功分离也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伦理争议。在联体婴儿分离成功以后，媒体开始反思：该不该分离这两个孩子？是否应该在妊娠阶段就放弃她们？她们的降生是否给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增加了负担？面对这样的争议，儿科医院采取了淡然的态度，回避了所有的媒体采访。

在联体婴儿成功分离3个月后，桂永浩教授接受了《新民晚报》的独家专访。面对社会伦理争议，桂教授指出：这个事件向所有人提出了3个问题：面对联体婴儿，我们的家庭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社会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准备好了没有？联体婴儿的降生和分离折射出了许多问题，这其中既有医疗技术问题，也有社会伦理问题。争议可以存在，但是生命必须得到尊重。

·点　评·

媒介和新闻源的关系，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媒介究竟能不能被掌控？在学界始终争论不休，就儿科医院处理联体婴儿的这件事的全过程来看，我们看到，是当事人牢牢掌握住了媒体。

在争论之前，要先加入一句题外话，不管这件事情处理的怎么样，我们都应该着重赞扬一下儿科医院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对于分离联体婴儿这样的世界高端的医学难题，无非就是两种态度：一是畏难，担心由于医疗网和技术水平有限而对手术没有把控；二是迎难而上，勇攀医学高峰。如果放弃就意味着两条生命死亡的话，那么用尽全力拼一下的态度就值得嘉奖。

当然，儿科医院在联体婴儿事件上也不全是莽冲的。各种事前的准备工作还是做得很到位，资金、技术、医护等条件都准备好了，最重要的一点准备就是，如何在这件事上，姑且现在把它称之为危机事件的联体婴儿分离术的事件上，掌握媒体的主动，把这样一件有可能是医院危机的事件公关成为宣扬医院理念、弘扬儿科医院美誉的活广告。

儿科医院的做法是成立“联体婴儿公关领导小组”，由这个小组统一向媒体发布联体婴儿的情况，掌握对外宣传的主动权。并宣布：这对联体婴儿是世界罕见的双胎联体，分离手术的难度极大，存活一个就是创造了医学奇迹，存活两个就是突破了世界医学的禁区！这个以退为进的低调宣示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给医院留有很大的余地，规避可能的舆论风险，打消了主刀医生的后顾之忧。

另外一个方面，儿科医院选择允许电视台实况转播全部手术过程，这又是一个规避风险的方式。外科手术由于其他风险特别多，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医生所能做的，就是在术前预判手术风险和成功系数，在手术中严格按照规程操作，保证手术安全。现场直播手术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展示儿科医院风采的过程，手术中医生护士有条不紊的工作状态，一定会引起市民的关注和理解，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手术最后失败，只要手术过程按一切要求做，民众也不会为难医院和医生的，这就是信息透明的好处。事后证明，由于现场直播的极为成功，整个直播过程等于是为儿科医院做了一整天的活广告。

在这次危机公关中，儿科医院还有一个值得圈点的地方，就是儿科医院在手术后的低调，因为手术的瞬时成功并不代表两个孩子就能够顺利成活，后期存活一半靠护理、一半靠孩子本身，所以儿科医院在手术后立即表明婴儿所处的状况，把问题拿到台面上讲，使得自身的责任风险系数减小。

总的来说，儿科医院在联体婴儿从术前、术中、术后3个方面的危机公关能力值得赞赏，尤其对于媒体的主动掌控意识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