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和抒情的

接下来要讨论的几部作品或文章分别是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的《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The Limits of Realism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1990）（以下简称《限制》）、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1973）（以下简称《浪漫》），及王德威《二十世纪中国虚构的现实：茅盾、老舍、沈从文》（Fictional Realism in 20 th Century ChinaMao Dun，Lao She，Shen Congwen，1992）（以下简称《虚构》）和其新近成稿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中抒情传统的讨论文章。

恰如各书题目所示，这些作品都围绕着某个具体的概念展开，或是追本溯源地研讨其来龙去脉，或是辅以具体的作家作品加以阐述说明。总的说来，是同上述两类文学史截然不同的考察，它侧重于历史的线索或相关的主题，可划归为主题学研究或思想史探讨，而不意展示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内的全貌或几种特性。之所以要将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讨论，是想借着它们的相互激荡、簇拥，堂堂推出一个复杂的中国现代文学面貌，还它一个百音嘈杂的视景。如果说此类作品专视揶揄倾覆各种文学史成规、攻击预设价值为依归，毋宁说其从本质上就倾心于轻忽那从未稍息的夸夸大言，有意描写小说史未及探勘的脉络，或细究经典作家作品较幽微的层面，以此重理文学谱系，发掘那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

现实主义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写作的大纛圭臬。由其确立的对人生诚实的信条和对革命实践参与的承诺，浩浩荡荡，沛然成为甄别文学优劣的指标，至今仍为多数文学史家奉为鹄的。这样的理解直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才有所改观收敛，通过一系列文学运动对现代主义的强调，现实主义的经典地位受到质疑。安敏成的《限制》和王德威的《虚构》两书，就对“五四”以降成型的“现实主义”做了新的检讨和补充。安着力探讨其断裂和限制，王则倾心于发掘其新的向度和变体，力图说明“现实主义”绝非一个稳定的概念实体，其中贬责有之，疏离有之，冒渎有之，洋洋大观，足以借此再认现实主义的魅力或阻力。

有评者曾论及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究其实质是“由于它非常适用于其时急迫的革命事业，……同时，由于现实主义具有较强的可移植性，同时又被充分地中国化了，所以现实主义与西方政治文化势力之间不存在什么拉扯不清的关系。”^[11]关于后一点，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曾在她那本介绍西方文学理论如何进入中国的重要论著中，明白无误地指出，中国人对西方文学运动的了解完全出自西方和日本的二手材料。^[12]通过反复重写和篡改这些材料，中国的作家成功地将现实主义推向了文学正典的位置。至于前者，借助石静远（Jing Yuen Tsu）有关挫败感（failure）的精彩论述^[13]，我们大致可以推演出如下一个结论，即通过面对自身的负面性话语，中国的民族身份得以确立，而在此受创进程中，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忠实记录失败的符号体系，强化、夸张甚至操弄了这种危机意识，成为观察和催生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动力和修辞策略。

安敏成的讨论也正是据此而生，在《导言》中，他指出尽管社会（危机）和道德（使命）因素曾作为现实主义产生的助力，但终究因其无法与它的美学前提相缝合，最后又反过来成为其发展的抑制和阻碍，并期待一种新的超越。在鲁迅和叶绍钧的身上，安注意到，小说创作并不能履践其改造现实的道德功用，而变成了一道直面形式困境的美学难题，在其中文学变革的可能性变得暧昧；而在茅盾和张天翼那里，一个人试图通过细节的美学来重建破旧的社会，让读者窥见哪怕瞬息即逝的时代整体而不能。面对难以消化的社会现实，他变得幻灭和动摇；而另一位则积极地打碎小说表面的连贯，使社会的分裂直接投射到小说形式上。在那滑稽梯突的叙述中，满含着对社会实践的讥诮和戏仿。^[14]安的研究使我们看到，1920年到1930年间的现实主义，实在是一种摇摆在其价值承诺和美学本体间无法周全的写作。其进退失据的窘状，使我们有可能检讨如下两种相悖的论点。一是现实主义因其许诺文化变革而变得重要；二是现实主义因其许诺文化变革而变得无足轻重。从一种现象里推得两个径庭背反的结论，这本身就是一种讥讽。但讥讽不是对意义的取消，而是生成。虽说《限制》从表面看来，是对样本的取证解析，是系列关联现象的互证组合，但其下却暗伏一条时间线索和一种阅读策略，前者提示意义的生成与流转，后者辨明意义发生的前提与假定。

在讨论完四位作家（鲁迅、茅盾、叶绍钧、张天翼）写于1920年到1930年间的作品之后，安继而探讨了随着30年代“文学大众化”运动的展开，作家们又如何将现实主义用于描写大众和人群的问题。在他看来，这种小说主人公由挣扎的个体向大众转移的过程，是作家们对现实主义无力回天的失望表现，也是对现实主义自身的一种超越行为。这些大众小说，不再致力于开掘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文学张力，而“更倾心于颁布一幅全新的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图景”，向着普实克所谓的“史诗化”大大推进了。换句话说，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进程恰恰就是其被工具化的进程。它的运作完全超出了安对现实主义作品最初的假定：即“很多现实主义作品其实都运作于两种层面：一为对社会的‘客观’反应层面；一为自觉的寓言层面。”^[15]当然，我们也可以据此认为，30年代以后的现实主义小说已经完全脱离其最初的形态，而变成了另一种文学实践。它不再通过维持一种与现实的特权关系，或展露其举足轻重的形式要素来获取其权威性，图解所谓的正确政治观成为其首屈一指的要义和象征资本泉源。

自然，我们不必同意30年代以后的现实主义小说，都倾向于扮演意识形态话语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论点在下面将要讨论的王德威的《虚构》一书中会得到有力反驳。但是，《限制》在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诉求（反映论）、美学形式实践（发生论）、接受批评理论（净化论），及意识形态批判方面所做的综合性评判，却大大开拓了以往以单一视角进入研究的论述模式，使结论变得更具信服力。借用姚斯（Hans Robert Jauss）对三种基本“美学欣赏态度”（反映论、发生论、功能论）的研讨，安使纵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无边现实主义”变得节制而多元，展露了小说叙述中的罅隙和断裂，质疑了文学史对作家的惯常记忆，并从中揭示出中国文化传统对西方观念的过滤和接受，涤除了人们对历史和文学应该是连贯、完整和递进的迷恋。

同安敏成对现实主义稍具时间线索的观察不同，王德威的《虚构》一书直接选取了鲁迅以次三位重要作家——茅盾、老舍、沈从文作为考察的对象，来勘察现实主义的新局面。在王看来，这三位作家的声音直接质疑甚至逾越了鲁迅的地位，但同时也反证了鲁迅的影响。他们在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方面所进行的实验，不仅修正增益了鲁迅奠定的论述典范，将其勾勒的中国视景加以延伸，同时也为其后的写实和现实主义实践指出不同道路：

茅盾、老舍及沈从文代表中国现代写实主义者处理写实主义的三种不同层面。茅盾展现出写实主义如何受政治与历史因素的制约，反映现实的前提如何暗藏着掩饰与排除现实的律令，也因此显示现实及文本间的权力斗争。他写作历史小说，为这个传统的文类注入新的可能，也为“时间”重新定义界线。老舍描画现实的方式，则是用煽情的泪与歇斯底里的笑来颠覆之。虽然他的公众形象永远是爱国与人道主义作家，他却深陷非理性与混乱的暗流困惑不已，于是质疑了他公开要卫护的写实主义的正当性。沈从文以他看似保守的乡土作品行世，然而他抒情的写作内蕴的一套思辨法则，远比多数革命作家还要来得前卫。他的乡土作品重燃我们对乌托邦的渴望，而同时又在当下的环境里不断让他的乌托邦产生位移。^[16]

如果说，鲁迅及其前驱关注的仍是“真实的应然（what the real should be）”与其“实然（what the real is）”间紧张的关系，而追逐在“仿拟之像（mimesis）”与“虚构之真（verisimilitude）”的辩证效应间，并最终深陷写实主义的道德困境，而衍出一段段文字寓言的话，那么，由茅盾、老舍、沈从文所提领与指示的六类表现形式，则大胆逸离了此一界域，以另起炉灶的方式，纾解了鲁迅自膺的写作（道德）使命与他写作结果间的龃龉。茅盾的历史演义与政治小说（the historical/political novel）、老舍的煽情悲喜剧和闹剧（the melodramatic/farcical novel）、沈从文的抒情表述和乡土写作（the lyrical/nativist novel），在在搅扰了约定俗成的文学史秩序和文类标记，以互为表里和交叉指涉之形态，续写或补写了鲁迅之外丰盛的写实手法，旋即斥责了一以贯之而绝无分殊的现代文学史写作。

王的研究虽不事为解魅（disenchantment）鲁迅神话再添浓墨，但由其提示的思路却为我们罗掘鲁迅之后异彩纷呈的写实主义提供了一种新观察。虽说由三位作家述写与表率的六大文章品格，早在19世纪欧洲写实主义和20世纪中国写实主义成为叙事大宗前即已存在，但因文学史过于耽迷鲁迅的一元形象，而使得其写实作品中泄漏的种种变数并不为人所重。其摇摇欲坠处所隐伏的洋洋大观，是其赓续和同侪，而非对面与意外。准此，我们说，由三位作家所开创的偏忽标签印象式的文学写作，理应被解读成“五四”以后写实主义辩证的一端，而非例外。

从历史政治小说到乡土文学，从插科打诨的闹剧叙事到涕泪交零的感伤文字，三位作家忙不迭的写作实践中，既有对写实主义模拟信条未曾或已的坚持，也有对文学虚构本命的不离不弃。茅盾借（重）写历史来选择未来；老舍用激进笑声来颠覆现实；沈从文则通过“想象的乡愁”来发现过去。其看似无所攸关处，却每有若合符节之意。假使我们同意王并不将现代写实主义看成是“一套僵化的教条，或是一个统一的流派”，而视其为一个“叙事领域（narrative domain）”的做法的话，那么，也当接受如下一个评述：“到了三四十年代，历史书写或煽情悲喜剧、抒情或闹剧都已构成作家描绘现实、演绎历史的形式要素。同时它们不断地被重构，而重构它们的历史力量曾赋予它们权威性，并将它们融汇成为阐释现实的参数。”^[17]这些参数，以其离谱或戏剧似的述写与表演（或专于细节、或溺于大笑、或恋于抒情），将“五四”一代对现实俯首帖耳，而又惴惴不能的忧虑，直接转为写作的出发点。借由各种“拟真”的非非之想，揭发点染了新时空情景下，碎裂的现实如何能再承其文学使命，而非道德义务的可能。此法虽无法周延写实作品形象的方方面面，却也为其人其作另添一层思辨的砝码。通过违逆将鲁迅定于一尊而独享单音（monophonic）表述的做法，这些参数也开掘了鲁迅作品游离在其惯有形象之外而呈断裂的面相，丰满而非削弱了其大师地位。据此而论，三位作家的努力使得先前被写实主义以“直接模仿人生（real）”为名侵蚀的“美学虚构（fiction）”天地，正渐次从其裂隙中恢复出来，向世人昭告了写实主义的新天地！

为了进一步落实其论点，王在结论中将目光引向世纪末的华文文学。他试“在30年代中发现世纪末，在世纪末中发现30年代”。他以福柯系谱学的方式，从20世纪后半期的某些作家出发，循路上溯到茅盾、老舍和沈从文最初留下的写实踪迹。这部分研究并无意强调其间附会影响/接受的直接关系，而欲借并置作品中出现的一些重复母题和似曾相识的人物，来考量他们或有共同的传承，并经此寻觅一种密响旁通般的相互对话。这些对话包含了“大陆小说中（重）写历史的政治学”、“来自台湾的激烈笑谑”，以及“两岸文学情境下想象的乡愁”。此厢是韩少功、戴厚英、余华、冯骥才、王桢和、王文兴、司马中原、宋泽莱诸位琳琅满目、各司其职的符号虚构游戏，彼厢是鲁迅一人正经八百、越俎代庖的写实陈规。世纪末与世纪初两厢对照，不由得要引人大发一番感喟：满纸荒唐言，亦无得咎处。离题幻化意，实有其本命！文学非一途，写实可虚构！

可以说，王对三四十年代写实主义的讨论，在时间上恰好补续了安关于革命时代中国现实主义的研讨，将两者并置，足令观者看清其褶皱处诸般不离本意的实验形态，为省思文学史的常规论述注入活泉。然在其拓宽了现实主义表述疆域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现实主义是否足以解说现代文学的一干姿态，而无别样风情？于李欧梵而言，就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中浪漫、颓废、传统以及现代主义的“翻案”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一书原是李在哈佛大学的英文博士论文，成书于1970年，出版于1973年。全书纵论了现代文学中一股持续不断的浪漫写作风格及其情感路线的成形、演化历程。借七位文人（林纾、苏曼殊、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蒋光慈、萧军）于历史急遽嬗递处，纠结在爱情、性、女人、政治与革命中繁杂的情感轨迹，质疑了体液书写只恃用于体恤国难，而无视个人跌宕情感的观点。其论述的畛域上起饱受身世飘零及疏离之苦的晚清文人，下至30年代浸染于红色激情的左翼作家。近50年风流蕴藉，浪漫已由一己之情思，演为浩荡主义，再在炮火和革命的摧折下升格为国家情爱。故此，与其将之视为一种形态稳定的文学样式或潮流趋向，反不若将其看作是个人对话于时事，敏感于自我的文学表达方式和生活形态。

因李拒绝援用以往的标准定义来琢磨浪漫，所以其结论往往乖离大多数的文学史论述，打破了现实主义独领风骚的符咒。其讨论的对象，不仅有“对立”于“五四”的保守文人林纾，也有背离“五四”浪漫传统的激进左派。李的这本书，运用的主要是思想史方法，同时兼及了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认同理论。该理论主张在历史、文化、社会的相互关联中考察人生的不同阶段，其重点是通过发掘作家身上的青春期经验，探讨对日后创作的影响。在书的第一章，李便提出了“文坛”和“文人”两个概念，借以描画浪漫主义起兴之际，整个中国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此等做法，在今日虽早被学者贺麦晓（Michel Hockx）以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的场域（field）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18]。但是李以流派、社团或现象为关注中心的处理法，却也早已补足了这一时髦理论只重个体、不重集团的做法。

接下去要讨论的几章，以作家为焦点，大胆应用了心理—历史分析法，解说中国现代作家如何在传统社会角色被切断的“认同紊乱”下，借其内心世界或个人生活重拾对社会和人生的信心，并开始一种浪漫性情的进化。其无论是少年维特般自怜自醉（Narcissism）的浪漫，还是普罗米修斯似生机勃勃的抒情，都无法回避如下议题中一个或多个的考验：“身份和疏离”、“女人与性爱”、“政治及个性”、“革命加恋情”。在李看来，对这些议题解答所构成的序列，恰好形塑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旅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而将其放在浪漫主义构架中，就是“从情感发展到力量，从爱情发展到革命，从维特发展到普罗米修斯”。^[19]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李归纳道，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虽然直接受惠于西方，两大典型的浪漫主义个性，也出于中国文人对两本最流行的浪漫主义小说（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热情回应，但究其实质，没有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感传统的溯源，西方的浪漫主义价值是难于令一些传统文人接受的。其能真正从传统中国文学的情感特点中区别出来，还有赖于拜伦的物力论，即那些能赋予现代文人以更多正面境界，并区别于传统才子感伤哀怜、意志薄弱的无限活力和热情。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的浪漫主义已然是力与革命的表征，其在炮火与硝烟中越挫越勇，并在1949年以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做了一次集体主义的大爆发。“在社会主义背景下的浪漫主义问题，肯定会是另一幕戏剧最引人入胜的主题。然而我们这一出浪漫主义戏剧已经闭幕了。”^[20]

李以其历史学科班出身的捷才，探讨了一个当时文学史殊少关注的议题。借对次序、理智、图式化、仪式化和生活结构化的反对，打开了一个观看中国现代文学的新视界（vision）。现实主义中耸人的国族、政教伦理，实在不过是局外人用来收束意识形态的伎俩。对社会腐败和人民疾苦做哀矜的观照，何必止于原样“重现”，浪漫心性中如何推不出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和国史的编撰？历史细弱处，反能成其大，那些为人诟病的作家，也许正兀自上演着另一出耐人寻味的剧目。其愈演愈烈的情节，或许可借王德威“有情中国”的论述，窥看一二。王最近有关“抒情主义与现代中国”的论式，则追索了一条潜隐或压抑于中国文化书写与阅读中的抒情线路。其意不在破题纠偏，而在立论展出：以“抒情”文类为题，处理文学、历史和现代性的关系。《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21]探讨四五十年代国共分裂之后，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抉择问题。其每一章都谈论了一个抒情的向度，比如梅兰芳是剧场的问题，费穆是视觉的、电影美学的问题，江文也是音乐的问题，台静农是书法的问题，林风眠是绘画的问题，还有胡兰成是政治的问题等。在王看来，“抒情”不止是一种文类特征，也是一种美学观照，一种生活风格，甚至一种政治立场，其理应被视为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面对现实、建构另类现代视野的重要资源。王所使用“抒情”概念，意在挣脱简化了的西方浪漫主义说法，外加晚明“情教”论以来的泛泛之辞，而欲还复其丰富的表现形态。相信王德威有关“抒情中国”的未尽考察，将构成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最不为人所重，却又至为精彩的那部分剧情，如是，我们虚位以待，乐观其成！

【注释】

[1]季进，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苏州大学北美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2]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56。

[3]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3。

[4]同上书：33—34。

[5]李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4。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

[7]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59。

[8]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张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

[9]同上书：12。

[10]Shih Shu-Mei，The Lure Of the Modern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1917- 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11]史书美，《现代性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9。

[12]Bonnie S.McDougall，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1919- 1925.Tokyo：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1971.

[13]Jing Yuen Tsu，Failure，Nationalism，and Literature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1895- 1937.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5.

[14]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88—189。

[15]同上书：207、8。

[16]David Der-wei Wang，Fictional Realism in 20 th Century ChinaMao Dun，Lao She，Shen Congw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23.

[17]David Der-wei Wang，Fictional Realism in 20 th Century ChinaMao Dun，Lao She，Shen Congw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291.

[18]Michel Hockx ed.，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Richmond，SurreyCurzon，1999；Michel Hockx，Questions of Style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1911- 1937.Leiden：Brill，2003.

[19]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296。

[20]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301。

[21]可参阅王德威、季进，《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访谈录之一》，《书城》，2008年第6期。