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背后的认知因素

生态背后的认知因素_人类之城：中国的生态认知反思

阅读提示：在这部分，我利用了西南中国的环境案例来说明生态背后的认知因素，在许多环境和生态危机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往往不是急于找到解决办法，而是从源头理解这些病灶和症候的根源，哪些生态问题是因为认知缺陷带来的，最后通过生活方式、城市化、经济活动等形式表现出来。

图24 处在“热带雨林”的蔬菜地，这里生产蔬菜统一送往中国的一线发达城市，许多承包者为四川和浙江的客商。

精明的生意人，已经利用了城市人的污染恐惧，把热带雨林转为城市人的蔬菜基地——当然这种蔬菜不是城市里老百姓消费的日常蔬菜，而是吸收自然雨露的“高端有机蔬菜”。周雷2010年12月摄于西双版纳。

1. 生态认知缺陷与公共环境运动的知识转型

一直以来，至少在中国，有关生态问题和公共环境教育有几个显著特征。首先，人们往往有个“污染在别处”的远方想象。搞环保，不做到昆仑山、三江源、黄河源、青藏高原、香格里拉的冰川，好像就没法在环保组织年终的项目总结上增加亮色。许多环境保护项目，专注于减少中国山川地理原生环境的人类活动，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弃牧等方式，造就了一大批生态移民，使得一大批原住民和自己的祖先、祖灵、祖地永诀。与此同时，都市的人们往往容易忽视一些发生在身边的微观生态问题，较少反思自己的都市消费习惯、都市造城理念、都市生活方式如何不断积累对中国生态问题的庞大压力。

2010年12月我再次考察了中国西南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我注意到一个特殊的现象，在许多村落，他们的生活环境正悄然发生植物学意义上的“城市化运动”，他们自己丝毫没有觉察。我考察的这一区域的傣族村寨至今仍生活在保存较好的热带雨林里，原因之一是当地政府将这个有农村社区的自然区域统一整合成一个雨林保护区（傣族社区的编制一般称为“曼”，相对于县城这一层级的“勐”），然而这些雨林地带并非处于完全原生的状态之中，除了农民在近村落一带的橡胶和香蕉种植（这一经济活动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最近一两年出现了另外一种村落经济模式，那就是大规模的蔬菜基地。

这些蔬菜基地通常和热带雨林连在一起，原来多为水流漫漶的林间沼泽、水田、草场和荒地，一些地方甚至是大象获得盐分的半沼泽地。现在都已经开垦成大片的蔬菜基地，统一种植四季豆（又称为“无筋豆”）和南瓜，投资者来自四川，所生产的蔬菜多标上有机的标志统一发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

耐人寻味的是，在我考察期间，正好是四季豆搭竹架，南瓜在塑料膜里培育茎叶的时节，不少农民背着农药来地里喷洒。所以，即使是产自热带雨林的蔬菜，也并不完全是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的。但是遥远的西双版纳，仅仅凭借这个遥远地理，异域的民族风情，已经可以让一些有机食品公司异地高价卖出自己的“有机蔬菜”。

然而，蔬菜种植过后，才是环境问题的真正开始：当地傣族农民一般在旱季种植蔬菜，当雨季来临，还是要种植一些水稻，这样一来蔬菜地的化肥和农药统统又被水稻吸收了。同时由于当地的灌溉系统与自然水系和雨水地表径流的联通，这些污染元素（当然包括橡胶地大量施放的化肥和农药）一起进入雨林生态系统。

除了这种“植物学”意义上的变化，我们要意识到中国山川地理的自然流向——中国的国土上基本上有两套“时间体制”。往西、往北、往西北偏北，基本上是一个“生态时间”，这些地方多为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原生地之一（许多西南的部族都流传着迁徙史诗，讲述自己的祖辈如何从中国的西部和西北高原地带，沿着下移平落的山川地理，逐渐往西南和东部转移，例如藏彝走廊），同时也是自然神性较为突出的地域，为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而往东、往南、往东南偏南，基本上是个“社会时间”，也就是与发展、现代、文明、当代、摩登、都市相关的时间，这里的“人文化地理”和社会生境基本上和蛮荒神秘的西部生境形成一组二元对立。

图25　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都市的生态危机和都市人的生态认知，西双版纳的农民将大象光顾的湿地转耕为蔬菜基地，为城市提供“有机蔬菜”。周雷2010年12月摄于西双版纳。

但是从生态、污染的框架分析上，过多的生态保护注意力和资源大量向西部倾斜，这里主要包括环境项目的知识生产方式、国际及本土大型NGO的布局、环境“课题”组织方式和生态知识的传播方式。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实沿着自然地理的西高东低走向，一种发自东方、产自城市的“污染社会潜流”和“生态恶化的社会学地质变动”正朝着西部逆势涌动。

备受众人关注的APP纸业扩张，对应的正是都市化、标准化、典籍化的生活方式（生活在西部农村的农民也许十年都不会用A4纸打印一份东西，但是都市里“明天九点上班”六个字，都要打印十几份在办公楼张贴）。蚕食了整个西南中国的橡胶种植对应的是都市的一小时经济圈区域高速便捷交通系统和避孕套欲望解决机制（中国仅在非洲世界杯期间就销售当地3 000万只避孕套）。占据中国整个西部（经济学意义上）GDP大头的水电和矿业开发，对应的是能源饥渴的恐龙型城市和超大城市群。即使是表面上生态友好的生物质能源（如膏桐、木薯）也是替代西部大量本土自然资源的外来物种，而这也是为了满足都市永无餍足的能源需求和汽车式城市梦。

任何一个有过中国西部游览经历的游客也许都有过这样一种观察：在中国西部有一种我称之为“小卖部式都市污染”，也就是说不管你去大理、丽江、稻城、九寨沟、波密、林芝、拉萨，还是桂林、阳朔、香格里拉、黄果树瀑布、青城山，只要进入一个小城镇或者旅游区外围的农村小卖部，都可以看到大量产自城市的大宗生活消费品（不少为假冒和伪劣，农村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重灾区），这些产品几乎无一例外都最终成为无法降解的污染品。

但是，在任何一个发达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杭州等，来自云南、贵州、西藏、青海的风物，基本上铺满代表具有医疗性、审美性、生活时尚、道德性、宗教性、乡土性的“滋补品”和“自然物品”（所谓的“自然の品”）。

话题至此，真正的公共环境运动和生态革命的出路水落石出：那就是回到城市、都市人、现代性、生活方式的反思、回到对污染的元认知。未来中国城市的生态未来，取决于都市人的自觉、自在、自为、自责、自律、自省。

围绕着城市的现有格局，尤其是城市垃圾的“文明遗产”，应有更多的环境组织和项目进入，不应停留在宣传栏海报和公益宣传上，应该通过设计、知识、技术、行为干预来整体修正城市已经恶化的生态环境。

应该对上海世博会的城市主题进行更为立体、持续、深入的研究和知识传续。上海世博会或许本应有更为独特的举办方式：将杭州、上海、南京的高铁系统，发展成为一个移动的展馆输送系统、流动场馆和高铁媒体群，可以支持知识的共享、数据下载、搭乘时间的即兴讨论和城市知识移动播放。许多在城市发展方面有独特传统和现代科技的国家可以沿着高铁沿线铺设知识融合城市，如杭州、上海、南京、昆山、苏州、镇江等沿线城市都可以通过与国外城市模式的知识融合发展成为一种不断生长的智能城市模式，并不断繁衍新的产业带、知识生产中心、生活方式改良中心。

中国在经济上最为富足的城市群不应仅仅进行基于硬件的海量投入，打造一个外表富丽堂皇的列维坦式城市（巨兽式的城市），他们最应该最先发展成为一个城市的智者，而不是一个不断输出错误模板、破碎理念、低级欲望、高度污染的生态恶源。

2. 城市化的甜味与西南环境的“甜蜜诅咒”

当下，中国正进行着一场超级城市的建造革命，它带来了中国城市景观的巨变，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城市系统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在这场革命中，中国许多城市至少从视觉上着手，建造一种由代价高昂的捷运系统、密集高楼大厦、分化严重的人群聚居区等“城市零件”构成的巨型城市。从有形的城市外壳来分析，中国城市的建造逻辑体现的是一种“电子集成电路”思维，即每一种城市构件的营建更多考虑的是一种经济目的，中国城市也因此成为一种“经济体量效果集成器”，极少有城市规划真正考虑的是柔软的、心理的、人类学的细节——建造一个人居住的城市。

但是，在这种机械化、电子化、数字化的城市化革命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心理的因素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出来，例如越来越多的城市从“味觉上”开始为一种国际化的“甜味味蕾”提供空间和时间，围绕星巴克、上岛咖啡、COSTA、麦当劳、肯德基等欧美“泛甜味饮食”进行城市空间的营造。在饮食上，中国的城市白领，除了偶尔接受西南菜系的酸辣刺激，开始学习一种以国际营养学知识武装的生活方式，佐以会所及健身中心的体能训练，从味觉上拥抱一种现代性和城市生活。

在这种城市生活中，需要大量甜味的饮食，如豆浆、油条、牛奶、蛋糕、豆沙包、发糕、饼干、冰激凌、麦当劳甜品、红豆粥、奶茶……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在味蕾上，需要大量的糖。而中国的西南就成为中国这种城市化的糖能量提供基地，当然除了甘蔗的蔗糖，甜菜等植物所提供的糖原料也是来源之一。

我对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的甘蔗产区进行考察，发现了一个遥远少数民族村寨的农业经济与中国城市化的联系。这里世代居住着多种跨境而居的民族，许多民族因为信息、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等多种复杂因素，在现代城市化过程中成为天然的弱者，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他们优秀的传统知识和历史记忆成为一种“冗余物和过时物”，他们经常成为一种“城市化集成效果器”命令下的牺牲品。

图26　虽然品尝起来是甜的，但是不当的甘蔗生产和过度扩张，容易产生许多工业化单一植物种植都会有的害处，它的“苦味”多半为当地农民承担。联系这一点，再来想想中国城市人群的代谢紊乱和糖分剩余——糖尿病和肥胖症的蔓延。周雷2010年12月拍摄于西双版纳一户农民家的白砂糖袋。

由于糖厂利润很高，他们和政府建立了一种“甜味联盟”，鼓励政府通过硬性摊派的方式，将甘蔗的种植面积尽可能扩大，以获得稳定低价的糖原料，政府因此也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和利税返还。所以一些并不适合种植甘蔗的区域也被统一换上了这种“政治正确”的植物。

这里的农民成为城市化植物实验室的工人：澳洲坚果、香料烟草、核桃、甘蔗、大棚蔬菜，只要是城市化所需要的植物，这里都不惜代价提供，不管这种需求是否真正合理，这些通过行政命令和科学知识引入的植物带来了重要的生计和自然环境改变。

我所考察的景颇族和傣族村落，许多村民告诉我，村子里近些年来出现许多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水危机，很多家里没有干净水源，以往的村落依靠山泉蓄积，然后通过管道输入家庭院落，但由于山区的植被不断摧毁，山泉减少，许多村落开始挖井。我揭开井盖发现，许多井连井壁都没有处理，是黄泥壁，已经深到十多米；但是经调查发现，在雨季期间，水面可以接近井口，直接可以手提，环顾村落是连片的甘蔗地，都是在近些年引入的经济作物。

村民告诉我，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化肥，每年每亩的施用量大概500斤 ⁽¹⁰⁾ ，此外是一年三四次的农药施用，由于经济作物的持续性和依赖性，它使得植物和土地形成一种吸毒上瘾式的化肥需求关系，化肥和农药越用越多，不然甘蔗生长受影响，通过雨季和漫灌，这些农药和化肥渗入地下水系统，成为雨季涌上井口的饮用水，部分旱季年份，有些村民的井水已经喝起来有咸味。

访谈时，正好有村医在场，她告诉我，这一带出现大量的高血压、糖尿病、腹泻等病例，因为用水卫生问题，许多妇女有严重的妇科病。在与村民共同进餐过程中，我发现了这些地方病例的另一种解释可能：饮食和味蕾上的。

在西南的民族聚居区，这里的景颇、傣族、阿昌、德昂、佤等民族往往有一种以食用野菜为特征的地方饮食系统，这些带有苦凉、轻微毒性的凉菜和植物实际上有一定的医疗用途，对于解决西南这个地方地质、气候、水源等方面可能对身体的损害有一定抑制作用。由于大量经济作物的引入，许多传统的植物空间被侵吞，当地生活也伴随着一种饮食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他们开始食用许多与城市郊区类似的饮食，采用一种城市化的烹饪方式，一些产自城市的甜品开始大量进入农村，除了一些食材的特殊，他们的饮食基本上与城市边缘区的饮食同质。

图27　在满足了城市人的欲望和自我生产之后，我们仔细看看他们日常的食物和消费是什么？这预示了中国生态、城市、城镇化的何种去向？周雷2010年12月拍摄于西双版纳的一家村庄杂货铺。

外表“甜蜜”的城市化过程开始在一个遥远的山村施加它的深刻影响，这些村民或许在不经意间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实验品，至少在身体上。一位景颇族朋友告诉我，一直以来，当地人有一句顺口溜，他们用味蕾来区分不同的族群：辣山头（山头指景颇族）、酸摆夷（傣族）、苦傈僳（傈僳族，许多食物有苦凉特质）、臭崩龙（德昂族，某些食物具有“臭豆腐”的臭味）、甜汉人（汉族）。

在城市化过程中，喜食甜味的“甜汉人”，通过一种更为国际化的甜味味蕾改造，在首先影响自己的城市生活景观之后，开始劫持远在千里的少数民族，大家一同进入了步调一致的城市化过程。2010年，中国已经出现了9 200万糖尿病患者，1.48亿糖尿病前期患者——城市化尚未成功，人已经病了。

或许，中国西南之境本可以成为一种城市化过程的解毒物，这里的动植物资源，通过细致分类和整理，可以成为具有医疗作用的自然饮食系统，以整体改善已经与自然脱离的城市人生活。通过对植物的辨识、利用、生产，以一种热带雨林再造的技术实现一种建在雨林的农庄，我们可以在保存少数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知识的同时，给中国城市化提供另外一种可能，也给后代留下一个植物学意义上的理想国。

3. 生态问题背后的认知危机

2010年10月初，当我即将结束西双版纳的田野考察之时，在景洪的咖啡厅碰到一位德国朋友兰根博士，他是生态学家，2007年，我作为记者报道了他主持的一项针对西双版纳生态保护的多学科互动实验计划：中德两国的生态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共同合作，在西双版纳的纳板河流域共同采集数据，建立一个融合了植物学、动物学、民族植物学、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制作一种多学科数据库和决策模型，可以支持决策者预判土地利用的未来风险。

我和他聊起西双版纳的生态情况，他无奈地摇摇头。在他主持的科研项目进行期间，有一批德国博士生空降到偏僻的西双版纳，前后进行了3年的调查，积累了大量数据，项目期间西双版纳的生态状况仍然令他担忧。他说：“研究是做出来了，如何跟中国政府合作，共同分享这些研究成果，为未来的生态决策带来帮助，才是关键。”

“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支持实际应用的，在这3年中，我了解到中国政府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他们需要解决东西差距，让农村人口富裕；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前进，带来非常严重的环境灾难（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水土的严重污染及生态退化等）。而在西双版纳，我觉得争论种不种橡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关键是中国需要一种环境决策机制，无论是决策者、投资人和农户，都应该受到一定约束，立法层面的约束。”兰根说。

从2009年8月底，我持续多次在西双版纳进行调查，试图理解当地所面临的生态压力，在对外国专家、本土研究者、村民的访谈和实地走访中，我了解到西双版纳目前的单一工业化种植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可以这样说，工业化单一作物在当地的覆盖已是无孔不入。西双版纳在橡胶、香蕉、麻类、甘蔗、茶叶、澳洲坚果等单一作物种植的蚕食之下，已经处于一种严酷的生态挑战当中。

于2010年年初辞世的德国生态学家马悠博士曾经告诉我，西双版纳特殊的自然禀赋本来可以发展一种热带雨林再造农业，这是一种基于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立体利用，在保护原生生态的基础上，对各种生态习性各异的植物、菌类、昆虫、微生物进行综合利用，以此发展医药、香料、有机食品、高端生活方式展示、生态旅游、自然科学研究等产业，最终实现一种环境正义和环境道德——不牺牲本地农民利益，不损害本土经济发展、不导致生态恶化的新生态经济模式。但在事实层面，西双版纳沿着规范化、集约化、产业化、原料基地化、区域物流中心的常规现代化模式前进，以单一植物工业化种植和区域城市化模式为代表的发展心态，给西双版纳带来严峻的生态挑战。

我从2004年开始，就持续关注西双版纳的生态问题，对于这个区域而言，最具争议的是橡胶这类单一植物的种植应该推广到何种程度。2007年，曾经有许多媒体连续报道这里的橡胶种植已经突破了600万亩，远远超过了这个地区的生态极限，一时间各种专家的声音参与到这场论战当中。

图28　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市郊区的一个农村，曾经的小乡村，全面硬化，依靠给外来人员出租和卖地获得日常收益。周雷摄，2010年10月14日。

遗憾的是，就我2010年5—10月这段时间对西双版纳的观察来看，此前的争论其实没有产生真正的效果，每个群体——政府、橡胶产业、环保主义者、农民、国际媒体、国内媒体都有自己的证据，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恰当性或者对于环境问题的更深忧虑。也就是说，在这些论战进行当中，西双版纳这块生态意义独特的区域继续被橡胶、香蕉、麻、能源植物、茶叶等单一植物分割，捆绑了巨额资本的工业化种植和旅游地产在西双版纳全面推进。

我前往西双版纳大佛寺一带、曼弄枫村落进行考察，同时走访了一些傣族村民，曾经是“万里平畴”的农耕地，目前都已经开发成，或者即将开发成鳞次栉比的楼盘，村庄里的旧式傣楼已经非常罕见，全部代之以钢筋混凝土的半洋半傣的新式能耗楼。

旧式傣楼，或许房间采光不好，但从材料来说，基本上都是环保的，房屋保养所需要的材料更换也不会带来新的污染，由于巧妙利用竹林、芭蕉林和各种热带植物，围绕着旧式傣楼，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农家植物园，人的许多自然需求可以通过生态环保的方式解决。

而现在的西双版纳新区，使用的是常规的城市化模板，整齐划一的硬化设计，绿地的消失，水循环的破坏，基本上朝着大城市旧城区式的破败、沉闷、灰色城市调子里走去，从大佛寺的橡胶林底下，回望整个景洪城，满眼都是建筑脚手架和盖了一半的高楼。如果从另一面也就是前往昆明的老山路上俯瞰景洪，这个城市基本没有任何热带和雨林特点。

我在当地的农贸市场，看到更多的城市化痕迹，这里售卖的蔬菜和农产品，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当地的生态特性，在品种和品相上面，趋同与大城市的超市产品。而西双版纳丰富的植物资源和气候条件，本来可以发展一个一年四季不重样的绿色饮食。同时，沿着饭店、酒吧区、按摩院、卡拉OK厅和卖场等物质空间，一个平庸的城市的形制已经定型。

相比之下，西双版纳没能拥有泰国清迈的命运（两个城市在生态、文化、地理、民族特质上非常相似）。清迈没有像西双版纳一样丢失它的文化之魂：随处可见精美的寺庙、相对完好的古城形制、手工艺品的制作中心、结合当地生态特点的生活方式用品开发中心、国外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中心和文化交流站、少数民族的生态展示等。

虽然，西双版纳也有“五个一”工程式的文化产品和勐巴拉娜西，傣族风情已经被降格成为毫无创意的天天泼水节和民族抢亲，昆曼公路这类国际通道的贯通，让当地人可以想象它或许可以带来一种南方丝绸之路的效应：文化昌明、民族和谐、官民富庶、新文化景观不断涌现。

但是，这个想象实现的前提是西双版纳找到“十二块坝子”（傣语西双版纳的原意）的未来密码：基于珍稀动植物的研发中心，仅兰花一项，就可以创造一个集中了3万种兰花的国际兰花研究中心和兰花之城；凭借西双版纳的香料植物和药用植物，可以和西南中国的横断山、高黎贡山、无量山等地区形成区域合作和整合，引入国际一流的药物学、民族植物学、生态学人才，打造一个国际顶尖的药物和香料研发基地；借助当地丰富的资源和宜人气候，至少让中国的孩子可以来这里了解动物和昆虫，认识《本草纲目》上才能见到的植物，成为实地自然教育课的第一基地。西双版纳如果真正要现代化，它最恰当的形式或许是绿色现代化，人们真正生活在丛林里的城市，一个活着的“种子圣殿”当中。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生态危机，西双版纳的案例体现出一种普遍规律。从根本来说，许多生态问题是一种认知危机。现有中国的一些发展模式是基于一个庞大、细碎、区隔、科层化的知识系统作出的，一方面它沿着科学主义的认知路径，不断衍生出细密复杂，科学术语叠加、定量式的“技术性知识”，决策者用这类知识制定各种规划和发展方略。另一方面，许多认知模式不仅是一种知识论，它时常还带有政治学和社会学色彩，许多区域的环境决策往往为的是一种政治博弈，生态保护在中国基层政府，容易转变为根据政治议题而进行的“填空和选择题”，刚性的技术知识和决策方略，成为一种环境公式和生态语法，地方根据它进行生态推演和环境造句。

图29 西双版纳的城市化未来是否只有这一种模式？周雷摄于景洪市郊，2010年10月14日。

西双版纳和云南许多地州一样，试图呼应云南省有关泛亚、东南亚、南亚、大湄公河次区域、第三亚欧大陆桥的宏大计划，各地纷纷将自己设想为桥头堡、区域中心和国际化融合带。西双版纳的决策者一直力求实现外贸、外经、外资、外游倍增计划，推进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基地、现代服务基地建设，试图把西双版纳建设成为开放云南的主阵地。

云南省已经在三江并流区域之一的金沙江流域取水（当地称之为润滇工程），用它来满足新昆明超级城市建设的水资源要求，在不断推进的城际交通网络中，大理、蒙自、丽江、香格里拉等地州级城市已经演变成准城市和物流中心，衍生出更强、更大、更复杂的生态诉求（水、能源、土地空间等）。在2010年6月底出台的《昆明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中，新昆明的城市人口将达到700万~800万人的庞大规模。

然而，一旦昆明以及地州扩展中的新城市群遭遇一系列生态困境，如西南大旱、工业化种植植物灾害、阳宗海污染、滇池常年治污、澜沧江枯水、国际河流争议等，它们将集体发现，自己并没有一整套解决极端情境的工具包。于是云南出现了西南大旱期间，四处深挖地下水的饮鸩止渴救险之举——而云南的石漠化、水土重金属污染、喀斯特地貌地下水枯竭的危机已经是生态学者眼中的常识和慢性病。

这里还仅仅是粗略检讨水这一单一制约因素，还没有分析西南中国气候学、植物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潜在生态危机枷锁如何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