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下来，想再介绍一些近现代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也就是在本章最初提到的那些后现代主义流派思想家，他们对我们看待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影响特别大，但是从一开始我就要强调，他们的思想和前文所说的那些历史老人都有着思维谱系的关联，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思维亲属系统上的分支，他们所反对的，有时正意味着一种对历史的回归，他们所遵循和提倡的，有时甚至是几个世纪以前人类群起而攻之的异端邪说。我用小标题对这些人和思想进行切割，这样读者阅读起来相对容易一些，读者可以看作是我给大家做的读书笔记和思想文摘。 (57)
1. 反思性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原则
福柯在“论说的秩序”的演讲中提到，在任何社会中，任何说话和论述规则，实际上就是强加于社会的某种“禁令”，也就是说，通过语言表达形式的各种规则所表现出来的说话和论述的规则，实际上就是说话和做事的各种限制。“我认为，在每一种社会中，论述的生产，是由一定数量的程序操作者所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这些操纵者的作用，是保护他们的权力，并防止他们的危险，幸运地处理各种事件，避开其沉重的物质负担。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大家都知道排除的规则。这些最明显和最熟悉的排除规则都涉及那些被禁止的事物。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并不是可以自由地说任何事情，而当我们在某时或某地高兴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随便地直接说什么。总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说什么事。我们存在三种类型的禁令，包括涵盖客观事物、符合周围环境的礼仪以及说某一个特殊的主题的特权。所有这些禁令相互关联，相互巩固并相互补充，构成一个持续地可以不断修正的复杂网络。”福柯认为：“论说就是我们对于事物的一种暴力，或者，在所有的事件中，论说就是我们强加于这些事件上的一种实践。”他认为，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社会中，人们几乎都染上了语言恐惧症。利奥塔把批判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火力集中指向维护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宏大叙述性（grand narrativite）的论述体系。
图41 耸立于大英博物馆里的“野蛮人”。周雷2009年拍摄于伦敦。
图42 大英博物馆里呈现的一组论说秩序：观看者、原始雕塑、玻璃柜、陈列馆、导引图、序列阐释、摄像机——诚如福柯所言，论述的生产，是由一定数量的程序操作者所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周雷2009年拍摄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这里提到的宏大叙述性就是前文提到的后现代主义的“世界环境新秩序”的建言。
西方的思想大师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把整个西方文化和文明的社会制度的建构，建立在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e）和逻辑中心主义（logocentrisme）的基础上。德里达认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那种绝对的“意欲相互和谐说话”的状况，在德里达看来，整个西方文化和社会建构，都是建立在语音自身的区分和语音同意义的区分的基础上，最初的语音的自身区分和语音同意义的区分构成了此后一切社会和文化的二元对立区分，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各种不同层次的区分的基础和出发点。西方社会和文化从古希腊以后的不断发展逻辑，实际上就是以上述语音的二分化区分为基础而增殖的区分体系的不断再生产。
2. 布尔迪厄的反思性原则
布尔迪厄将社会看作是可感受到的实际结构和不可感受到的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体，是一种确定的架构和不确定的因素所构成的双重性对象。他指出任何经济体系的功能运作，是同对待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同对待时间的某种特定的禀性系统的存在密切关联。由于经济体系和施动者禀性相对和谐地存在于那里，而且随着合理化的过程逐渐渗透到国内的经济中去，经济体系自身就表现成为一种被期待的客观场域；而这个客观场域，必须靠具有某种类型的经济禀性或者更为广泛的时间禀性（temporal disposition）的行动者才能够真正实现。布尔迪厄将社会学称为“一种关于时间禀性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temporal disposition）。
图43 黑奴人体贺卡：一种关于时间禀性的社会学。周雷2009年翻拍于英国利物浦的一座历史展览馆。
布尔迪厄的社会研究的新的模式和新的标准，就是以反思性为基本原则（reflexivity）。社会研究中，必须以反思作为基本原则。这种反思性，一方面要求把对象看作具有确定性和不透明性双重结构的东西，看作受客观和主观因素相互渗透的复合体，看作历史运作的结果和当下各种现实力量合成的产物；同时还要求研究者本身形成高度警惕性，正如布尔迪厄所说，不受自发性知识的幻象的干扰（l’illusion du savoir spontane），形成一种认识论的警觉性（la vigilance epistemologique）。这就是说，研究者要尽可能排除来自传统知识和公众常识的各种现成观念的干扰，在对客观对象进行反思性的分析批判的同时，也对主观的各种自发意识进行反思性的批判，并通过各种中介因素，进行迂回的反复反思。
3. 鲍德里亚的理论
鲍德里亚使用拟像这个概念来说明当代社会的模拟的非模拟性，他在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的交换形式中，找到了它的人类学基础。法国社会人类学家阿里耶斯曾经系统研究死亡问题。他指出，对于死亡的态度和观念，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出现又始终伴随着人及其文化的最重要问题。鲍德里亚认为，死亡只有在给予和接受中，也就是在交换活动的社会化中，才有意义。在最原始的社会秩序中，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死亡通过象征性结构成为无底的回旋时空结构，成为借助于缺席而不断地扩大其领域的人类文化创作天地。
图44 利物浦的下午。照片、照片中没有出现的镜头和拍摄者、被玻璃分割出来的多重空间、凭空出现在天空的广告、玻璃缝隙之间透露出的真实空间拟像……寻常的照相中透露着鲍德里亚的理论。周雷2009年拍摄于利物浦。
鲍德里亚继承了尼采、马克思、福柯的所谓系谱学批判方法，以一种死亡的系谱学批判已经死亡的西方文化。尼采的权力系谱学揭示了人类为了追逐和扩大权力而不断地掩饰权力，并导致将权力意志完全从人的本性中排出去的结果。马克思通过资本系谱学探索了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强调资本是在消耗和剥夺其对立面无产者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膨胀的，以至于最后导致资本对人性的彻底扭曲。福柯的道德系谱学探索了西方人文主义和整个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揭示着现代西方文明通过知识的标准化而不断确立统治中心的正当化地位，把被统治者推到标准线以外的“不正常”的领域中去。鲍德里亚的死亡系谱学正是为了强调，当代的西方死亡文化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的一系列正常化过程，也就是说，是伴随着一系列所谓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道德化的过程。
4. 虚幻化的时间
鲍德里亚论述，在非工业社会中，特别是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中，时间具体地呈现在钟表的刻度差距之间，在那个时候，座钟就是空间中的镜像时间，对农民而言是最珍贵的，因为借由座钟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的节奏和意义。但是到了当代社会，作为时间的空间刻度的座钟消失殆尽。这是因为时间不再是活动着的人的生命尺度，而是消失在摆脱时空限制的各种拟像的各种物体符号体系的运作之中，消失在这些符号体系无止境地向任何一个维度进行的扩张和萎缩之中。由于这种张缩又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可能的维度和方向中，所以，时间从单一线性的结构解脱出来，成为不确定的和无方向的混乱系统。通过物体符号体系的瞬息万变的运作，人们沉溺于运作中的混乱的物体符号体系，完全分不出或根本不愿意区分黑夜与白昼，过去、现在和将来。
失去时间感的现代人，在他们周围不断运作并引诱着他们的物体符号的刺激下，其精神状态已经进入了鲍德里亚的晕头转向（vertigvertigo）的地步，时间从传统观念中的一线连续性和循环重复性的相对结构变成无结构，变成不可捉摸的神秘黑洞。由于传统生产和劳动一贯地以时间作为价值的测量单位，所以时间的消失和混乱也意味着价值的消失和混乱。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说，时间结构的混乱产生于人们价值观的混乱，或甚至决定于人们价值观的彻底丧失。
图45 虚化的时间和空间：冲进人群中的一匹青铜马。周雷2009年拍摄于英国伦敦西部街区。
5. 关于身体
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运作的两项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即美和色欲（l’erotisme），“肉体本身的美和色欲两方面是不可分割和相互构成的，它们都密切地同当代社会中对待身体的新伦理相关联。但是对于男人和女人有效的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区分为一个女性的极端和另一个男性的极端。这就是所谓‘女性美’和‘男性美’……但是，在这个新的伦理学的体系中，女性模特儿始终具优先地位”。这样一来，身体变成了运作中的美和运作中的色欲，肉体也就成为运作中的价值符号，成为人们盲目追逐的对象，尤其成为在运作中被操作的对象和物品。
6. 拟像文化的特征
一切拟像都同时具有虚夸和自称真理的特征。“模拟”在当代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中，本来指的是精神病人的一种病态行为，用来表示出于功利目的而做的表达真相的另一种曲折手段。因此，模拟包含着真诚性和秘密性的问题。
掩饰就是把有的东西假装成没有，而模拟是把没有的东西假装成有。其中一个是指涉“有”的东西，也就是表现某种在场的东西，另一个则是指涉某种“不在”的东西。
鲍德里亚指出，当代的拟像游戏，已经不是某个地方和描述它的地图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原本和副本的关系，不再是实物和镜中物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对象和它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拟像既不是抽象，也不是描述，更不是模仿某物。“当代的模拟是根据无起源、非现实的某种实在的东西的模特生产出的东西，因此它是超现实的。”
鲍德里亚提出三种拟像：第一个层次是自然的拟像（simulacres naturels），这是一种对于和谐和乐观形象的模拟和伪造，其目的是要构建类似于神的形象的一种理想的自然；第二个层次是生产性的拟像，或者是唯生产论者的拟像。这是靠能量和力量，靠生产机器和整个体系的物质化过程而建构，其目的是实现无限的和无止境的能量解放，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解放；第三个层次是仿真的拟像。这是依靠信息、模式和控制论游戏的运作方式的程序而建构的，其目的是实现总体的控制，创造某种比现实更为现实的超现实。
如果第一层次的仿真相应于乌托邦的想象，第二层次的仿真是相应于科幻小说，第三层次的拟像就意味着科幻小说的想象已经死去，而取代它的一种可能的想象形式正凸显。
7. 福柯的学说
福柯学说有四个主要部分：知识考古学、道德系谱学、权力系谱学、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福柯认为，分析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不能继续遵循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也不能按照现行的西方思想方式。最根本的是要观察和分析现代西方人主要在说什么？做什么？和想什么？从当代西方人实际的说话、做事、行为举止和思想方式中，掌握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
他考察这一西方人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殊的历史经验。想要把某个知识领域，某种类型的规范性以及某种对待自身的模式三者当作相互关联的事物加以处理；就是说，试图解析近代西方社会是如何依据人的某种思想行为方式及其复杂经验而建构起来的；在这种复杂的经验中，一个知识的场域（连同其概念、理论以及各种学科），一系列规则总体（这些规则区分着可允许的和被禁止的、自然的和异常的、正常的和病态的、端庄的和不端庄的）和个人对于他自身的关系的基本模式（通过这种模式他才能在他人中间自我认定为“性”的主体）相互连贯在一起。
8. 关于知识
福柯认为：“在任何一种社会中，各种知识、各种哲学观念、各种日常生活的意见以及各种制度、商业的和警察的实际活动、各种社会习俗和道德意识、都归化到属于这个社会的那种内含知识。这样一种知识，从根本上就不同于人们在各种科学书籍中，在各种哲学理论中和在宗教的证成过程中所看到的科学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却在某一特定时刻里，使得某种理论、某种观点和某种实际活动有可能出现。”
福柯认为，历史和历史研究以及从事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都是同政治、同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因此，在知识的上述历史研究中，福柯特别注意知识的形成和扩散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及其正当化过程的密切关系，特别是注意到知识领域中的科学论述的创造者同社会政治活动领域中控制政治权力及运作程序的统治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把这种密切关系具体地体现在两者之间在知识叙述扩散和权力运作的策略方面的相互勾结。对于福柯来说，研究知识是为了揭示知识同社会制度的关系、知识同社会中活动着的行动者和统治者的关系，也是为了研究知识同社会中的人的思想观念及其思维模式的关系。
以历史和政治的相互交叉又相互利用的关系为基础所建构的知识考古学，就是要揭露在人们心中所流传下来的各种定型的传统观念、行为方式和规范的形成和巩固过程，揭露它们的实际历史效果及其在当代的效用，揭露在我们当代生活条件下的实际运作方式，同时还要揭露什么样的政权体系是同这些社会基础相关联的。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知识考古学第一阶段，重点为精神治疗学。精神治疗学典型地表现了具有权力性质，具有规范性、规定性和正当化功能的现代知识特点。福柯集中地探讨精神治疗学是如何通过其学科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双重性质，对正常与病态、理性和反理性、合法和不合法加以区分。这种知识一方面以真理的身份，打着客观科学知识的旗号，在社会中普遍地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又作为权力干预和控制社会的基本手段，发挥着规范化和法制正当化的功能。
1954－1963年，福柯连续发表了《精神病与个性》、《精神病与心理学》等著作，集中考察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精神治疗学同整个社会制度的关系。福柯认为，精神治疗学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都创立于16世纪。两者都是为了建构一个理性规范化的社会，把整个社会按照理性的标准分隔成两个部分：合理和不合理的、正常和不正常的、健康和病态的、中心和边陲的。二是精神治疗学的创立同16世纪西方社会的知识模式相适应。在《疯子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子的故事》一书中，他试图用西方思想史的观点去说明西方人的生活经验的总结方式。思想就是包含着真理与虚假的游戏的行动方式，也是包含接受或拒绝规则、包含处理自身与他人关系的行动方式。三是精神治疗学的创立，还关系到西方人如何在认知过程、生产劳动过程、社会生活领域、伦理行为和政治活动中，使自身变为主体。
图46 治疗背后的权力。周雷2010年拍摄于曼彻斯特的一次跨学科研讨会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是知识考古学研究的第二阶段。福柯重点转向对近代科学知识强制性实际运用过程的分析。“我研究人类主体是如何进入到关于真理的游戏之中，不管这种真理游戏是采取科学的形式或者参照某种科学的模式，也不管这种真理游戏是在某些制度和控制的实际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这就是我的著作《词与物》的研究主题。在那本书中我试图观察，人类主体是如何在科学的论述中自己确定为说话的、活着的和劳动的、个人的。”（关于真理游戏中的强制性实践）福柯论述了西方的各种监禁制度中的强制性实践，在西方的监禁操作程序中，科学知识一方面为政府和统治阶层强制性地监禁社会的一部分人提供最有效的制度和手段，另一方面又为监禁和强制性活动本身的正当化进行科学论证。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知识考古学的第三阶段，福柯转向个人如何对待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自身的实践。福柯通过对古希腊罗马的宗教、教育和社会机构中的各种强制性实践研究，揭示了通行于这些机构中的一种禁欲主义的实践。
9. 知识考古学——中国语境的应用（个人短注）
在中国进行田野研究时，对规训、惩罚、真理性游戏、自身的实践、强制性实践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最为必要。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田野案例的时候，往往具有一种福柯式的批判眼光，但是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所以作为中国学者，理应在自身的田野研究实践中，去厘清如下的一种关联：传统制度和知识在田野分析单元的渗透、残留和应用，政治规训作用下的痕迹学研究、被日常生活化了的强制性实践、单一历史事件的影响等等。无论是研究村落、民族、城镇、社区还是亚群落、边缘人群等单元，对单一线索进行知识考古的研究尤为必要。
10. 知识考古学与权力系谱学的关联
我使用考古学这个词主要有两个或三个理由，首先是因为只有用考古学这个词才能玩对现代知识进行解构的游戏。在希腊语中，考古学包含着“开始”的意思。
在法语中，考古学则包含着“档案”的意思，而档案又表示论述的事件是如何被记录和如何被概括的那种形式。……我使用知识（le savoir）这个词以便同认识（la connaissance）加以区别，对于知识，我把焦点集中在认知主体遭受他自己所认识到的某种变化过程……正是通过这种过程，才有可能同时改变主体和建构客体……使用考古学这个观念，正是为了重新把握一种认知的建构，也就是在其历史的根源中，在使这种认识成为可能的知识运动过程中，重新把握一个固定的主体和一个对象领域之间的关系。
11. 福柯对语言论述形成和扩散过程的分析
16世纪以来建构近代知识的基本模式发生了两次主要的变化：其一为16世纪末期到17世纪初期，普通语法、财富分析和自然史；其二为19世纪，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生物学。福柯认为，西方近代知识始终是探讨说话的人、劳动的人和生活的人。
福柯认为，论述是一种事件，必须将论述看作是一系列的事件，看作是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又反过来控制着论述本身。
罗兰巴特认为，语言是法西斯的，强调语言具有专制性质，它不由听话者的意愿，总是如同暴力那样强制性地强迫听话者接受。
迦达默尔（gadamer）指出，论述本身就是一种功效历史，包含着某种历史功效意识。他在《真理与方法》中，深刻地分析了在特定历史中的人与历史本身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法国思想家里克尔指出，论述就是某人，在某种环境下，就某事，向某人，为某事而说出的话。作为事件，它是由非常复杂的因素组成的。
12. 西方文明史上关心自身的基本方式演变
第一阶段是古希腊时期。当时西方人对自身的关心是非常自然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人并不把自身的主体地位放在首位，而是自然地关怀自身的肉体和精神方面的欲望。因此在古希腊时期，各种恋童癖、同性恋以及满足自身快感的实践都是被容许的。
第二阶段是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教义和修道院等宗教组织机构采用了某种禁欲主义的实践方式，特别约束个人身体方面的欲望和享乐的需求。福柯揭露了大量事实，说明修道院等基督教机构强制性的树立禁欲主义的模范并加以“圣化”。
第三阶段是近代社会建立以后。在福柯看来，从建立自由民主的法制社会以后，表面看来，西方人对自身的关怀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自由。这种对自身的关怀不再是某种带强制性的实践，而是某种有关主体自我形成的实践。“自由是伦理道德的本体论条件，而伦理道德是自由所采用的反思形式”。
（阅读提示：关于这种总结，请对照观看本书作者在前文多次提到的西方思想谱系，以及具体例证。）
13. 利奥塔的知识信息化
利奥塔的论述集中在知识信息化的整个社会历史过程，并把知识信息化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双向共时互动，具体地展现在知识信息化和社会生产力病态膨胀、商业网全球化、管理技术高度科学化和政治化、通讯媒体的渗透性、知识语言结构和描述方式以及西方人思维模式的多元化和不确定化的论题分析上。
生产的发展，要求知识进一步生产化、工具化和技术化，同时要求知识生产的速度同生产本身的发展速度相适应。生产发展和知识发展的速度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的发展速度越快，它们之间的互动和相互推动越采取恶性循环的形式。在后现代社会中，不仅产生了生产和知识的信息化的结果，也导致一种关于信息本身信息化的结果。当代社会进入一种新的时间结构，其中社会的高速度变化，不仅表现在单向直线的维度上，也表现在多维度和象征性的复杂结构中。这就使得当代社会的变化速度，逐渐成为不可掌握的事物，表现为具有潜在的多种风险性的神秘时间结构。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任何事物都是由数据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所构成，任何数据只有获得形式才能从潜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因而形式高于数据。数据获得形式时，同时也就从形式中获得了现实化和具体化的能量和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了信息的重要意义。香农在研究通讯的过程中提出，通讯的基本问题，就是精确地或近似地在一端复现另一端选择的讯号。
当代社会信息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可传递性、可储存性、可占有性、可给予性、可买卖性、可让与性和可盗取性。
14. 变迁研究中的信息分析视角：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这些他山之思呢?
在旅游人类学研究变迁、涵化的过程中，信息分析的视角无疑为一种有力的工具。在任何旅游地，都存在一种信息交互的模式，这种信息的传播不仅向内，更是向外，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存在两种情形：旅游目的地在竭力生产一种具有蛊惑性的信息，并通过商业化的传播途径向外界发出旅游的邀约；与此同时，媒体和旅游者也在自我营造一个“文化他者”和“异文化”的旅游目的地，并不断在持续的“旅游流”（tourists flux）过程中对旅游目的地进行信息化的改造。旅游目的地自动或被动地吸收来自外界的信息。
此外，如果对一个旅游目的地进行人员分层，他们每个层次和群落的人也存在着不同的信息生产、分享、传播、宰制、自我实践的范式。可以这么说，旅游信息更为明确地存在“可传递性、可储存性、可占有性、可给予性、可买卖性、可让与性和可盗取性”这类特征。除此之外，信息的可复制性也尤为明显，在中国的旅游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可以罗列如下：
信息的可复制性、可给予性、可买卖性、可让与性和可盗取性造就的信息交互的便利，这种便利造成了一种千篇一律的模式和模式组。
管制化、规驯化的环境造成了一种生产惯性和禁忌，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旅游地存在着类似的上级管理者、赢利模式、管理模式、利益分配体系等外在框架。
照搬一下福柯和利奥塔的理论，可以看出专制体系下的任何产业发展都具有某种近似性，如果作为疾病的隐喻，管制环境与强迫症、自恋、幽闭恐惧、焦虑、抑郁症有着密切联系，而在这些疾病的隐喻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选择的有限性。
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就是力量”已经转变成“信息就是力量和权力”。从现有旅游信息生产、传播、反馈的单一性可以思考权力的一维性和独占性。也就是说，旅游信息虽然在表面上是开放式的，但在实际上是排他的和独占的。
图47 信息化社会的后果，除了语言游戏，后现代的社会还充满了各种“视觉游戏”。例如，在这场会议进行当中，前排男士的发束似乎比演讲内容更加具有冲击力。信息化社会和泛传播媒介，加剧了信息在量上的不可理喻，同时也不断滋生新的认知漩涡——让你偏离认知主体、主题、中央、实质、内涵。周雷2010年拍摄于曼彻斯特大学。
以下有两种典型的旅游信息传播模型：旅游目的地－管理者（政治威权）－专家咨询组（知识威权）－项目执行（企业威权、企业裙带）－公众；旅游目的地－信息权威（为国际人士、国际组织、国际媒体、国际事件所塑形的信息）－管理者过滤（政治威权）公众。
简要解释一下：第一种信息传播模型，是管理者通过所谓的社科专家等知识威权来对旅游信息进行集中整理和梳理，并通过指定的执行者来实现旅游规划和旅游信息的具象；第二种信息传播模型，一般是管理者通过整理传播信息权威的观念性信息来完成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比如沈从文的小说、洛克的文字、《纽约时报》的文字、UNESCO的遗产评定、国际组织的年会等。
15. 信息化对伦理价值体系的冲击
后现代社会信息的膨胀和泛滥及其功能的转变，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运作、民主政治的原则，以及公民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的基本活动原则。信息的发展要求重构社会伦理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关系到信息的真实性、报道者的诚实性、维护个人秘密的自由以及新闻媒体报道和传播的自由等方面。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现代社会中，任一角落所发生的任一件事情，都可以迅速地被社会的权力机构所掌握。社会信息系统和权力发展的新特点，使不透明性和透明性、公众和私人以及信息制度等基本概念的内容和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所谓不透明性，是指社会空间中的某些部分或整个结构被排除在任何信息的网络之外，保持对于公众舆论的独立性。透明性则是容许信息流通和穿透，不为信息的传播制造任何障碍，并直接公之于社会大众。
所谓公众化，就是使得所有的个人都有能力掌握信息。公众化的结构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社会空间建构的必要条件。
在后现代条件下，社会中各成员间的语言游戏，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①语言游戏共同体的不确定性；②科技专家对语言游戏的宰制；③语言游戏规则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④语言游戏的竞争性和策略性；⑤语言游戏的冒险性和几率性。
（阅读提示：请分析一下这里提到的语言游戏和我们时下正兴起的SNS沟通方式联系多么密切，我们使用Iphone、Ipad、Twitter、Facebook等西方媒介革新样式，真正仅仅是沟通方式那么简单吗。它将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意识、国家形态、社会关系、生态智商、自然形构。）
16. 维特根斯坦论述语言
任何语言都相当于一座一座的古城市，从中可以看到一代一代人基本生活形式的演变。维特根斯坦还借用下棋的过程说明语言的使用。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服从一个规则，做一个报告，发出一个命令，玩一种棋，就是习惯”。像正义这样重要的社会基本问题，其约定的过程，就是游戏的过程。在这游戏过程中，既不能单纯从个人的角度，也不能以绝对隔离的观点试图寻求游戏的绝对开端。
17. 关于语音中心主义
为彻底批判语音中心主义，后结构主义者从两个方面集中力量批判传统的语言结构。首先揭露了传统语言中符号和意义的关系，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语言同意义的关系虽然是逻辑中心主义者的基本范畴，但同社会历史中普遍地起作用的“统治－被统治、男人－女人、中心－边陲、正常－异常”等二分法或者二元对立模式是密切地相互关联的。其次，后结构主义者揭露语言符号的在场（present）和不在场（absent）。
18. 再提福柯的权力观
（阅读提示：权力，自然的权力、人的权力、意志的权力、思维的权力，这些关键词是如何深刻影响着西方以及东方社会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如果有一种图是精神地图学，我们应该用什么关键词来整理这些海量信息？）
福柯没有单纯就权力论述权力，不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现象，而是将其放在同其他社会关系的关联网。在他看来，权力是社会的基本生命线和动力，权力构成了社会最基本的因素，他不愿意把权力抽象化、神秘化和神圣化。
与之对立，霍布斯在《列维坦》中，首先是从机械论的观点出发，社会无非是为数众多的个人机械地聚合的总体，而国家具有强制性的凝聚力量，在霍布斯看来，就必须具有主权。主权就是国家机器的灵魂，也就是他所说的列维坦的核心力量。
福柯认为，霍布斯的机械论国家观和权力观是继承了中世纪王权至上的国家观，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君主专制的政权。福柯的权力系谱学把批判的范围上溯到中世纪的封建君主制的权力观。“这个关于主权的法律政治理论，起自中世纪；它来自对古罗马法的修正，同时它也是围绕着君主政权问题而建构。”
按照卢克斯的研究Steven Lukes，理论界存在三种权力观：单向度权力观，所谓权力，就是表现在某个主体能够促使另一个主体去做一件原本不会去做的事情；双向度权力观，虽然强调权力行驶过程中可观察到的行为关系，同时进一步追寻内隐因素以及权力结构中那些不明显的压制面；三向度权力观，充分考虑权力行驶过程中极其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考虑到权力是集体力量和社会安排的一个函数，权力规则采取激进的利益观念，并以实际利益诠释利益。
福柯指出：“必须超出列维坦的模式之外，超出主权的界限之外和国家制度之外去研究政权。要从分析统治和宰制的技巧及其策略出发去分析政权。”权力是一种活生生的“力”的关系网，权力贯穿于整个社会网络，而在社会网络中，同权力的关系最密切、最复杂而又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各种知识论述和道德论述。
福柯不但集中分析近代社会主权至上的特征，也逐层地分析和揭露散布在国家机器各个部门中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特征。分析中心和边陲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策略。此外，在他看来，权力除了在政治领域广泛分布在各个组织系统中以外，还分布在社会的经济、文化和各个社群以及实际生活领域。福柯赞扬马克思能深刻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多种赋有自律性的权力单位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多种不同的权力组织所组成的一个群岛。此外马克思的研究为福柯所赞赏的还有对工厂和军队内部权力系统的分析，对政权机制以及实施政权的策略和技术的分析。
福柯认为：“从18世纪开始，生活变成了权力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说，生命和身体都成为权力的对象。在过去，只有那些臣民，也就是那些法律上的臣民，才能够从他们身上攫取财富，也抽引出生命。但现在，只有身体和居民成为权力的狩猎对象。政权变为唯物主义的。政权不再是以法政系统为主，它应该去处理像身体和生活那样的非常现实的事物。生活进入到政权领域，性变成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从根本上说，性正好成了对个人身体的规训和对整个居民的控制的关键点。也就是为什么从18世纪开始，在中学和大学，性成为对于个人的监视和控制的中心问题，而青少年的性的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医学问题，成为一个首要的道德问题，甚至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正是通过对性的控制，通过性的问题，并以此为借口，政府才有可能在青少年的整个生活中，时时刻刻地甚至在他们睡眠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控制。因此性成为规训化的一个工具，成为我所说的那种‘解剖政治学’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性，才保障了居民的不断再生产，而且，通过一种性的政策，才能够改变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关系。总而言之，到19世纪的时候，关于性的政策变得非常重要，它构成所有有关生活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性成为解剖政治学和生物政治学的交接点，也成为规训和法规的衔接点。也因此在19
世纪末的时候，它成为使社会变为一种生产的机器的最重要政策。”
（阅读提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思想和前辈学者的关联是多么紧密，他们像彼此联系的思维齿轮，转动起来的节奏、韵律、声响都形成了有趣的一一对应。）
19. 关于身体和政治：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历史
中国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规训和管制（regimented）国家，但是在身体和政治的关系上，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松弛。中国历史上有各种蓄发、剃除前额发、留各种古怪发式、黥面、裹脚、束胸等对身体控制的行为，这些都是社会制度、权力结构作用到身体上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现代，这种身体上的限制和控制表面淡化了，甚至有时让人感觉没有踪迹，但是现代社会对身体上的控制比较任何一个专制时代都要深刻。在中国都市社会，有个奇特的现象——政府对各种类型的生殖、流产、丰胸、整形的广告实际上是听之任之的。这种现状实际上折射出一定的中国权力观和权力格局。在这些广告中，趋向接近这些广告内容的一般来说是社会阶层偏下的群体（subaltern），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在身体上的变化将直接造成自己社会地位以及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变化（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阶层的人群不断试图从身体上的改变来获得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力量对比变化。此外，在流产的人群当中，选择外围的医疗体系进行对身体的治疗和摧残的也是社会的次级群体，这当中也体现了一种中心和边陲的关系。这些人群遭受这种磨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自己先前试图享受一种所谓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放纵的结果，这种自由和放纵从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认为的上层生活方式的基本元素之一，权力等级顶端的人一般都可以占有更多的资源，享有更多的特权，更多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因此，对于身体的放纵不仅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它是这个个体在权力网中身处地位的显现。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自明之理：权力结构的上层无需为这些身体非常规改变的机构的广泛存在而担忧，这些机构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诅咒，社会下等人群在身体上的摧残是这些人在权力结构上处于被控制状态的一种集中体现。即使处于权力结构上层的人群，他们对这些机构所实现的目的也是充满觊觎的——丰满的身体、旺盛的精力、永无衰退的性能力、可以躲避时间的容貌，只不过他们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满足，这也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角落的出现——浴池、温泉、按摩院、壮阳酒、私人顶级护理、类似秦始皇爱好的还童制品、会所、深海动物、各种改变身体机能的奇技淫巧、选美、人体代言、女体盛宴等。这些充满了对身体的一种消费和宰制，无论是施动者还是受动者，身体在这个过程中都成为一种消费品。只不过，身体在这些世俗生活中，拥有不同的身份，而身份对于权力来说至关重要。
图48 布迪厄的语言权力造句尝试：即使是他路过一个暂时停滞的黑色移动机器时，仍然不忘用吸管，吮吸这座城市。周雷2009年拍摄于伦敦西郊。
此外，中国社会还广泛存在一种“种牛政治制度”。在中国各级考试制度中，有两个考试是始终伴随的，甚至伴随一个人的一生——政治和身体。中国权力机构一直试图通过至少这两种方式来选出自己的同类以及同侪精英来充实自己的团队。政治考试和体检客观上在迎合一种逻辑混乱的权力原则：在这个权力格局中，胜出者属于那些懂得支出体力和智力，同时能保证身体机能健康的“种牛”。只有成为种牛，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成为微观权力网的支配者的规则制定者。无论是在小规模的单位还是高层的政治场合，身体的机能和一个人的权力权重密切相关，在这个游戏当中，喷嚏、感冒、高血压、肝炎都是一种博弈路线。HIV和艾滋病虽然是原理上可以感染任何人的一种疾病，如果这种疾病使得权力网中的一个高等级的人员享有，权力网中的力量对比将立刻重新排列。“种牛政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两个极端，使得国家权力机器花费巨大财富用来维护权力群体的身体机能，另外用例外和事件来改写权力的格局（在中国政府权力罪行中，“饕餮”（glutton）、懒惰（sloth）这类身体性的“罪过”是最轻的。）。
这种权力的格局以及身体与政治的关系，有哪些是属于纯粹的中国景观？从这个角度请读者再次去反思我在本书中呈现的具体中国案例，找到属于自己的分析路径和答案。
20. 布尔迪厄——语言象征性权力的论述
社会生活中的任何语言运用，是说话者的不同权力通过对话和语言交换而进行的权力较量。说话者通过说话时所使用的语句内容以及与之相配的语气、句型、修辞、表情、各种肢体动作和各种说话策略等，实际上就是同时表达意义，显示权力和施展其现实的和可能的社会力量。
列维·斯特劳斯直接将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类各种习俗和行为的研究。“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两种情况下，语言学都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语言同时是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文化现象和实现并维持一切社会生活形式的现象的基本原则。”因此，语言既是文化现象的原型，又是产生一切社会生活形式现象的原型。
布尔迪厄所建构的社会学理论基础，是一种超越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二元相悖论的一种新视野，是以整合两者而进行双面性阅读，甚至是一种双重焦点分析的一种理解方式。他认为，社会的象征性结构是由社会场域（champ social）、生存心态（habitus）、社会制约性条件三者相互交错构成的。
索绪尔（Saussure）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区分开来，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资源，是由在不同层次上结合起来的单位和规则所组成的可继承性稳定系统；言语是在特定场合被人采用的具体化的语言。布氏认为，索绪尔分析语言时，忽略了社会历史条件对语言的影响，也忽视了在历史过程中言语的运用能改变语言体系本身这一事实。
乔姆斯基也在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操用（performance）上做二元区分。布氏认为，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语言结构之外的冲突、控制与权力关系，正是语言之所以可能成为官方标准语言的决定要素，也是语言运用之所以成为资本较量和取得不同社会地位的基本条件的重要原因。
委婉表达法（euphamism）就是语言交换中尽可能使语词的含义婉转地表达出来，避免直接地和赤裸地表达意义。在euphamism中，表现了现代社会语言运用技巧巨大，甚至是无限、灵活伸缩的可能性。它表现了处于激烈的权力斗争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如何借由语言运用进行相互竞争，同时也总结了社会权力斗争和复杂生活过程的基本经验。为了达到权力竞争的目的，人与人之间总是千方百计运用委婉表达法等语言技巧，克制、说服、控制、诱惑、调头、欺骗、蒙蔽别人，同时又尽可能地表现自己的威力和影响。象征性体系是一种“产生结构的结构”和“被结构化的结构”。
由于语言具有可塑的抽象功能，同时又包含着象征性结构，使得语言比生活和社会的实际结构更具有可变和可塑的矢量结构（vectorial structure），使得生活和社会可借助于语言而变为多维度和多面向的新结构，也具有可见和不可见、有形和无形以及实际和可能的双重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不只是生活和社会的实际的时间和空间结构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它们在时空方面不断扩大或缩小的重要中介手段，使得生活和社会有可能通过语言的管道或支架而扩大或缩小，有时甚至有可能在现场出席和缺席之间来回走动和转换。
柏拉图认为，指谓某物时就已经同时将某物的个别性和一般性统一起来，语词一旦指谓某个具体对象，就同时将该对象改变为一般性的同类事物。“相”是纯粹的，具体事物是不纯粹的，“相”是永恒的、不朽的，具体事物不是永恒的。为了说明“相”的特性，柏拉图求助于逻各斯，也就是话语。
柏拉图花费大量精力去论证“话语、相、现象”，“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在论证“相”时，他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指出，由于“相”是一种最高的存在，是一种理想的对象，采取了最抽象不可见的形式而存在。而人又不得不生活在感性的有形世界中，总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感官直接地观察到“相”的存在，所以，人不得已要靠某种中间的手段去认识“相”的存在，而这种中间的手段就是“逻各斯”，就是正确使用的“话语”。就像人们只能通过水中的太阳的影子来看太阳。
柏拉图认为：“思想和逻各斯是相同的，不过思想是灵魂内部不发出声音的对话，而将它发出声音来就是逻各斯（说话和判断）。逻各斯中有肯定和否定，灵魂中无声思想的肯定和否定就是意见，通过感官知觉到的意见就是现象。所以，思想是灵魂自己的自我对话。思想的结果产生意见，和感官结合的意见就是现象，它们都和逻各斯一样，其中有一些在某种情况下是假的。”
21. 符号象征性互动
象征一词，从古希腊时候开始，意味着标志（sym）和综合、统一（bol）的两层意义。象征包含着空间上的共域性和时间上的共时性。黑格尔指出，象征是用外界存在的某种具体事物，当作标记或符号，去表现某种具有不同抽象程度的思想内容。
人的生存经验累积和发展的基本形态，可以采用经验的物化、对象化、艺术产品化、制度化、规范化、行为仪式化、生活模式化、观念概括化、人造符号化和语言文字作品化等形式。
22. 日常语言和生活世界
首先引入生活世界（the world of life）概念的是胡塞尔，他认为文化产生以前，唯一存在的现实就是人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文化和一切科学的基础。人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同周围的自然世界和人的生活世界发生关联。所以，人在生活中所处的和所遭遇的世界，就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生活世界。
海德格尔指出，作为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现代性，在本质上就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世界。现代性的特征在于：人作为主体，既是他所建构和所控制的世界的基础，又是这些世界的中心。这样一来，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人造的结构，变成越来越具有人为建造性质的世界。成为一种可以密码化和神秘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生活的人，一方面为自己的创造而自我满足和自我陶醉，另一方面又寻求一切可能的创造途径达到自我超越，以应其永不满足的无限的理想的自由需求。
文化场域的时空结构，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可以不断采取重叠化、增殖化、虚无化、潜在化、历史化、想象化、象征化、纯粹化和现实化等变换形态。文化场域时空结构变换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于文化再生产的许多内外特征，特别是决定于文化再生产的意义双重结构和象征性结构。当代社会场域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所谓“纯时间结构”，它将空间结构兑换成抽象的时间结构，使空间结构隐蔽在时间结构中。文化再生产的密度和加速度，导致现代社会的行动脉络和社会结构越来越象征化，而这种象征化本身又反过来加速了文化再生产的发展节奏，并改变了当代生活世界和社会的时空结构。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的内容和形式高度复杂，不仅要求同一时空结构变成重叠化、层次化、迂回化和皱褶化，而且在时空的连续方面实现重复性、循环性、螺旋性、高频率节奏化和穿梭性。
23. 象征互动论
象征互动论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20年代的思想准备时期，这时的象征互动论存在五个源头：胡塞尔现象学对于符号和象征的研究，高等数学、数理逻辑和英国分析哲学对于语言和符号的研究，索绪尔从语言学角度对符号的研究，卡西雷尔等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对符号的研究，实用主义对符号和语言的研究。皮耳斯和詹姆斯建立了能够贯彻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和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40年代，布鲁默的象征互动论、拉扎斯菲尔德的社会学微观量化研究方法，托马斯、帕克、库利等人的实验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三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由米德创立的象征互动论进一步被布鲁默所发展。此时期的发展，正好同后现代主义和语言学转折所引起的理论典范转换和方法论的变化相对应。
米德的象征互动论，主要是深入研究人的意识、意义、社会互动、环境和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在人类文化所特有的象征互动结构网络中去加以观察和分析。米德如此区分事物things和对象objects，在他看来，事物是作为刺激而先前地和独立地存在于个人之外的东西，对象则是仅仅在同行动相关的情况下才存在的。
24. 读书的个人小结：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
有的读者会好奇，要理解生态问题，或者我们面对的生态危机，为什么要去理解那么复杂的西方理论，我的答案是，我们要理解问题，首先要理解问题的问题，我们要理解理论，必须理解理论的理论。
只有这样，我们在看待日常的生活世界时候，才能看到它们隐藏的结构，当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时，能够体察到一些非常微小的细节。例如同样研究旅游，它的研究必然与上述的消费社会、旅游、休闲社会的理论背景密切相关。人群的大规模“脱域”（这是吉登斯造的词汇，可以理解为人利用现代科技去处理空间和时间的能力，瞬间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时间进入另一个时间），在前工业社会大多数和战争、生计、商业、移民、宗教等活动有关，但是在“后向度”的现代社会，人群的脱域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种对旅游地的消费和日常消费食品同等重要，现代人的旅游活动实际上不应该视为一种短期的、间接的、客体的经验，人群暂时进入一种异文化，而应该视为当下社会一种新生活方式内置的组成部分。如果将人群置于这些词汇所界定的社会当中：消费社会、休闲社会、福利社会、信息社会、数码化社会等，他们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进入一种“旅游”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日常经验。反思旅游人类学对旅游一词界定时常用的词汇：时间、金钱、距离、异文化、消费。这些词汇中界定的行为和意义特征实际上都属于现代人日常生活的片段。
而在这方面，现代人生活中充满了鲍德里亚所说的拟态和利奥塔的信息革命，数字化生存对空间和时间关系的凝聚能力特别明显，在“trans，tele，inter，synchro”这类词缀上体现的正是这种社会结构变化所造成的人在空间和时间关系上的变异。从某种意义上说，Google不仅是一种资料搜索工具，而是后现代社会的连带性介质（solidarity medium），一个人在实在社会的影响只有在Google上出现痕迹，才证明是一种真实的（authenticity），否则，它的影响性尚未走出地域性。同样，在地理疆域和文化旅游的层面，一个潜在旅游主体对一个目的地的理解往往也是从Google开始，信息在瞬间得到聚合，旅游主体已经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了游历的日程设置，可以想象，一个旅游主体在日后真实旅游在场时，它的旅行顺序和介入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Google上所做的“研究”。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青藏铁路开通，旅客可以从北京西客站、上海的重庆大厦、广州的天河车站直接出现在拉萨，这种所谓的旅游经历，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通道和介质的升级，伴随着这种升级，首先便利的正是日常的消费，旅游地、地理疆域、文化异态通过介质的输送，直接送上日常消费的餐桌。
在已经了解到的中国人类学著作中，田野观察以及后期理论描述中，对语言的挖掘往往不够充分。高宣扬在书中陈述了语言的几种意义：作为沟通体系、作为生活模式、作为权力运作脉络、作为生活世界、作为行为和互动模式、贯穿思想过程的几种语言。在这些意义中，沟通体系、权力运作、行为和互动这些方面在中国的学者中获得了重视，但是在这些意义的延展方面表现得不太充分。福柯在他的叙述中，深刻揭示了语言和论述中所包含的权力脉络，正如他所说：权力并不是在论述之外，权力既不是论述的根源，也不是论述的资源。权力是某种通过论述而运作的事物，因为论述本身就是权力的实际策略运作装置的一个构成因素。在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研究导向日常生活，他把语言看作是人的生活的基本模式和基本形式。“我们所做的就是把语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使用带回到日常生活的使用” 。这些论述和视角对中国学者开展田野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述具有革新意义。
因为就人类学的叙述而言，知识性因素和结构性知识同等重要，而中国学者往往能在知识性因素上有所突破，而在创立架构和建立结构性知识的方面存在较大的欠缺。
我们在此进行“思维版本学”和理论溯源不仅可以让我们从更多视角看待大问题，对于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有可能也出现新的解释可能，例如很多城市都为了规范猪肉市场，取缔私人屠宰，可以看作“私人屠夫的终结”。这种事情究竟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呢？
我们知道，原本在村落和城镇中生活的屠夫，应该被看作一种技术群体，他们虽然从事的是一种“血腥的”工作，但是在他的工作中存在大量的专门知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写作了“庖丁解牛”的文章，屠夫在庄子的眼中，不仅是一个“技术工人”，还在自己的工作中负载了一种哲学式思辨。但是伴随着屠夫专门知识的弱化，以及这种职业的污名化，屠夫作为一个社会的个体，成为一个不断自我脱落的群体。一些娴熟的屠夫不断脱离这个职业，许多技艺不精的人同时进入这个群体。可以想象，村民或者城镇居民会时常抱怨，屠夫在整理猪肉的时候技术低下，简单把猪肉大卸八块。我注意到，屠夫不仅在屠宰过程中要掌握诸多技巧，在切肉的时候也要具有专门知识，一个娴熟的屠夫可以将猪肉合理分割成若干块，并根据不同部位猪肉的质地，标上特殊价格，并介绍不同的烹饪手法。同样一头猪，不同的屠夫来“解猪”，所卖价格的差异将非常大。
在此过程中，屠宰机械化也带来一种群体焦虑（屠宰工厂的工人告诉我，来委托他们杀猪的客户，往往怀疑自己的猪肉是否被调换，因为在一个机械化的工厂，生猪从一个门口赶入，从另外一个口就可以直接取肉，这个过程几乎可以不用人工）。相比较现有的屠宰方式，以前的屠夫几乎是艺术家，他们使用的刀具、木凳、杀猪盆、热水、褪毛技巧、放血技巧、屠宰技巧都具有专门知识，但是在现代化的企业中，他们只是一个看护机器的工人。他们的工作对象从活生生的猪，变为冷冰冰的机器。虽然貌似涉及一个单一的群体，但是实际上这背后体现了某种共同的焦虑——来自日常生活和管制化、机械化生活的焦虑。
市场上起用机械化办法杀猪，实际上除了规模化的目的之外，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上不断出现注水猪肉、泔水猪肉、病猪肉、死猪肉、过期猪肉、不卫生屠宰猪肉等现象。机械化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一系列因机械化、社会管制、道德伦理沉沦、政府机构低效所造成的问题。政府官员试图通过机械化的方式来证明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工作的意义，但是事实上有时候正是一些部门工作的缺位造成之前的种种问题，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逻辑上的误置和概念的偷换。在中国相对偏僻的农村和小城镇，仍然可以在街头巷尾看到这样的公告：“老李家明天杀猪，要买肉的速来。”村民在看到这个广告后，会自动聚集到村里的李家，看他杀猪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几乎成为一个小型的节日，聚集了许多孩子，对于一些猪下水，村民可以通过半买半赠的方式获得，一些腰子、猪心、猪肝、膀胱、睾丸等相对来说稀缺的部位一般都会先出让给村里最需要的人。比如王家的孩子老是尿床，膀胱和睾丸就一般会先卖给他，其他人即使出再多的钱也不会事先考虑。全体村民通过自己亲眼所见来验证所有质量认证的过程。而且在认证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屠夫杀猪都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往往是在杀猪方面有良好声誉、家里成员健康勤快、心灵手巧、农事打理较好的人家往往能够获得村民更多的信任。村民可以看到李家的大妈经常早出晚归，时常看到他们打猪草、收割红薯藤，人们通过这些方式来判断一个家里的人养猪是否“生态”。所以，在这个机械化杀猪的过程中，实际上过滤掉的不是卫生问题，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专门知识、群体的缺失。机械化的屠宰也并不会真正改变一个在养殖过程就不好的猪肉的质量，相反会造成一个村落中技术群体的消亡。例如在云南，政府已经规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机械化杀猪，任何私人屠宰将成为非法。
具体到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问题，我们也许应该进行一种向传统、中国经验、拙朴、本土经验的回归，通过梳理、提炼、分析、反思本土环境和生态的方式贡献中国人对于生态问题的生态哲学和生态智商。
从近期整理人类学理论延续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人类学和任何一门人文学科一样，在向一种分类细密的趋势发展，虽然这当中存在Roy D’Andrade所说的程式跳转——一种既定的研究程式达到一个临界点所发生的转换，总体而言，人类学研究也存在着诸多的“理论框架使用的惯常禁忌”和“类型使用的重复性”等问题。这种趋势不仅见于大师，在普通学者的研究领域尤为多见。
我想，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单位，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它至少包括几种特点：①在学科理论架构上，它是全开放的，对于任何一种既有的理论成果，都可以找寻它在人类学领域研究的新可能；②理论猜想是“史前式”的，没有膜拜和禁忌；③描述的过程中，大量使用直觉、全知视角、直接理论推演，并使用必要的、具有修辞色彩的文字；④研究方法中大量加入定量、统计、实验、类型学、模型等因素；⑤研究的序列性，通过一个理论上存在严密逻辑关联的序列研究，呈现一种整体性的研究，完成一种具有中国思维特质的人类学理论范式建构。
在此学习设想之下，也许可以进行如下梳理：①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的研究和梳理，考虑其浩繁无际，着重建立一种框架；②寻找中西对比点的研究，选取有限的西方哲学代表人物柏拉图、尼采、福柯、波普尔等人，概括其理论建构的“语法”和思维方法；③日常生活的研究，将视角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从中梳理大量的关于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在上面的残留和附着；④“小规模田野调查”，以实验和控制方式去研究小规模的社会现象、社区、文化丛，从中概括出一个可供检验的“预设”和“猜想”；⑤深度接触一种研究对象，尝试一种细密的描述、思维、分析方法；⑥在以上基础上，建构一个完整的小规模“学术范式”和“思维体系”，为求理论上的新突破，这个过程中强调“破”、“立”、“解构”、“建构”四个因素。
我意识到，在这本书中，我大量提到西南中国的案例，这其中的原因并不仅是一种生活经验和个人偏安，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在西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时间、空间特质，它保有许多尚未完全开掘的解释可能，这种思维分析过程中，有时不仅是线性文本的，有时还可以是视觉的。
要知道，西南中国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不仅是一种历史和文化区位，它具有某种时间感，具有重要的解释学意义。西南中国的人类学探索，无论是其早期实践、中期探索和未来深入，都有许多余地和可能性。应该思考、探索一种真正具有影视人类学特征、以视觉描述为主体、以研究对象视觉观照和分析的人类学方法论体系及认知体系对中国西南族群的生存、生态方式、社会文化运行轨迹进行全方位的影像记录方式。
我一直在思考是否有可能在弱化学科背景、地域背景、人类学流派背景、方法窠臼、研究讲授方式、学生视觉实践方式的约束性的前提下，创立一种真正以民族志文本为核心，以视觉人类学 (58) 为观照的独特人类学研究探索模式，以对传统的书写传统进行真正反思，进行真正原创的视觉探索，提炼解释民族志事实的新方法。
在我设计的这种“人类学视觉之城”中，我们可以寻求国内外的支持与合作，试图贡献出一种历时方法，用美术绘画静物的方式，即持续几十年关注我们的研究对象，让学生在教师的开放式设计之下，持续通过影视人类学的“静物分析”方式，培养影视人类学的塞尚、高更、达·芬奇、拉斐尔、毕加索，同时贡献一种为影视人类学独特的视觉分析方法、视觉对象解释方法、艺术风格、文本风格和理论框架。最终丰富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人类学探索。
我强调建设西南中国在社会科学实验室（social scientific lab）这一层面的意义，这个区域是多主体、多主题、多声部（multi-vocal）的集合，在这里既有历史的正统化、遗轨、变异与现代的吊诡、嬗变，全球化与地方声音的交融，也记录中国政治变迁、城市化、文化变迁、社会心理圈层、宗教疆域、多国多民族跨境疆域、生态危机等多方面的细节。在这个区域设置多学科、多国、多主题的开放式影视人类学研究，可以从某种程度上重新估量格尔茨、利奇等人对东南亚社会的经典研究，中国人类学早期探索的重要命题，同时在这个变动剧烈的文化区域，通过长达数十年的影视人类学田野接力，形成一个整体上连续的视觉深描，以共同揭示一个后现代语境之下，人类学民族志书写和影像视觉文本的新可能性，勾勒出多学科知识融合的新疆界。
除此之外，我设想的西南中国视觉人类学实践，还将打破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视觉强势和资本暴力对中国纪录片电影和民族志电影的劫持，真正使得这个群体从文化的内生和原创角度思考和观照自己生活的中国，其当下价值、历史价值和未来价值，生产一种具有中国气象的影视人类学文本，而不是在戏仿、膜拜、反讽西方的路径下，重复一种西方想象，错过一种东方可能，这种实践将真正体现西南中国和东方人类学家的思维本体价值，最终贡献一系列多民族、多文化、多视角的影视人类学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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