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学研究反思总结的一贯性

美国学者对自己所走过的中国学研究道路，会经常进行回顾和反思工作。我们现在所能发现的他们对自己中国学研究状况的比较早的一次回顾和分析，应该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一开始的所谓“中国研究”，还谈不上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只能说是一种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关注及记载。20年代以后，他们才在欧洲汉学影响下逐步进入学术正规。但他们又不甘心这种亦步亦趋的做法，所以他们的所谓总结和反思，颇有对此问题的批判和牢骚。

1928年12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曾出面组织召开了美国首届促进中国学会议，接着1930年，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了第二次促进中国学会议。第一次有组织的美国中国学的回顾和阶段性总结，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代表作应该是当时出版的《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进步》^[2]。这本书实际上就是1930年会议的论文汇编，1931年5月出版。所收录的论文包括《美国大学和学院的中国学进步，1929—1930》、《美国和加拿大公众图书馆的中国艺术，1929—1930》、《在美国的主要的中国书籍，1930》、《远东研究的首次会议，多伦多，1930年4月》、《远东研究的第二次会议，普林斯顿，1931年4月》、《促进中国学研究会议》、《美国促进中国学研究组织的增长》、《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在海外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专家名册》，是对美国和加拿大中国学研究情况的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虽然这份资料是描述性的，但它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当时北美中国学情况的最完整资料和信息。

193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傅路德在中国天津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美国的中国学》^[3]，专门谈美国的中国学缘起。他对美国建国以来的中国问题研究作了比较详细的回顾。他认为美国一开始以来的中国问题研究，“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大西洋彼岸的姐妹国家”，“即便在人员方面也是这样”。他将1900年以前的美国中国学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以说，从1784年到1874年，主要是购买中国艺术品和书籍，大多当作古董，还有两本期刊的发展，它们开始对中国文学及文化给予科学的关注；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到1900年——以收藏与中国历史及民族有关的种种资料被人铭记，其价值如伟大的艺术杰作。第二个时期也标志着耶鲁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学的开始。”^[4]当然他也怀疑，卫三畏或傅兰雅（John Fryer）是否有些许认真的学生。^[5]

这一波的总结持续了一段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初，他们所作的回顾、清理和反思，应该是更具体了，有一些不错的建设性意见。194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杂志发表的题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未来》的论文，是著名学者嘉德纳（Charles S.Gardner）撰写的。文章主要内容是谈燕京学社的成立、国会图书馆中文资料的收集，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的中文图书的收藏情况。嘉德纳的文章倒是更强调中国学研究的意义。他说无论世界性的灾难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邪恶，至少会有一种善的东西来反对它，那就是中国。他说，“美国大多数人都相当震惊地认识到，中国人民将和我们一样，拥有一个明确的、基本相似的前景”。

嘉德纳在文章中这样强调中国研究的意义不是偶然的，这也是这个时期美国学者对自己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希望全美国的人更多地来关注中国问题的研究。这段时期的美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强调，最根本的，还是从国家利益考虑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他们备感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中国观也较之以前有了重要变化。《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卷7第2期（1948年2月）上发表的卡梅伦（Meribeth E.Cameron）^[6]的《美国的远东研究》也体现了这样的呼声。文章是应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要求撰写的，讨论了战前情况和战时发展，对其走向趋势进行预测。作者肯定区域研究的意义，也提出对区域研究前景的担忧和困惑：“从最好的方面来说，区域研究能给学生有关东亚或其某一主要分支的宽广视野和知识背景，一种与他们因生于斯、长于斯而获得的对西方文明的总体理解相当的对东方文明的理解。最差的可能是，区域研究陷入浅尝辄止的境地，学生们对于东亚的每个方面都知道一点儿，但对任何事情都一知半解。”^[7]他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好区域研究的困境。诚然，1948年的他是无法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但他的总结，提出了美国中国学未来发展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和欧洲传统汉学不一样，美国的中国学相对受现实的牵制和影响更大。美国和中国国内的时局变动、中美关系、国际发展大格局变化，都会影响它的发展。相应的，也会有学者和相关部门出来对美国的中国问题走向作判断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成为当代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契机，恰恰相反，这一重要事件导致美国政坛的右翼对中国学的严厉打击和贬压，麦卡锡主义使费正清、拉铁摩尔等重要的中国学家受到政治迫害。就是麦卡锡主义以后，也很少再有学者愿意从事这一研究，人们从中国学领域“落荒而逃”，“不仅外交部门如此，学术界也如此”。

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学现状的一次重要分析，不是学术界人士做的，倒是那些基金会身份的人士进行的。他们深感中国学研究的落伍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危害，下决心展开现状调查与分析。福特基金会的兰格（Paul F.Langer）就受命做过这一工作。他认为当时美国的中国学还是为汉学家所独占，现当代中国的研究相当薄弱。他认为应该更多研究西方影响中国以来的时期，更多培养和训练地区问题的研究专家。至于当时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资料条件，他认为也是相当差，没有足够的研究工具和工作词典，就像《新华月报》这样的杂志也没有全本的。他说，当时美国大概只有不到100个学者在做中国问题的研究，而其中一半人还是在研究这个国家的过去，这问题就相当严重。他说美国在远东研究方面缺乏领导力量和全国性计划，而作为共产党国家的中国却已成为世界上注意的焦点了。^[8]这份报告撰写于1955年，引起福特基金会以及美国国会的高度关注，为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的颁布和尔后美国中国学的大发展作了重要的准备工作。

兰格的这份报告在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有特殊地位，是应该注意的一项重要研究。它为美国中国学走出危机起了重要作用。而在美国中国学走出危机、步入崭新的发展期以后，新的总结和反思文章包括论著也出现了。林德贝克（John M.H.Lindbeck）的《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源的评估》，堪称当时的总结和检讨中最有分量的。

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的颁布和福特基金会大量资金的投入，刺激了美国中国学研究重兴高潮，这份关于中国学研究的新的调查和分析报告是应福特基金会的要求撰写的。主要对这段时期美国中国学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包括各项资金的投入、所引起的中国语言训练与设备的变化，以及教学研究队伍的发展、研究项目和学科建设的突破、研究环境的改变等多个方面的分析。由于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学的资助辐射其他一些地区，所以这份报告还涉及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其他西方国家中国学状况的考察。这份调查以十分翔实、可靠的数据，回顾和分析了这些年美国中国学的进步和发展。林德贝克的《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源的评估》，还凸显作者识见，颇多精辟之论，是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又一部有分量的反思成果，是了解这一时期美国中国学的重要文献。^[9]费正清、鲍大可（A.Doak Barnett）等重要中国学家都认为这是一项有长远学术价值的成果。^[10]

学术史的反思成果往往和学术研究的成果成正比，学术研究成果越多，相关的反思总结也越多，反之则相反。美国中国学的重要发展时期，应该是在中美关系改变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而国际学术思潮诸多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研究模式的活跃也有重要影响。30多年的情况表明，这一时期的美国中国学进入黄金发展期，相应的，各项反思和总结成果也特别多，也是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时期。斯坦福大学马若孟（Ramon H.Myers）、墨子刻（Thomas A.Metzger）的《汉学的阴影》是比较早的反思文章，发表在1980年春的《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11]上。他把当时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分为“革命史”、“思想史”、“社会和政治史”、“经济史”、“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其他社会科学”等几个方面，分析中国学著作的出版及其利弊，介绍颇为详尽。他在研究中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决定了它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对象；对中国现行政策和政治的了解，更需要建立在对其历史和社会状况合适理解的基础之上。两位作者更多地从国内学术发展的视角，探讨以后研究中应该处理好的问题。

1993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主编了一本题为《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12]的著作，这是对当时美国中国学的全面总结性的论著，收录《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治研究》、《中国经济研究》、《新汉学家的中文训练》、《当代中国研究的图书馆资源》、《学术交流和美国中国学》、《面向21世纪的美国近代中国研究》等多篇学术论文，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图书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其中的每一篇论文都可以说是用心撰写的。像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题为《当代中国研究在美国的发展》的论文，探讨了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当代中国研究状况，对每一段时期中国学研究的状况、突破点、存在的问题，都有十分细致的分析，迄今不失其重要学术价值。

《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对当代中国研究总结反思的重要突破。事实上，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成果的丰富和多样性，已使专家个人很难完成对它的全面回溯和总结，于是集体性的编撰和研究便成为一种期待和选择。这样的成果形式以往不多见，从而也成为美国中国学回顾研究中的又一新努力、新做法。我们看到，仅仅十多年，类似这样的努力和成果又出现了。2011年，由美国匹兹堡大学华裔学者张海惠主编的《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的文献集的出版便是一个鲜例，不过它是由中国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全文翻译成中文。

与沈大伟的《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相比较，《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所涉及的学科和问题更多，选入的文章如《北美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文化考察研究》、《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文献资源》、《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关中国东北与日本的近代历史文献》、《北美中国妇女研究文献资源》、《美国中国法学资料的收藏与概况》、《中国古典及当代作品翻译概述》、《北美中国艺术史研究文献资源概述》、《电子资源在北美中国学界的利用和影响》、《亚洲研究和中国研究英文期刊：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亚洲研究文献目录数据库〉（BAS数据库）：了解海外中国学研究之必备》、《美国产生的中国学博士论文：文献资源概述和目录学之研究》等，包容更宽泛。这是一个涉及更多学科领域的有关中国学研究进展的反思和汇总的成果，包容了对世纪之交诸多新的科技手段和方法运用的信息。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叶文心、罗友枝、艾尔曼、伊维德（Wilt L.Idema）等很多有影响的学者贡献了他们的思考成果。这些论文的内容表明，每项成果都是在精心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编撰而成，这是一份体现北美中国学研究最新进展及其总结的学术佳集。

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曾经说过：“科学——而这就包括历史科学在内——是永远不可能归结为一套被割裂开了的学术规范的内在思想历程的；它总得涉及在某个学术的和科学的体制之内工作着的活人，而且还得持有他们同时代大多数人所共有的关于现实的性质的前提假设。科学总是预先设定有一个学者们的群体，他们都在进行研究并有着各种交流形式。因此就不可能把一部史学史和各种体制以及进行学术工作的社会的和思想的环境分割开来。”^[13]这是他对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历史、特点和方法的观察和总结。事实上，美国学者对自己中国学研究道路的总结也大体是这样进行的，而且这样的反思和探讨是一贯的、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